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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人将中国式智库一针见血地总结为的三大类:豢养型、愤青型、商业型。
美国政治有两条街。一条是以盛产说客闻名的K街,从白宫步行过来仅需10分钟。这里云集了形形色色的游说公司,200多名国会前议员或政府高官、2000多名其他前任政府官员,每天有大量的政治交易在这里上演,年产值超过30亿美元。
另一条是只有几百米长的马萨诸塞大道,清一色不起眼的小楼,走近细看铭牌: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今年3月初,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访问美国时专程前往演讲,随便走进某家咖啡馆,说不定就能邂逅前财长保尔森、前驻华大使芮效俭……
用老牌智库布鲁金斯主席约翰·桑顿的话说,这条街上的40多家同行虽然多少年来都比邻而居,大家都是竞争关系,还从来没有齐刷刷地聚到一起开过会。但就在今年7月,包括桑顿在内的美国排名前6位的智库头面人物,连同基辛格博士,都在一家成立只有100天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振臂一呼之下,不远7000英里跑来地球另一端,肩并肩、椅子挨着椅子,热火朝天地探讨“应对危机之策”。
上达天听
这家中国民间智库刚一成立便以“超豪华明星阵容”震惊海外: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71岁的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再度出山挂帅,众多退休或在位的政府要员担任其领导层,5亿元人民币的基金支持……其办公地点更引人遐想无限:一处被红墙包围着的大院,哨兵把守,距离中南海仅百米。
“这个思路是对的。智库的最终目的就是影响政府决策。退休高官对政策内情有更清楚的了解,也拥有更通畅的渠道‘上达天听’。”北京一位观察人士告诉记者。
美国素有“旋转门”一说。1997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第一次访问传统基金会时,震惊于他们能为政界输送那么多的政治家,而官员们卸任后又是如此喜欢往那儿扎堆。
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上举足轻重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总裁哈斯,曾就职于白宮、国务院和国防部,多年担任国务院政策策划部主任。企业研究所招揽到前美国国防部中国科科长卜大年,其亚洲部主任李洁明则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出身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也是藏龙卧虎,凯利是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在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时频频斡旋朝核问题。号称“天下第一智库”的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贝德先后在里根、老布什、克林顿与小布什几届政府任职,27年的外交生涯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和东亚,先后担任过国务院中国处处长、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还是促成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见证者,对与中国打交道事务可谓门清。
“这些智库招揽的都非等闲之辈。在西方,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政府怎么会买他们的报告?”上述人士认为。“国家不幸诗家幸。”与经济不景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智库业一片红火。7年前几近破产的美国策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掷3300万在华盛顿买进了一块地皮兴建新办公楼;布鲁金斯研究所过去两年营运经费猛增50%,总部对面一栋价值1850万的新办公楼崛起……连微软创办人盖茨夫妇的基金会也向全球发展中心注资2400万,又向布鲁金斯、策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外交关系协会等投入数百万元。
智库元年?
在中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调地以“全球智库峰会”一把火,将多少年来的温吞水烧到了沸点,智库大热、智库元年的说法不胫而走。
在谈到智库的作用时,被引用最多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一句话:“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引以为佐证的是世界银行的估计,从“七五”到“九五”,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
合纵连横、门客三千,诸子百家、三十六计……中国从来不缺谋士。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智囊》更是一部奇书,上起先秦,下迄晚明,从治国安邦、攻伐平叛到侦破办案、经商贸易无所不有。但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机制,智库的发展却明显滞后。
英国撒切尔夫人曾言:“你不需要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只能出口玩具、计算机、电视机,而不能出口思想。”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中国政府重视智库建设,正是要下决心改变这一情况——中国不是只有强大的硬实力,还要有强大的软实力。”上世纪80年代初智库开始破题。当年宝钢工程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工程,从1979年建设刚刚开始,就遭遇国民经济三年调整,决策失误以及其后“下马风”引起的大混乱深深刺激了中央高层,据说从此以后政策科学、政策咨询开始受到高度重视。
1986年,万里作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进入21世纪,中央高层更是明确表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院甘阳先生讲述过一段往事:英国的国际战略分析家Leonard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智囊机构社科院,整个被镇住了。因为当时中国认为他是布莱尔的智囊,由社科院的一位副院长亲自接待。当听到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个全职人员时,正坐在一个大沙发上的Leonard惊讶地几乎想缩进去。因为整个英国的智库就1000人左右,全欧洲的加起来不到5000人,即使智库的天堂美国也不超过10万人。而社科院仅仅是中国智库中的一家,还有中央党校、各省市的社会科学院、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室……他当时觉得非常可怕,后来写了一本流传很广的书:《中国在想什么》。
