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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字经》是中国蒙学典籍的代表作品之一，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自晚清起就被奉为典籍翻译的经典主题。在其英译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通过理顺《三字经》在国内的英译研究现状，为其英译研究理顺一条路线，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新的研究切入点。
关键词：《三字经》;英译研究;研究现状
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译本是利玛窦的老师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S. J.，1543—1607） 的拉丁文译本，但据说没有出版，随后相继出现了俄语、法语、英语、德语等语言的译本，其中英译本最为普遍，共有32个译本。学者郑中求[1]对1812-2015年间的《三字经》英译史进行了梳理，将其英译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繁荣期（1812-1900），8个译本、沉寂期（1901-1988），3个译本，复兴期（1989-2015），21种译本。
一、《三字经》英译研究现状
截至2021年3月，笔者在CNKI搜索关键词“三字经”，检索出49，494条结果，由此可见，《三字经》受关注程度极高。为进一步精确到《三字经》英译研究相关内容，笔者结合了模糊检索和精准的高级检索，搜索关键词“三字经”并列“英”、“《三字经》”并列“翻译”等，统计得出120条相关检索结果，其中期刊论文88篇，硕士论文27篇，3篇报纸，2篇中国会议论文。笔者发现，《三字经》的英译研究起始于1990年宋路霞[2]在《图书馆杂志》发表的“插图中英对照本《三字经》及其译者”，文中作者对《三字经》的英译本和其作者潘世滋做了简要介绍。
根据检索可知，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下几个译本：裨治文译本、翟里斯译本、翟里斯重译本、王宝童译本、赵彦春译本。学界对《三字经》英译的研究越发多样化，从2010年开始，学界对《三字经》英译的研究持续增长，2015-2020年为《三字经》英译研究的活跃期，年均发刊论文在15篇左右。尤其是自2014年赵彦春《英韵三字经》的问世以来，因其再现《三字经》三字韵文的文体特征、文辞风格和文化内涵，被誉为经典之作，译界对其的关注度一路走高。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探析英译《三字经》，目前涉及的理论有“三美”论，功能对等理论，生态翻译理论，语义和交际翻译理论，关联翻译理论，图式理论，模因论，翻译美学视角，诗学视角，中华文化传播视角，翻译批评视角，文化自觉视角等，从这些理论、视角出发，有的学者对《三字经》英译版的单个译本进行研究，有的研究者對两个及以上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二、《三字经》英译的研究分类
笔者对所检索结果进行了研究、分类，将其归为一下五个方面：1）对《三字经》英译的误读研究;2）译者主体性的研究;3）《三字经》的西传研究;4）《三字经》英译本“美学价值”的研究;5）《三字经》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
1）《三字经》的误读研究
宁博和李海军[3]以裨治文的《三字经》译本为例，对《三字经》的误读进行研究，作者认为裨治文“囿于有限的中文水平、传教士身份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才在翻译的过程中误读了“《三字经》的蒙学价值和儒学思想，弱化了《三字经》文化内涵的阐释”。赵彦春[4]在“《三字经》英译诘难与译理发凡”一文中对马礼逊、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1801-1861）、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这几位早期译家的《三字经》第一节的英译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几位西方译者的“行文大多拖沓冗长，语义多有偏差。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文字释义上貌合神离，即拘泥于字面而失其要旨。”他总结道“西方译家纵有母语之长，但对原文的理解却不透彻，相应的译文表达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差强人意”。赵彦春[5]教授在其著作《三字经 英译集解》（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中通过赵彦春英译本《三字经》、翟理斯的英译本《三字经》和王宝童英译本《三字经》进行对比研究，详尽的论述了翟理斯译本和王宝童译本的不足之处，作者认为翟里斯译本的“散体译法导致原经文的诗体形式全然缺失”，并且译本存在“望文生义而死译”、“用词不当而偏离原文”等问题;王宝童译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压韵的要求”，但是也不乏存在“音韵害义”、“语法不精、用词不当、衔接欠妥”、“概念不确”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原文的思想内容和交际意图”;陈美吉[6]以《翟里斯》重译本为研究对象，对《三字经》中典故误译进行了举例分析，作者认为由于译者对中国文化的不甚了解，中西词汇、文化的不等值空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错误的解读《三字经》某些内容。
