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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从公共卫生专业毕业工作已经22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还要经受生与死的考验。
那年，我的丈夫在市疾控中心担任办公室主任兼流病科科长，在市非典防控指挥部、疾控中心两边跑，常吃不上饭，我们几天都见不上一面。当时省里规定疑似病人由市专家组确诊，他第一次去某县会诊，走之前给我打了三个电话，前两个电话只说“我上去了”，我回答“好！”第三个电话说：“我上去了！照顾好孩子！”当时我挺镇静的，只感到心脏往下沉，没多想，也不敢想，现在想想眼泪直流。
2003年之前的几年，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开展得艰难，部分工资需要靠自己创收，乡镇医院发不下工资，有的边远乡镇卫生院的只剩下一人看门，村医外出打工，区、乡、村三级防疫网络早已名存实亡。3月底4月初接到非典疫情通知时，当时市面上已经购买不到个人防护用品，我们就买了白布请服装厂制作了20套防护服。就在防护装备基本没有的情况下，区第一医院收治一名从外地返回的不明原因发热病人，我和同事钱大夫只着了一次性手术服、口罩，就到现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现在想想都后怕。
4月中旬，非典疫情形势已十分严峻。区政府紧急成立了非典防控指挥部—给出的指示是内紧外松，不能引起群众恐慌。所有工作人员统一在招待所办公，吃饭、住宿。
环卫处的洒水车每天在城区街道上喷洒过氧乙酸，洒水车被腐蚀得很严重，财政局长找我询问，这样消毒有作用吗？我说没有用，但指挥长不同意停止环境消毒，怕引起群众恐慌，就将消毒药浓度降低了一些。
流调队（“流调队”是非典时期的一个新词汇，全称是“流行病学调查队”）、专家组医务人员天天参加省、市演练，调查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被病毒感染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有一次收到通报说从外地返回了一名非典病人密切接触者，流调队一名新队员穿好防护服，坐在车上就全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嘣响，有人取笑说他尿灌了一雨鞋。
2003年5月底，全国非典疫情基本控制，除值班以外，我和丈夫可以回家吃饭、住宿，我们回家后做的第一顿饭是凉面，感觉特别的香。10年过去了，我们非典防控指挥部的同事，都互称“战友”，我和老公说到非典，最爱说的是：“非典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人民战争。”
2003年的非典疫情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工作的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传染病疫情报告，网络报告只开通到县区级以上疾控中心。2004年1月开通了县级以上医疗单位传染病网络直报， 2005年开通乡镇以上医疗单位传染病网络直报。2012年，省里又为村卫生室配备了电脑，现在国家疾病信息报告系统纵向可到村卫生室。
非典病毒是一种特殊的变异病毒，而人类实际上时刻都在与各种病毒共处。抗战非典属于战备状态，2003年之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得到逐步完善，各种工作也逐渐展开。2004年，我所在的汉滨区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艾滋病防治示范区，我开始做跟“艾滋病防治”有关的工作。那时，我们对于艾滋病也很陌生，一切从头开始。
开始进入吸毒人群非常难。他们排斥我们，提防我们，担心我们是公安便衣。第一次在戒毒所做调查监测，大家都戴着口罩，紧张得大汗淋漓。戒毒人员悄悄问我们：“怕什么？”我们说：“怕报复！”他们说：“你们真傻，我们咋会报复你们，我们清楚，你们是为我们，要报复也不会报复你们。”
2004年7月，为找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我和两位同事，顶着37℃的气温，翻山近四个小时，下山时我还摔破了胳膊。找到感染者，他还不承认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劝了半天都不行。最后，我对他说：“我们仨人都可以做你的长辈，这么热的天，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为了谁？”他默默地点点头。调查快结束时，卧室走出一女孩，是他的女朋友，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后来经过反复地给这位艾滋感染者做工作，他终于将女朋友带到省疾控中心做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2005年1月，我们做既往有偿供血（卖血）人员艾滋病普查，查出1人阳性。颇费周折地找到了病人之后，我张不开口告诉他实情。他向我们讲述了他10年前卖血的经历。