2009年初,有报道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种类型的智库数量已经达到了2000多家,一举超过了美国(1777家)。
但这2000多家机构能被视为智库么?政治学者吴稼祥用“牛年的第一张牛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袁岳也撰文揶揄:“突然智庫也时髦了,很多人都来说智库与办智库了,好像办智库就和办仓库一样容易。当然,有些事情开始的时候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往往是某些行业发展的必然阶段。”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国仅有74家被认可。
王辉耀说,中国智库的现状是“朝大野小”,95%以上吃财政饭。麦可思HR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王伯庆将民间的5%分为两大类:一类由退休高官成立的民间研究机构或协会,另一类是商人和江湖学者组建的民间研究公司。更有人将中国式智库一针见血地总结为的三大类:豢养型、愤青型、商业型。
官方智库被讽刺为“御用马后炮”,屡出雷人雷语的体制内“砖家”遭遇民众集体抛弃,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甚至直言“淘汰一批经济专家”。私下聊天中,某政策研究中心的人士透露心声:“我们写报告,第一要务不是写什么,而是先揣摩清楚领导怎么想的。方向对了,报告才能过关。”而良莠不齐的民间研究机构更被视为语不惊人死不休和满嘴跑火车。
“都说自己是智库,他们有高层渠道吗,对战略和公共政策有多大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智库刚起步,现在还是非常原始的状态。不少机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不停地到处游说,坚持不了两年就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安邦咨询的董事长、首席分析师陈功说。他的老搭档贺军将中国智库的现状比喻为:“一麻袋土豆”。
制约中国智库发展的还有资金,许多智库不得不在市场化的大潮下四处找食。“不少民间智库都从国外拿钱,由海外基金会、跨国公司资助研究经费,他们的研究结论每每不以中国利益为考虑,给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带来威胁。”
据《瞭望》杂志报道,2008年3月20日,在欢送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离开中国时,400多名来自政府重要部门、科研、教学、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表现出“求钱若渴”的状况。
“一个渴望前进的政府需要靠谱的见解来支撑自己的决策。组建高级别的嫡系智库,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智库存在的症结不是一两个炫目的动作就能解开的。”评论人士老愚说。
美国政治有两条街。一条是以盛产说客闻名的K街,从白宫步行过来仅需10分钟。这里云集了形形色色的游说公司,200多名国会前议员或政府高官、2000多名其他前任政府官员,每天有大量的政治交易在这里上演,年产值超过30亿美元。
另一条是只有几百米长的马萨诸塞大道,清一色不起眼的小楼,走近细看铭牌: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今年3月初,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访问美国时专程前往演讲,随便走进某家咖啡馆,说不定就能邂逅前财长保尔森、前驻华大使芮效俭……
用老牌智库布鲁金斯主席约翰·桑顿的话说,这条街上的40多家同行虽然多少年来都比邻而居,大家都是竞争关系,还从来没有齐刷刷地聚到一起开过会。但就在今年7月,包括桑顿在内的美国排名前6位的智库头面人物,连同基辛格博士,都在一家成立只有100天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振臂一呼之下,不远7000英里跑来地球另一端,肩并肩、椅子挨着椅子,热火朝天地探讨“应对危机之策”。
上达天听
这家中国民间智库刚一成立便以“超豪华明星阵容”震惊海外: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71岁的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再度出山挂帅,众多退休或在位的政府要员担任其领导层,5亿元人民币的基金支持……其办公地点更引人遐想无限:一处被红墙包围着的大院,哨兵把守,距离中南海仅百米。
“这个思路是对的。智库的最终目的就是影响政府决策。退休高官对政策内情有更清楚的了解,也拥有更通畅的渠道‘上达天听’。”北京一位观察人士告诉记者。
美国素有“旋转门”一说。1997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第一次访问传统基金会时,震惊于他们能为政界输送那么多的政治家,而官员们卸任后又是如此喜欢往那儿扎堆。
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上举足轻重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总裁哈斯,曾就职于白宮、国务院和国防部,多年担任国务院政策策划部主任。企业研究所招揽到前美国国防部中国科科长卜大年,其亚洲部主任李洁明则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出身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也是藏龙卧虎,凯利是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在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时频频斡旋朝核问题。号称“天下第一智库”的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贝德先后在里根、老布什、克林顿与小布什几届政府任职,27年的外交生涯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和东亚,先后担任过国务院中国处处长、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还是促成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见证者,对与中国打交道事务可谓门清。
“这些智库招揽的都非等闲之辈。在西方,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政府怎么会买他们的报告?”上述人士认为。“国家不幸诗家幸。”与经济不景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智库业一片红火。7年前几近破产的美国策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掷3300万在华盛顿买进了一块地皮兴建新办公楼;布鲁金斯研究所过去两年营运经费猛增50%,总部对面一栋价值1850万的新办公楼崛起……连微软创办人盖茨夫妇的基金会也向全球发展中心注资2400万,又向布鲁金斯、策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外交关系协会等投入数百万元。
智库元年?