2）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晏刚[7]从模因论视角分别对《三字经》原作模因的特点、模因宿主（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和译作模因《英韵三字经》进行解读，作者得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实践了自己提出的翻译思想（关联原则和趋同原则）”，“译者赵彦春作为模因宿主的主体性在《英韵三字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胡维[8]也从翻译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原文阐释、翻译策略、翻译风格）出发，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在《三字经》王宝童和赵彦春的这两译本中的体现。龚贻娇[9]选取了王宝童先生和翟理斯两个英译本，从译者主体性视角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了译者主体性的构成因素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及其对译本产生的影响，并探索如何以主体性为视角来提升译者的翻译水平和提升译作的质量。李睿[10]从文化自觉视角下对翟里斯译本和赵彦春译本的译者主体性进行了分析，她总结到其“主体性差异主要体现在翻译目的、文化意识、诗学传统”这三个主要层面，两位译者处于不同时代，依靠不一样的文化自觉意识在特定范围内促进了《三字经》的翻译传播。
3）三字经的西传研究
黄时鉴[11]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了《三字经》在中西双向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郑志明[12]详细分析了晚清时期四种《三字经》英译本的特点和其翻译特色，此外他还对西方来华传教士与《三字经》西传的关系进行探讨，他认为《三字经》西传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既是译介先驱，又是译介主力”。赵凤玲[13]通过梳理不同时期、不同语种《三字经》在西方国家的翻译流传，她认为“借中国蒙童读物《三字经》之壳行传播基督教之实，这或许就是《三字经》西译的深层原因”。许然和卢莉[14]论述了《三字经》在海内外的传播，着重论述了《三字经》在日本、俄国以及英美国家的传播;罗敏[15]以三字经较早的版本和其重要的注释本为蓝本，论述了《三字经》在英、美国家的传播，着重介绍三字经英语译介对于英语国家的影响;高璐夷和储常胜[16]对《三字经》的外译历史做了简要分析，提到《三字经》早期向西方的传播过程中，其翻译工作主要由传教士完成，而他们选择文本的依据就是文本的语言特点，其根本目的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传教，扩充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他们认为近年来《三字经》的翻译实践实现了由“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的转变。宁博[17]也对《三字经》的译介情况做了简单归纳，两位作者都提到《三字经》的翻译主体由最初的西方来华传教士转变为如今的国内译者，这是文化自信提升的表现。 4）《三字经》英译本“美学价值”的研究
有不少论文对《三字经》英译本的翻译美学价值做了研究，但大都停留在“音、形、义”三方面的探讨。冯智强和崔静敏[18]从形、韵、神等三个方面分析了赵彦春《英韵三字经》的译文特点，考察了其通俗性和经典性等特征，从形式、韵律到精神探究《三字经》赵译本的独到之处，作者认为赵译本“不断逼近原文的形式、韵体和精神，实现了形神兼备的理想效果”;罗迪江和陈园缘[19]分析了赵彦春的《三字经》译本中翻译的最简思想，认为译者赵彦春“首创性地运用英语三词格韵诗独具一格地重塑了集音美、形美、意美为一体的《英韵三字经》”;文永超和朱斌[20]也认为：赵彦春教授的《英韵三字经》摈弃了散文体翻译法， 采用三词一行的诗体形式移译， 在“音”、“形”、“义”三个方面都达到了“圆满调和”的境界， 勘称经典译文;马品[21]从翻译美学角度出发，以王宝童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三字经》美学价值王宝童译本中的再现;李金明[22]以许渊冲的“三美”理论为指导，对比研究翟理斯《三字经》重译版和赵彦春的《英韵三字经》，论证这两译本是否在意、音、形上忠实于原文本，论证得出《英韵三字经》完美复现了诗歌的“三美”。张新菊[23]从皮姆的译者伦理角度出发，对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标和翻译策略等进行分析和探讨，重点关注译者在音、形、意三个方面的协调处理是否合理。黄小艳[24]李彬[25]、宋丹[26]等认为在传达原著美学价值的效果时，赵彦春教授的英译本《英韵三字经》是在“音、形、义”三方面完美复原原著的最佳译作。
5）《三字经》英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
