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18日，他在拒绝美国援助面粉的宣言上签名。一个多月后，他因胃溃疡穿孔住进了医院，想不到手术后引起并发症，一代文学大师就那样匆匆而去。
　　那一年，他刚刚50岁，她45岁。
　　他去世后，她收拾起悲伤，带着他们的9个子女孤独地走过四十二年，把他们一一培养成人。四十二年后，她安详离世。
　　那一只小箱子，是他生前用过的，在他走后，她一直小心地珍藏，却从来没在子女们面前开启。那保存完好的75封书信，是她辞世七年后，她的子女在搬家时意外发现的。纸张已泛黄，却都保存完好。
　　这是75封爱的书信，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如痴如醉的爱情表白，是一个女人守着它们走了大半生的孤独与坚贞。
　　与陈竹隐认识时，朱自清的生活正混乱不堪，结发妻子武仲谦已病逝一年多，给他留下6个孩子，最大的也不过10岁，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中。一個靠教书养家的穷教授，要照顾身边的6个稚子，那份艰难可想而知。朋友们看不下去，劝朱自清续弦，却被朱自清拒绝。在朱自清的心里，虽然与亡妻是包办婚姻，可数年的相守，一餐一饭里积下的深情，让他念念难忘。


　　朱自清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朋友拉着去与陈竹隐相见的。后来，陈竹隐回忆：“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雅正派，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显得有些土气。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是我才不要呢！’”然而，陈竹隐决意与他交往下去。
　　初次见面，陈竹隐给朱自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竹隐有着白皙的面庞，短短的头发，落落大方的谈吐。在朱自清看来，她似一株清新的荷。
　　陈竹隐比朱自清小5岁，虽然出生在贫寒之家，她却坚忍好学，自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身前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读书。聪颖的她学国画、学昆曲，有着很深的艺术造诣，再加上性格开朗大方，很快与朱自清坠入爱河。他们相约一起吃饭、看电影，开始了频繁的约会，也开始了书信来往。
　　细细研读那些爱情书简，不难发现，在他们的书信中，随着二人感情的发展升温，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第一封信里，朱自清称陈竹隐为“竹隐女士”，落款为“朱自清”。一周后的第二封信里，他称她为“竹隐弟”，落款成了“自清”。在他们的第五封信里，先前的“竹隐弟”已变为更亲切的“隐弟”，“自清”只余一个“清”字……再以后，他在给她的信里，称呼不断变来变去：“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如霞彩似的……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很害怕真的会整个儿变成你的俘虏呢！”
　　彼时，两人已是心心相系的恋人，只是谁也没有勇气提出结婚二字。一个二十多岁的青春少女，还来不及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与温馨，就要成为6个孩子的母亲。那副担子，她可承受得起？那棵爱情树，又能否在那烟火日子里常青下去？她犹豫了。
　　那年寒假，她开始刻意地躲他，却躲不开牵挂与相思。当她再次捧读他的信，听他在信上倾诉思念之苦，说他的胃又开始疼痛，她的心轻轻地痛了。他在信里痛苦地写道：“竹隐，这个名字几乎占了我这个假期中所有独处的时间。我不能念出，整个人看报也迷迷糊糊的！我认为自己是个遇事镇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迷乱啊。”
　　再不管那么多身前身后事，她如一只勇敢的飞蛾，扑向那团燃得正烈的爱情火。她接受了他，也接受了他6个年幼的孩子。1932年，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上海杏花村酒楼举行了婚礼。那时，他们刚好相识两周年。
　　此后，他们的生活就是另一幅画卷。陈竹隐几乎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梦想，画笔尘封，昆曲高搁，她把所有的心思，扑在了那个家上。家里人口多，单凭朱自清教书著书的收入来维系，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陈竹隐从来没有埋怨过，为了凑足给孩子请家庭教师的钱，她甚至悄悄跑到医院卖过几次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带着家人随校南迁到昆明，日子更加窘迫，常常三餐不济。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柔弱的陈竹隐带着孩子们回到自己的老家成都，一个人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他们一个在成都，一个在昆明，相距遥遥，两颗相依相恋的心却从未放下对彼此的思念与牵挂。每逢假期，朱自清都要穿越千山万水回成都探亲。山一程，水一程，关山重重，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因为家里有爱他和他爱的妻儿在等着。
　　朱自清与陈竹隐相守的时光不过短短的十几年。十几年的岁月中，他眼里再无其他的风景；她心里，装着的全是他。他们的爱，一如散文大师笔下清丽深情的文字，清新芬芳如月下淡淡的荷风，纯净得不掺任何杂质，绵绵深情如那汪清碧的潭水，让人羡慕慨叹。
　　如今，斯人已逝，重读那些信简，那份爱，却依旧能轻轻拨动世间红尘男女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