那是1996年，山西省临汾一个叫“生物再生公司”大量买血浆，他们被“招工”，住集体宿舍，每10个人一班，按时上下班，上班时10个人坐一排，每三天抽两次，每次抽400CC血浆。他一共待了三个多月。有人抽不出血来，老板就叫人把卖血的人头朝下，反复地磕。
我们一行去了四人，静静的，连出气的声音都听得到，我就觉得我的背凉飕飕的。我平时很会劝人的，这时候我实在是张不开口，但是我还得说，因为他有妻子、孩子。后来，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他没有哭，很平静，没有表情，很茫然，他妻子也一样。
他有三个孩子，幸运的是他们都超过10岁了，是在他染病之前出生。我们给他妻子抽了血，后来经检测也是阳性。2005年10月，他开始发病，体重下降，腹泻，我们给他测了CD4，给他申请了免费药，他11月1日开始服药，副作用非常大。他们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们可能是他们唯一可以信赖的人。我反复告诉他们，如果药物副作用太大，就把他送到城里医院来。但因为没有钱，又没有公共交通到他的家，有一天他突然发高烧，12月9日去世了。
他们夫妻两人非常怕麻烦别人。有时我们给他们倒水，他们也不喝。在他被查出来艾滋感染以后，我让他写份救助申请，他不愿意。病发作以后，他才写了一份申请，我们跑了很多次，找副区长、找民政局去批示，后来副区长落实了两个孩子的学费，民政局也终于给了1500元补助金。我们疾控中心买了米、面、油，和领导们一起给他妻子送去。
2006年，这位妻子开始服用国家抗艾滋病免费药品，到今天已经6年多。三个孩子都已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她也在城里打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十年了，艾滋病感染者、病人不断地被发现、被治疗、被救助，这个人群不再躲我们，他们需要我们，但多数人仍不接受他们，歧视他们。还好，我所见到的十多对夫妻，没有一人离婚，仍然坚持着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坚持治疗，坚持工作，坚持生活着。
那年，我的丈夫在市疾控中心担任办公室主任兼流病科科长，在市非典防控指挥部、疾控中心两边跑，常吃不上饭，我们几天都见不上一面。当时省里规定疑似病人由市专家组确诊，他第一次去某县会诊，走之前给我打了三个电话，前两个电话只说“我上去了”，我回答“好！”第三个电话说：“我上去了！照顾好孩子！”当时我挺镇静的，只感到心脏往下沉，没多想，也不敢想，现在想想眼泪直流。
2003年之前的几年，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开展得艰难，部分工资需要靠自己创收，乡镇医院发不下工资，有的边远乡镇卫生院的只剩下一人看门，村医外出打工，区、乡、村三级防疫网络早已名存实亡。3月底4月初接到非典疫情通知时，当时市面上已经购买不到个人防护用品，我们就买了白布请服装厂制作了20套防护服。就在防护装备基本没有的情况下，区第一医院收治一名从外地返回的不明原因发热病人，我和同事钱大夫只着了一次性手术服、口罩，就到现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现在想想都后怕。
4月中旬，非典疫情形势已十分严峻。区政府紧急成立了非典防控指挥部—给出的指示是内紧外松，不能引起群众恐慌。所有工作人员统一在招待所办公，吃饭、住宿。
环卫处的洒水车每天在城区街道上喷洒过氧乙酸，洒水车被腐蚀得很严重，财政局长找我询问，这样消毒有作用吗？我说没有用，但指挥长不同意停止环境消毒，怕引起群众恐慌，就将消毒药浓度降低了一些。
流调队（“流调队”是非典时期的一个新词汇，全称是“流行病学调查队”）、专家组医务人员天天参加省、市演练，调查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被病毒感染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有一次收到通报说从外地返回了一名非典病人密切接触者，流调队一名新队员穿好防护服，坐在车上就全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嘣响，有人取笑说他尿灌了一雨鞋。
2003年5月底，全国非典疫情基本控制，除值班以外，我和丈夫可以回家吃饭、住宿，我们回家后做的第一顿饭是凉面，感觉特别的香。10年过去了，我们非典防控指挥部的同事，都互称“战友”，我和老公说到非典，最爱说的是：“非典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人民战争。”