也有几位译者对《三字经》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做了一定的研究。刘岚[27]对《三字经》多个译本做了比较分析，从形式、韵律、文化三个角度对比论证了不同译本的策略特点，她认为国内译者在“处理音、形、文化等方面特征时注意‘归化’和‘异化’策略的结合”;杜周军[28]以赵彦春译者的《英韵三字经》和翟里斯版本的英译《三字经》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归化”策略和“异化”在这两个版本中的运用。从词汇层面、句法层面探讨了“归化”在译文中的运用，从风格层面和文化层面探讨了“异化”在两译本中的运用;张建秀[29]在其“《三字经》翻译策略的选择的跨文化视角研究”一文中，分别从汉字字位的翻译策略，“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及校订法的翻译策略对翟里斯的英译本进行分析。刘雪梅[30]在“《三字经》汉英翻译策略——异化归化”一文中，以奈达的对等理论为依托，以文化、语言和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对三字经译本中所运用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胡京京和王英鹏[31]在“赵彦春《英韵三字经》中的归化翻译策略研究”一文中从引用西方典故、寻找英文中的对应词和选用宗教词汇三个方面，分析赵彦春《英韵三字经》中“归化”翻译的运用及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三、结语
当前国内《三字经》的英译研究越发多样化，对中国典籍的英译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典籍英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核心力量，在推動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扮演者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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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胡京京，王英鹏.赵彦春《英韵三字经》中的归化翻译策略研究[J].英语教师，2020，20（01）：83-86.
作者简介：1. 何熙：何熙（1995），女，汉族，四川达州人，翻译硕士，单位：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2. 李新新（1978— ），女，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翻译学、澳大利亚文学。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四川省国别与区域重点研究基地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课题“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探源”（项目编号szjj2016-108）和西华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重点学科（XZD1907-09）研究成果之一。
（西华大学 四川成都 610039）
关键词：《三字经》;英译研究;研究现状
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译本是利玛窦的老师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S. J.，1543—1607） 的拉丁文译本，但据说没有出版，随后相继出现了俄语、法语、英语、德语等语言的译本，其中英译本最为普遍，共有32个译本。学者郑中求[1]对1812-2015年间的《三字经》英译史进行了梳理，将其英译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繁荣期（1812-1900），8个译本、沉寂期（1901-1988），3个译本，复兴期（1989-2015），21种译本。
一、《三字经》英译研究现状
截至2021年3月，笔者在CNKI搜索关键词“三字经”，检索出49，494条结果，由此可见，《三字经》受关注程度极高。为进一步精确到《三字经》英译研究相关内容，笔者结合了模糊检索和精准的高级检索，搜索关键词“三字经”并列“英”、“《三字经》”并列“翻译”等，统计得出120条相关检索结果，其中期刊论文88篇，硕士论文27篇，3篇报纸，2篇中国会议论文。笔者发现，《三字经》的英译研究起始于1990年宋路霞[2]在《图书馆杂志》发表的“插图中英对照本《三字经》及其译者”，文中作者对《三字经》的英译本和其作者潘世滋做了简要介绍。
根据检索可知，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下几个译本：裨治文译本、翟里斯译本、翟里斯重译本、王宝童译本、赵彦春译本。学界对《三字经》英译的研究越发多样化，从2010年开始，学界对《三字经》英译的研究持续增长，2015-2020年为《三字经》英译研究的活跃期，年均发刊论文在15篇左右。尤其是自2014年赵彦春《英韵三字经》的问世以来，因其再现《三字经》三字韵文的文体特征、文辞风格和文化内涵，被誉为经典之作，译界对其的关注度一路走高。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探析英译《三字经》，目前涉及的理论有“三美”论，功能对等理论，生态翻译理论，语义和交际翻译理论，关联翻译理论，图式理论，模因论，翻译美学视角，诗学视角，中华文化传播视角，翻译批评视角，文化自觉视角等，从这些理论、视角出发，有的学者对《三字经》英译版的单个译本进行研究，有的研究者對两个及以上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二、《三字经》英译的研究分类
