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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不是潘金莲》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影片，不仅在美学上大胆创新，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匠心独具，引入“潘金莲”这一敏感人物，并以“我不是潘金莲”为口号，赋予法治社会下中国女性“娜拉”式的出走与突围。影片以第一主人公李雪莲的自身经历为叙事线索，展现当下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于男权社会，法治社会，人情社会的反叛。
关键词：《我不是潘金莲》；男权意识；女性生存；集体无意识
作者简介：郑向阳，河北大学艺术学院2016级戏剧与影视学在读硕士。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1
一、何为男权意识？
男权意识，也称父权意识，其与男权、男权主义、男性主义等名词在学术定义上有所重叠，表达方式上交互使用，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下，在人类的头脑中形成的男子在家庭、社会中应具有的支配性特权。回溯历史，“母权制度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1]此后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中国女性始终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其主体意识也因此而长眠不醒。
二、《我不是潘金莲》中群像的符号化隐喻
（一）家庭背景下的男性伤害
影片中的女中人公走上上访道路，虽源于一件利己主义的错误事件，但在这一诉讼的历程中经历了两次来自家庭中的男性的伤害。起初李雪莲因为丈夫失信走上了告状的道路，但出狱后，秦玉河却在众人面前再次伤害她：“你说你叫李雪莲，我看你应该是潘金莲”这句话不仅反映了秦玉河的心里动机，同时所指了他作为男权主义的代表，对妻子施加了“从一而终”的性别压力。如果说秦玉河所代表的男性对于女性的伤害是打击性的，那么赵大头对于李雪莲的伤害则更是欺骗性和毁灭性的。赵大头以“爱情与婚姻”的幌子，再次出现在李雪莲的面前时，是为了一己私利，在力比多的催促下，迅速完成了对女性的占有，再度遭遇伤害后，李雪莲的精神和肉体受到了双重的打击，这次来自于男权制的伤害对于女性人物来说是雪上加霜。
（二）社会背景下的男权压迫
当李雪莲作为一个受到家庭伤害，想要“出走”寻求帮助的女性人物时，又受到了来自社会背景下的男权压迫。面对李雪莲欲哭无泪的苦苦哀求，基层官员的嘴脸惊人一致，将这样一件小事托举到中央，最后又在中央的决策下，将这一级级官员齐刷刷地撂倒。当观众看到这一级级的官员被齐刷刷地撂倒而拍手叫好的时候，同时也应该思考这些官员的不作为，是否也是一种男性群体对于女性个体的伤害呢？
（三）女性的“出走”
相较于传统敢怒而不敢言的传统女性而言，以李雪莲为代表的中国女性无疑是进步，是如同“娜拉”似敢于出走的反叛女性人物，反叛着整个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面对家庭背景下的男性欺骗，李雪莲毅然决然的走上了告状的道路，当面对赵大头“甜蜜的陷阱”李雪莲毫不留恋，愤怒之后再次走上“上访”的道路，这是她作为家庭女性，在面对男性伤害后的第一次“出走”。由此可见，在影片中李雪莲不仅代表了一种反叛的力量，更成为了一種敢于向男权社会发出挑战的女性维权者。
三、男权意识下女性生存的悖论
（一）可见的女性关照
作为一名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李雪莲敢于同政府官员对抗，力量的悬殊决定着李雪莲的必然失败。从影片的叙事中可以看出，因为李雪莲“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在申请离婚案件过程中，她找完法院找县长，找完县长找市长，使一个蚂蚁大的民间小事滚雪球般衍变成一头大象般的政治事件。从事件表面上看，各位官员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李雪莲反倒成了招人赍恨的无理女子。在同各官员周旋的过程中，李雪莲精心策划，用心对待，颇显认真细致的人生姿态。
（二）不可见的男权之网下女性生存的悖论
导演虽然欣赏李雪莲身上的“出走”个性，厌恶潘金莲式的淫荡与不贞，但从李雪莲“出走”的内容以及导演盛赞的李雪莲叛逆性的真实意图来看，似乎具有一定的悖反性。宋朝的潘金莲在生活中未必是那样的，但施耐庵把她塑造成这样的形象了。这个形象最大特点就是在性格上的反叛。所以说潘金莲的反叛是彻底的，她不惜上断头台。李雪莲跟潘金莲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反叛。但是，李雪莲反叛的是潘金莲的反叛，这是个直接的悖反。”[2]影片中李雪莲对潘金莲的反抗行为本身就表明她骨子里认同了这个由男人们定义出的道德符号，坚决反判潘金莲那种敢于反叛当时男子三妻四妾的社会规则的行为。从这点来说，李雪莲作为一个“出走”的个性，虽然她敢于反叛家庭、社会背景下男性的伤害，但她所反叛到底是集体无意识下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应该具有的自由。
四、结论
《我不是潘金莲》以独特的东方美学原则建构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借李雪莲的“出走”完成着“我不是潘金莲”的自我正名，在一系列的上诉过程中再现了中国社会男权意识的深入人心，并探讨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的悖论。在影片中，虽也强调了男性权利的不可动摇，但导演采用思辨的目光，相对于中国影坛上高调宣扬男权意识的导演群，《我不是潘金莲》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相信这一次“出走”，会对中国的影坛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注释：