2003年的非典疫情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工作的诸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传染病疫情报告，网络报告只开通到县区级以上疾控中心。2004年1月开通了县级以上医疗单位传染病网络直报， 2005年开通乡镇以上医疗单位传染病网络直报。2012年，省里又为村卫生室配备了电脑，现在国家疾病信息报告系统纵向可到村卫生室。
非典病毒是一种特殊的变异病毒，而人类实际上时刻都在与各种病毒共处。抗战非典属于战备状态，2003年之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得到逐步完善，各种工作也逐渐展开。2004年，我所在的汉滨区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艾滋病防治示范区，我开始做跟“艾滋病防治”有关的工作。那时，我们对于艾滋病也很陌生，一切从头开始。
开始进入吸毒人群非常难。他们排斥我们，提防我们，担心我们是公安便衣。第一次在戒毒所做调查监测，大家都戴着口罩，紧张得大汗淋漓。戒毒人员悄悄问我们：“怕什么？”我们说：“怕报复！”他们说：“你们真傻，我们咋会报复你们，我们清楚，你们是为我们，要报复也不会报复你们。”
2004年7月，为找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我和两位同事，顶着37℃的气温，翻山近四个小时，下山时我还摔破了胳膊。找到感染者，他还不承认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劝了半天都不行。最后，我对他说：“我们仨人都可以做你的长辈，这么热的天，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为了谁？”他默默地点点头。调查快结束时，卧室走出一女孩，是他的女朋友，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后来经过反复地给这位艾滋感染者做工作，他终于将女朋友带到省疾控中心做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2005年1月，我们做既往有偿供血（卖血）人员艾滋病普查，查出1人阳性。颇费周折地找到了病人之后，我张不开口告诉他实情。他向我们讲述了他10年前卖血的经历。
那是1996年，山西省临汾一个叫“生物再生公司”大量买血浆，他们被“招工”，住集体宿舍，每10个人一班，按时上下班，上班时10个人坐一排，每三天抽两次，每次抽400CC血浆。他一共待了三个多月。有人抽不出血来，老板就叫人把卖血的人头朝下，反复地磕。
我们一行去了四人，静静的，连出气的声音都听得到，我就觉得我的背凉飕飕的。我平时很会劝人的，这时候我实在是张不开口，但是我还得说，因为他有妻子、孩子。后来，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他没有哭，很平静，没有表情，很茫然，他妻子也一样。
他有三个孩子，幸运的是他们都超过10岁了，是在他染病之前出生。我们给他妻子抽了血，后来经检测也是阳性。2005年10月，他开始发病，体重下降，腹泻，我们给他测了CD4，给他申请了免费药，他11月1日开始服药，副作用非常大。他们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们可能是他们唯一可以信赖的人。我反复告诉他们，如果药物副作用太大，就把他送到城里医院来。但因为没有钱，又没有公共交通到他的家，有一天他突然发高烧，12月9日去世了。
他们夫妻两人非常怕麻烦别人。有时我们给他们倒水，他们也不喝。在他被查出来艾滋感染以后，我让他写份救助申请，他不愿意。病发作以后，他才写了一份申请，我们跑了很多次，找副区长、找民政局去批示，后来副区长落实了两个孩子的学费，民政局也终于给了1500元补助金。我们疾控中心买了米、面、油，和领导们一起给他妻子送去。
2006年，这位妻子开始服用国家抗艾滋病免费药品，到今天已经6年多。三个孩子都已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她也在城里打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十年了，艾滋病感染者、病人不断地被发现、被治疗、被救助，这个人群不再躲我们，他们需要我们，但多数人仍不接受他们，歧视他们。还好，我所见到的十多对夫妻，没有一人离婚，仍然坚持着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坚持治疗，坚持工作，坚持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