笔者对所检索结果进行了研究、分类，将其归为一下五个方面：1）对《三字经》英译的误读研究;2）译者主体性的研究;3）《三字经》的西传研究;4）《三字经》英译本“美学价值”的研究;5）《三字经》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
1）《三字经》的误读研究
宁博和李海军[3]以裨治文的《三字经》译本为例，对《三字经》的误读进行研究，作者认为裨治文“囿于有限的中文水平、传教士身份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才在翻译的过程中误读了“《三字经》的蒙学价值和儒学思想，弱化了《三字经》文化内涵的阐释”。赵彦春[4]在“《三字经》英译诘难与译理发凡”一文中对马礼逊、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1801-1861）、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这几位早期译家的《三字经》第一节的英译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几位西方译者的“行文大多拖沓冗长，语义多有偏差。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文字释义上貌合神离，即拘泥于字面而失其要旨。”他总结道“西方译家纵有母语之长，但对原文的理解却不透彻，相应的译文表达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差强人意”。赵彦春[5]教授在其著作《三字经 英译集解》（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中通过赵彦春英译本《三字经》、翟理斯的英译本《三字经》和王宝童英译本《三字经》进行对比研究，详尽的论述了翟理斯译本和王宝童译本的不足之处，作者认为翟里斯译本的“散体译法导致原经文的诗体形式全然缺失”，并且译本存在“望文生义而死译”、“用词不当而偏离原文”等问题;王宝童译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压韵的要求”，但是也不乏存在“音韵害义”、“语法不精、用词不当、衔接欠妥”、“概念不确”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原文的思想内容和交际意图”;陈美吉[6]以《翟里斯》重译本为研究对象，对《三字经》中典故误译进行了举例分析，作者认为由于译者对中国文化的不甚了解，中西词汇、文化的不等值空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错误的解读《三字经》某些内容。
2）译者主体性的研究
晏刚[7]从模因论视角分别对《三字经》原作模因的特点、模因宿主（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和译作模因《英韵三字经》进行解读，作者得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实践了自己提出的翻译思想（关联原则和趋同原则）”，“译者赵彦春作为模因宿主的主体性在《英韵三字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胡维[8]也从翻译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原文阐释、翻译策略、翻译风格）出发，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在《三字经》王宝童和赵彦春的这两译本中的体现。龚贻娇[9]选取了王宝童先生和翟理斯两个英译本，从译者主体性视角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了译者主体性的构成因素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及其对译本产生的影响，并探索如何以主体性为视角来提升译者的翻译水平和提升译作的质量。李睿[10]从文化自觉视角下对翟里斯译本和赵彦春译本的译者主体性进行了分析，她总结到其“主体性差异主要体现在翻译目的、文化意识、诗学传统”这三个主要层面，两位译者处于不同时代，依靠不一样的文化自觉意识在特定范围内促进了《三字经》的翻译传播。
3）三字经的西传研究
黄时鉴[11]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了《三字经》在中西双向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郑志明[12]详细分析了晚清时期四种《三字经》英译本的特点和其翻译特色，此外他还对西方来华传教士与《三字经》西传的关系进行探讨，他认为《三字经》西传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既是译介先驱，又是译介主力”。赵凤玲[13]通过梳理不同时期、不同语种《三字经》在西方国家的翻译流传，她认为“借中国蒙童读物《三字经》之壳行传播基督教之实，这或许就是《三字经》西译的深层原因”。许然和卢莉[14]论述了《三字经》在海内外的传播，着重论述了《三字经》在日本、俄国以及英美国家的传播;罗敏[15]以三字经较早的版本和其重要的注释本为蓝本，论述了《三字经》在英、美国家的传播，着重介绍三字经英语译介对于英语国家的影响;高璐夷和储常胜[16]对《三字经》的外译历史做了简要分析，提到《三字经》早期向西方的传播过程中，其翻译工作主要由传教士完成，而他们选择文本的依据就是文本的语言特点，其根本目的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传教，扩充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他们认为近年来《三字经》的翻译实践实现了由“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的转变。宁博[17]也对《三字经》的译介情况做了简单归纳，两位作者都提到《三字经》的翻译主体由最初的西方来华传教士转变为如今的国内译者，这是文化自信提升的表现。 4）《三字经》英译本“美学价值”的研究
