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过去30年里，各级政府的行为哪些变化了，哪些没有变化或变化甚小，这些变与不变的影响和得失在哪里……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现阶段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很自然促使我们再去审视政府作用的方方面面——在过去30年里，各级政府的行为哪些变化了，哪些没有变化或变化甚小，这些变与不变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有什么影响，得失在哪里。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行为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从政府与资本(经济)的关系看，政府行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核心是承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变化最小的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民主政治尚未成为配置社会政治资源的主要工具，因而产生了诸多问题，如官员腐败；一些地方民众的意见缺乏表达渠道，甚至发生激烈的群体性事件；某些官员与资本联手破坏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规则等。
那么，政府行为的这些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政府对资本的态度，从反对、限制到鼓励、支持，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如对私人所有的承认、私营经济的发展、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拉大、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认同、加入WTO、接受世界认同的贸易条件等变化，为今天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而且，凡是与资本有关的过时的政治信条和意识形态，如剥削、姓社姓资等都被扫荡出局。成功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可倒退的市场经济之路，这是中国至今最值得骄傲的。
但是，在大刀阔斧地调整政府与资本关系的同时，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进展还不够大。其表现为：人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低，渠道少；各级政府官员仍主要产生于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公共预算和财政仍是“看不见的政府”；在最需要透明的政府信息方面，如政府财政的收支信息、主要政府官员的产生信息、政府办事程序的信息等透明度不高，某种程度上使腐败得以滋生。在一些地区，腐败的已非个别官员，如安徽省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21个县级单位就有18个(县)区委书记被查处，原因多为买官卖官(《中国青年报》2007年12月10日)；安徽、河南等多个省出现了“前腐后继”现象和3个以上省级干部被法办的现象。
以上问题，反映了民主政治建设长期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现阶段我国处于转型期的矛盾高发期，从客观上讲，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诸多矛盾；从主观上讲，长期以来在制度创新方面行动迟缓，也是造成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一个社会来说，如果只尊重市场规律，而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关注不够，到头来，很可能连经济发展的势头和成果也难以保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当经济领域破除计划体制之后，如何在社会政治领域改革方面取得突破，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而艰难的课题。
美、墨等国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
一些国家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四五十年中，经历了“进步时代”——告别权贵市场经济，走上法治市场经济轨道，建立起高效的现代国家机器，至今对美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它的基本经验在于：
首先，大众媒体和知识界的“扒粪运动”促进了信息的公开透明，使普通民众更方便地监督政府。
其次，政治家的智慧、勇气、技巧和创新精神扭转了社会的混乱局面。与任何社会大发展都有杰出的政治家领导一样，美国的“进步时代”也造就了两位伟大的政治家：西奥多·羅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的“新自由”改革，完全改变了美国社会的走向。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多项基础性的制度建设，美国很难在其后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性大危机中转危为安，“福利国家”也不可能出现，美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也许是另一种结局。
最后，预算民主改革成了抵制官员腐败和规范政府行为的突破口。美国预算民主从地方到联邦的全面建立，使公共预算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在政治领域寻求自身利益的有效工具。公共财政运动改变了行政当局的行为，公共预算改革使政府成为负责任的政府。
墨西哥则是转型国家的另一种典型。
墨西哥转型的教训之一是长期缺乏监督导致大量腐败现象，甚至蔓延到最高层。这说明，一种力量过于强大往往会扭曲社会的均衡，从而在根本上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寻找党内外的制约力量，使执政党始终保持对人民负责的警觉性非常重要。
教训之二是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导致党的分裂。墨西哥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担心改革使自己失去执政地位，忧虑改革会给反对派攻击自己的机会。这种顾虑使革命制度党失去改革的勇气，也失去把握改革时机的政治智慧。
对执政党来说，学会与民众公开对话和自觉接受民众监督是民主执政的基础，这是墨西哥的一条重要经验。墨西哥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大的学生运动，使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这三次学生运动，用血的教训换来了政府和民众对话、听取民意，也换来了执政党民主执政的理念。
墨西哥的另一条经验是贫富差距巨大，却没有发生暴力革命。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和墨西哥向美国大量移民，对墨西哥收入差距缩小起到了积极作用。这说明，贫富差距拉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民众没有自救或他救的有效手段，没有脱贫的机会。
地方政府的作为至关重要
在我国，面对来自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挑战，地方政府的作为至关重要。因为地方政府处于基层，对政治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弊端感受最深且直接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迫切的经济发展压力。可喜的是，近年来涌现出不少地方民主政治建设的创新案例，说明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有强大的民意基础，而且在持续推进中。可以说，地方治理方面的创新，正在揭开我国新一轮政治和社会领域改革的序幕。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多年来我国学者在政治理论研究以及传媒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汶川大地震中，信息公开就突破了原有的框框，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这些都预示着我国已经踏上了一条政治与经济改革相互协调和配合的正确道路。
