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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作者是刚退下来的市级官员。与我同去的一位作家对我说,他写的是个啥?既没思想,又乏文采,这也敢出书?他说的是真话,因为我翻后也有同感。然而,研讨会上他竟将该书饱赞了一通,令我大吃一惊。
他为什么要说假话呢?我想一是这种场合不宜“实话实说”;二是为尊者讳,作者毕竟是刚退下的领导:三是权衡后的结果,这样说既利人又不怎么损己。“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被很多人奉为处世圭臬。由此可见,场面上的话不能当真,至少不能全部当真,因为这个时候说的多是拔高的话,水分很大。
还有哪些时候呢?
这是多年前的一件事。县大院的一位同事,私下里对某副县长评价极低,说他心中只有金钱和女人,其它什么也没有,对之极为鄙视。恰巧那天上班我俩一起走到大门口,迎面走来的正是这位副县长。同事快步上前与他热情握手,瞬间便把副縣长猛夸了一番,让我甚感意外。后来想了想,同事是想有个好的生存环境吧,毕竟副县长不敢轻易得罪,若以后副县长“转正”,同事不就是“死路一条”了吗?因此,他学会了世故,学会了做“两面人”。当一个人戴着面具的时候,说的多是假话。
去年老家村里一老翁去世,出殡那天他的二儿子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哭喊着“我的亲爹呀,再也见不到你了”,悲痛之状令路人动容。后来街邻告诉我,几个儿子中数他不孝顺,老人轮到他家后,突然添了病,下肢一直疼,疼得老人昼夜呻吟乃至叫喊,他两口不但不送去看医生,反而斥责老父:你这样白天黑夜“哎哟”,还让我们过不过了?没几天老人便去世了。此时他的哭,应该有愧疚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为了掩饰。叫假哭吧,是假话的另一种形式。由此可得出结论:凡是心中有鬼,或做了丑事和坏事的人,都爱说假话,目的是掩盖那些不光彩的事。
武则天登基前那两年,有个叫朱前疑的人,这年连上了三道奏书,第一道有句“臣梦陛下寿满八百”;次一道说梦陛下头发白了又变黑,“齿落更生”;第三道是亲“闻嵩山呼万岁”。三道奏书连小孩都知道是假话,但武后很受用,接奏书后第一次授朱前疑为拾遗,第二次拜驾部郎中,第三次赐只有五品官才能佩戴的“绯算袋”(《资治通鉴》卷206)。说假话能换来利益,尤其是如此暴利,那说假话的人就会趋之若鹜,啥脸也不要了。
唐天宝八载(749年),47岁的高适科举及第,把持朝政的李林甫,只给了他一个封丘县尉的小官,高适赴任后写下《封丘县》一诗,其中“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几句,道尽了他在这个官位上的尴尬和无奈,内心厌恶之极,也可判断他对李林甫非常不满。然而,赴任前他却写下一首《留上李右相》的长诗,“傅说明殷道,萧何律汉刑。钧衡持国柄,柱石总朝经”,把李林甫与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傅说和西汉名相萧何并列,还说他是国家的柱石。高适何以这般说假话呢?窃以为主要是畏惧,他的命运全攥在李林甫手中,一旦得罪了李相,哪还会有什么前程,故只有违心地大唱颂歌了。人一旦到了这个时候,说假话会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而高压之下、高度恐惧之中,人就会进入说假话的天堂。
想听到真话,欲辩出真话和假话,看来并非易事,没有些“世事洞明”的本领还真不行,何况人的天性都想听好话。但社会要进步,文明欲发展,就要求人们必须说真话。怎样做到呢?只说一个基本的道理:说真话越安全、成本越低,说真话的人就会越多,反之越少。
他为什么要说假话呢?我想一是这种场合不宜“实话实说”;二是为尊者讳,作者毕竟是刚退下的领导:三是权衡后的结果,这样说既利人又不怎么损己。“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被很多人奉为处世圭臬。由此可见,场面上的话不能当真,至少不能全部当真,因为这个时候说的多是拔高的话,水分很大。
还有哪些时候呢?
这是多年前的一件事。县大院的一位同事,私下里对某副县长评价极低,说他心中只有金钱和女人,其它什么也没有,对之极为鄙视。恰巧那天上班我俩一起走到大门口,迎面走来的正是这位副县长。同事快步上前与他热情握手,瞬间便把副縣长猛夸了一番,让我甚感意外。后来想了想,同事是想有个好的生存环境吧,毕竟副县长不敢轻易得罪,若以后副县长“转正”,同事不就是“死路一条”了吗?因此,他学会了世故,学会了做“两面人”。当一个人戴着面具的时候,说的多是假话。
去年老家村里一老翁去世,出殡那天他的二儿子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哭喊着“我的亲爹呀,再也见不到你了”,悲痛之状令路人动容。后来街邻告诉我,几个儿子中数他不孝顺,老人轮到他家后,突然添了病,下肢一直疼,疼得老人昼夜呻吟乃至叫喊,他两口不但不送去看医生,反而斥责老父:你这样白天黑夜“哎哟”,还让我们过不过了?没几天老人便去世了。此时他的哭,应该有愧疚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为了掩饰。叫假哭吧,是假话的另一种形式。由此可得出结论:凡是心中有鬼,或做了丑事和坏事的人,都爱说假话,目的是掩盖那些不光彩的事。
武则天登基前那两年,有个叫朱前疑的人,这年连上了三道奏书,第一道有句“臣梦陛下寿满八百”;次一道说梦陛下头发白了又变黑,“齿落更生”;第三道是亲“闻嵩山呼万岁”。三道奏书连小孩都知道是假话,但武后很受用,接奏书后第一次授朱前疑为拾遗,第二次拜驾部郎中,第三次赐只有五品官才能佩戴的“绯算袋”(《资治通鉴》卷206)。说假话能换来利益,尤其是如此暴利,那说假话的人就会趋之若鹜,啥脸也不要了。
唐天宝八载(749年),47岁的高适科举及第,把持朝政的李林甫,只给了他一个封丘县尉的小官,高适赴任后写下《封丘县》一诗,其中“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几句,道尽了他在这个官位上的尴尬和无奈,内心厌恶之极,也可判断他对李林甫非常不满。然而,赴任前他却写下一首《留上李右相》的长诗,“傅说明殷道,萧何律汉刑。钧衡持国柄,柱石总朝经”,把李林甫与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傅说和西汉名相萧何并列,还说他是国家的柱石。高适何以这般说假话呢?窃以为主要是畏惧,他的命运全攥在李林甫手中,一旦得罪了李相,哪还会有什么前程,故只有违心地大唱颂歌了。人一旦到了这个时候,说假话会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而高压之下、高度恐惧之中,人就会进入说假话的天堂。
想听到真话,欲辩出真话和假话,看来并非易事,没有些“世事洞明”的本领还真不行,何况人的天性都想听好话。但社会要进步,文明欲发展,就要求人们必须说真话。怎样做到呢?只说一个基本的道理:说真话越安全、成本越低,说真话的人就会越多,反之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