在中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调地以“全球智库峰会”一把火,将多少年来的温吞水烧到了沸点,智库大热、智库元年的说法不胫而走。
在谈到智库的作用时,被引用最多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一句话:“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引以为佐证的是世界银行的估计,从“七五”到“九五”,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
合纵连横、门客三千,诸子百家、三十六计……中国从来不缺谋士。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智囊》更是一部奇书,上起先秦,下迄晚明,从治国安邦、攻伐平叛到侦破办案、经商贸易无所不有。但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机制,智库的发展却明显滞后。
英国撒切尔夫人曾言:“你不需要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只能出口玩具、计算机、电视机,而不能出口思想。”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中国政府重视智库建设,正是要下决心改变这一情况——中国不是只有强大的硬实力,还要有强大的软实力。”上世纪80年代初智库开始破题。当年宝钢工程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工程,从1979年建设刚刚开始,就遭遇国民经济三年调整,决策失误以及其后“下马风”引起的大混乱深深刺激了中央高层,据说从此以后政策科学、政策咨询开始受到高度重视。
1986年,万里作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进入21世纪,中央高层更是明确表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院甘阳先生讲述过一段往事:英国的国际战略分析家Leonard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智囊机构社科院,整个被镇住了。因为当时中国认为他是布莱尔的智囊,由社科院的一位副院长亲自接待。当听到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个全职人员时,正坐在一个大沙发上的Leonard惊讶地几乎想缩进去。因为整个英国的智库就1000人左右,全欧洲的加起来不到5000人,即使智库的天堂美国也不超过10万人。而社科院仅仅是中国智库中的一家,还有中央党校、各省市的社会科学院、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室……他当时觉得非常可怕,后来写了一本流传很广的书:《中国在想什么》。
2009年初,有报道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种类型的智库数量已经达到了2000多家,一举超过了美国(1777家)。
但这2000多家机构能被视为智库么?政治学者吴稼祥用“牛年的第一张牛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袁岳也撰文揶揄:“突然智庫也时髦了,很多人都来说智库与办智库了,好像办智库就和办仓库一样容易。当然,有些事情开始的时候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往往是某些行业发展的必然阶段。”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中国仅有74家被认可。
王辉耀说,中国智库的现状是“朝大野小”,95%以上吃财政饭。麦可思HR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王伯庆将民间的5%分为两大类:一类由退休高官成立的民间研究机构或协会,另一类是商人和江湖学者组建的民间研究公司。更有人将中国式智库一针见血地总结为的三大类:豢养型、愤青型、商业型。
官方智库被讽刺为“御用马后炮”,屡出雷人雷语的体制内“砖家”遭遇民众集体抛弃,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甚至直言“淘汰一批经济专家”。私下聊天中,某政策研究中心的人士透露心声:“我们写报告,第一要务不是写什么,而是先揣摩清楚领导怎么想的。方向对了,报告才能过关。”而良莠不齐的民间研究机构更被视为语不惊人死不休和满嘴跑火车。
“都说自己是智库,他们有高层渠道吗,对战略和公共政策有多大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智库刚起步,现在还是非常原始的状态。不少机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不停地到处游说,坚持不了两年就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安邦咨询的董事长、首席分析师陈功说。他的老搭档贺军将中国智库的现状比喻为:“一麻袋土豆”。
制约中国智库发展的还有资金,许多智库不得不在市场化的大潮下四处找食。“不少民间智库都从国外拿钱,由海外基金会、跨国公司资助研究经费,他们的研究结论每每不以中国利益为考虑,给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带来威胁。”
据《瞭望》杂志报道,2008年3月20日,在欢送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离开中国时,400多名来自政府重要部门、科研、教学、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表现出“求钱若渴”的状况。
“一个渴望前进的政府需要靠谱的见解来支撑自己的决策。组建高级别的嫡系智库,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智库存在的症结不是一两个炫目的动作就能解开的。”评论人士老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