[1][德]恩克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2]刘颋，《三人行，必有我舅——刘震云畅谈小说之道》，http：//www.chinawriter. Com.cn/ck/.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2]马睿、吴迎君《电影符号学教程》，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张红梅《女性主义对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主题的影响》，《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关键词：《我不是潘金莲》；男权意识；女性生存；集体无意识
作者简介：郑向阳，河北大学艺术学院2016级戏剧与影视学在读硕士。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1
一、何为男权意识？
男权意识，也称父权意识，其与男权、男权主义、男性主义等名词在学术定义上有所重叠，表达方式上交互使用，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下，在人类的头脑中形成的男子在家庭、社会中应具有的支配性特权。回溯历史，“母权制度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1]此后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中国女性始终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其主体意识也因此而长眠不醒。
二、《我不是潘金莲》中群像的符号化隐喻
（一）家庭背景下的男性伤害
影片中的女中人公走上上访道路，虽源于一件利己主义的错误事件，但在这一诉讼的历程中经历了两次来自家庭中的男性的伤害。起初李雪莲因为丈夫失信走上了告状的道路，但出狱后，秦玉河却在众人面前再次伤害她：“你说你叫李雪莲，我看你应该是潘金莲”这句话不仅反映了秦玉河的心里动机，同时所指了他作为男权主义的代表，对妻子施加了“从一而终”的性别压力。如果说秦玉河所代表的男性对于女性的伤害是打击性的，那么赵大头对于李雪莲的伤害则更是欺骗性和毁灭性的。赵大头以“爱情与婚姻”的幌子，再次出现在李雪莲的面前时，是为了一己私利，在力比多的催促下，迅速完成了对女性的占有，再度遭遇伤害后，李雪莲的精神和肉体受到了双重的打击，这次来自于男权制的伤害对于女性人物来说是雪上加霜。
（二）社会背景下的男权压迫
当李雪莲作为一个受到家庭伤害，想要“出走”寻求帮助的女性人物时，又受到了来自社会背景下的男权压迫。面对李雪莲欲哭无泪的苦苦哀求，基层官员的嘴脸惊人一致，将这样一件小事托举到中央，最后又在中央的决策下，将这一级级官员齐刷刷地撂倒。当观众看到这一级级的官员被齐刷刷地撂倒而拍手叫好的时候，同时也应该思考这些官员的不作为，是否也是一种男性群体对于女性个体的伤害呢？
（三）女性的“出走”
相较于传统敢怒而不敢言的传统女性而言，以李雪莲为代表的中国女性无疑是进步，是如同“娜拉”似敢于出走的反叛女性人物，反叛着整个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面对家庭背景下的男性欺骗，李雪莲毅然决然的走上了告状的道路，当面对赵大头“甜蜜的陷阱”李雪莲毫不留恋，愤怒之后再次走上“上访”的道路，这是她作为家庭女性，在面对男性伤害后的第一次“出走”。由此可见，在影片中李雪莲不仅代表了一种反叛的力量，更成为了一種敢于向男权社会发出挑战的女性维权者。
三、男权意识下女性生存的悖论
（一）可见的女性关照
作为一名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李雪莲敢于同政府官员对抗，力量的悬殊决定着李雪莲的必然失败。从影片的叙事中可以看出，因为李雪莲“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在申请离婚案件过程中，她找完法院找县长，找完县长找市长，使一个蚂蚁大的民间小事滚雪球般衍变成一头大象般的政治事件。从事件表面上看，各位官员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李雪莲反倒成了招人赍恨的无理女子。在同各官员周旋的过程中，李雪莲精心策划，用心对待，颇显认真细致的人生姿态。
（二）不可见的男权之网下女性生存的悖论
导演虽然欣赏李雪莲身上的“出走”个性，厌恶潘金莲式的淫荡与不贞，但从李雪莲“出走”的内容以及导演盛赞的李雪莲叛逆性的真实意图来看，似乎具有一定的悖反性。宋朝的潘金莲在生活中未必是那样的，但施耐庵把她塑造成这样的形象了。这个形象最大特点就是在性格上的反叛。所以说潘金莲的反叛是彻底的，她不惜上断头台。李雪莲跟潘金莲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反叛。但是，李雪莲反叛的是潘金莲的反叛，这是个直接的悖反。”[2]影片中李雪莲对潘金莲的反抗行为本身就表明她骨子里认同了这个由男人们定义出的道德符号，坚决反判潘金莲那种敢于反叛当时男子三妻四妾的社会规则的行为。从这点来说，李雪莲作为一个“出走”的个性，虽然她敢于反叛家庭、社会背景下男性的伤害，但她所反叛到底是集体无意识下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应该具有的自由。
四、结论
《我不是潘金莲》以独特的东方美学原则建构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借李雪莲的“出走”完成着“我不是潘金莲”的自我正名，在一系列的上诉过程中再现了中国社会男权意识的深入人心，并探讨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的悖论。在影片中，虽也强调了男性权利的不可动摇，但导演采用思辨的目光，相对于中国影坛上高调宣扬男权意识的导演群，《我不是潘金莲》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相信这一次“出走”，会对中国的影坛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注释：
[1][德]恩克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2]刘颋，《三人行，必有我舅——刘震云畅谈小说之道》，http：//www.chinawriter. Com.cn/ck/.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2]马睿、吴迎君《电影符号学教程》，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张红梅《女性主义对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主题的影响》，《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