有不少论文对《三字经》英译本的翻译美学价值做了研究，但大都停留在“音、形、义”三方面的探讨。冯智强和崔静敏[18]从形、韵、神等三个方面分析了赵彦春《英韵三字经》的译文特点，考察了其通俗性和经典性等特征，从形式、韵律到精神探究《三字经》赵译本的独到之处，作者认为赵译本“不断逼近原文的形式、韵体和精神，实现了形神兼备的理想效果”;罗迪江和陈园缘[19]分析了赵彦春的《三字经》译本中翻译的最简思想，认为译者赵彦春“首创性地运用英语三词格韵诗独具一格地重塑了集音美、形美、意美为一体的《英韵三字经》”;文永超和朱斌[20]也认为：赵彦春教授的《英韵三字经》摈弃了散文体翻译法， 采用三词一行的诗体形式移译， 在“音”、“形”、“义”三个方面都达到了“圆满调和”的境界， 勘称经典译文;马品[21]从翻译美学角度出发，以王宝童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三字经》美学价值王宝童译本中的再现;李金明[22]以许渊冲的“三美”理论为指导，对比研究翟理斯《三字经》重译版和赵彦春的《英韵三字经》，论证这两译本是否在意、音、形上忠实于原文本，论证得出《英韵三字经》完美复现了诗歌的“三美”。张新菊[23]从皮姆的译者伦理角度出发，对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标和翻译策略等进行分析和探讨，重点关注译者在音、形、意三个方面的协调处理是否合理。黄小艳[24]李彬[25]、宋丹[26]等认为在传达原著美学价值的效果时，赵彦春教授的英译本《英韵三字经》是在“音、形、义”三方面完美复原原著的最佳译作。
5）《三字经》英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
也有几位译者对《三字经》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做了一定的研究。刘岚[27]对《三字经》多个译本做了比较分析，从形式、韵律、文化三个角度对比论证了不同译本的策略特点，她认为国内译者在“处理音、形、文化等方面特征时注意‘归化’和‘异化’策略的结合”;杜周军[28]以赵彦春译者的《英韵三字经》和翟里斯版本的英译《三字经》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归化”策略和“异化”在这两个版本中的运用。从词汇层面、句法层面探讨了“归化”在译文中的运用，从风格层面和文化层面探讨了“异化”在两译本中的运用;张建秀[29]在其“《三字经》翻译策略的选择的跨文化视角研究”一文中，分别从汉字字位的翻译策略，“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及校订法的翻译策略对翟里斯的英译本进行分析。刘雪梅[30]在“《三字经》汉英翻译策略——异化归化”一文中，以奈达的对等理论为依托，以文化、语言和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对三字经译本中所运用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胡京京和王英鹏[31]在“赵彦春《英韵三字经》中的归化翻译策略研究”一文中从引用西方典故、寻找英文中的对应词和选用宗教词汇三个方面，分析赵彦春《英韵三字经》中“归化”翻译的运用及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三、结语
当前国内《三字经》的英译研究越发多样化，对中国典籍的英译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典籍英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核心力量，在推動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扮演者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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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1. 何熙：何熙（1995），女，汉族，四川达州人，翻译硕士，单位：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2. 李新新（1978— ），女，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翻译学、澳大利亚文学。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四川省国别与区域重点研究基地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课题“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探源”（项目编号szjj2016-108）和西华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重点学科（XZD1907-09）研究成果之一。
（西华大学 四川成都 61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