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要有取有舍：舍掉革命时期仅靠“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的做法——最坚实的执政基础，建立在民心向背和向人民负责的基础上；取得政府与资本、政府与民众两种关系的平衡——既要保证经济的发展繁荣，又要使这种发展和繁荣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现阶段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很自然促使我们再去审视政府作用的方方面面——在过去30年里，各级政府的行为哪些变化了，哪些没有变化或变化甚小，这些变与不变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有什么影响，得失在哪里。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行为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从政府与资本(经济)的关系看，政府行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核心是承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变化最小的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民主政治尚未成为配置社会政治资源的主要工具，因而产生了诸多问题，如官员腐败；一些地方民众的意见缺乏表达渠道，甚至发生激烈的群体性事件；某些官员与资本联手破坏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规则等。
那么，政府行为的这些变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政府对资本的态度，从反对、限制到鼓励、支持，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如对私人所有的承认、私营经济的发展、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拉大、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认同、加入WTO、接受世界认同的贸易条件等变化，为今天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而且，凡是与资本有关的过时的政治信条和意识形态，如剥削、姓社姓资等都被扫荡出局。成功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可倒退的市场经济之路，这是中国至今最值得骄傲的。
但是，在大刀阔斧地调整政府与资本关系的同时，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进展还不够大。其表现为：人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低，渠道少；各级政府官员仍主要产生于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公共预算和财政仍是“看不见的政府”；在最需要透明的政府信息方面，如政府财政的收支信息、主要政府官员的产生信息、政府办事程序的信息等透明度不高，某种程度上使腐败得以滋生。在一些地区，腐败的已非个别官员，如安徽省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21个县级单位就有18个(县)区委书记被查处，原因多为买官卖官(《中国青年报》2007年12月10日)；安徽、河南等多个省出现了“前腐后继”现象和3个以上省级干部被法办的现象。
以上问题，反映了民主政治建设长期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现阶段我国处于转型期的矛盾高发期，从客观上讲，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诸多矛盾；从主观上讲，长期以来在制度创新方面行动迟缓，也是造成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一个社会来说，如果只尊重市场规律，而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关注不够，到头来，很可能连经济发展的势头和成果也难以保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当经济领域破除计划体制之后，如何在社会政治领域改革方面取得突破，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而艰难的课题。
美、墨等国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
一些国家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四五十年中，经历了“进步时代”——告别权贵市场经济，走上法治市场经济轨道，建立起高效的现代国家机器，至今对美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它的基本经验在于：
首先，大众媒体和知识界的“扒粪运动”促进了信息的公开透明，使普通民众更方便地监督政府。
其次，政治家的智慧、勇气、技巧和创新精神扭转了社会的混乱局面。与任何社会大发展都有杰出的政治家领导一样，美国的“进步时代”也造就了两位伟大的政治家：西奥多·羅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的“新自由”改革，完全改变了美国社会的走向。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多项基础性的制度建设，美国很难在其后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性大危机中转危为安，“福利国家”也不可能出现，美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也许是另一种结局。
最后，预算民主改革成了抵制官员腐败和规范政府行为的突破口。美国预算民主从地方到联邦的全面建立，使公共预算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在政治领域寻求自身利益的有效工具。公共财政运动改变了行政当局的行为，公共预算改革使政府成为负责任的政府。
墨西哥则是转型国家的另一种典型。
墨西哥转型的教训之一是长期缺乏监督导致大量腐败现象，甚至蔓延到最高层。这说明，一种力量过于强大往往会扭曲社会的均衡，从而在根本上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寻找党内外的制约力量，使执政党始终保持对人民负责的警觉性非常重要。
教训之二是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导致党的分裂。墨西哥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担心改革使自己失去执政地位，忧虑改革会给反对派攻击自己的机会。这种顾虑使革命制度党失去改革的勇气，也失去把握改革时机的政治智慧。
对执政党来说，学会与民众公开对话和自觉接受民众监督是民主执政的基础，这是墨西哥的一条重要经验。墨西哥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大的学生运动，使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可以说，这三次学生运动，用血的教训换来了政府和民众对话、听取民意，也换来了执政党民主执政的理念。
墨西哥的另一条经验是贫富差距巨大，却没有发生暴力革命。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和墨西哥向美国大量移民，对墨西哥收入差距缩小起到了积极作用。这说明，贫富差距拉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民众没有自救或他救的有效手段，没有脱贫的机会。
地方政府的作为至关重要
在我国，面对来自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挑战，地方政府的作为至关重要。因为地方政府处于基层，对政治体制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弊端感受最深且直接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迫切的经济发展压力。可喜的是，近年来涌现出不少地方民主政治建设的创新案例，说明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有强大的民意基础，而且在持续推进中。可以说，地方治理方面的创新，正在揭开我国新一轮政治和社会领域改革的序幕。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多年来我国学者在政治理论研究以及传媒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步，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汶川大地震中，信息公开就突破了原有的框框，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这些都预示着我国已经踏上了一条政治与经济改革相互协调和配合的正确道路。
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要有取有舍：舍掉革命时期仅靠“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的做法——最坚实的执政基础，建立在民心向背和向人民负责的基础上；取得政府与资本、政府与民众两种关系的平衡——既要保证经济的发展繁荣，又要使这种发展和繁荣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