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作者是刚退下来的市级官员。与我同去的一位作家对我说，他写的是个啥？既没思想，又乏文采，这也敢出书？他说的是真话，因为我翻后也有同感。然而，研讨会上他竟将该书饱赞了一通，令我大吃一惊。
　　 他为什么要说假话呢？我想一是这种场合不宜“实话实说”;二是为尊者讳，作者毕竟是刚退下的领导：三是权衡后的结果，这样说既利人又不怎么损己。“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被很多人奉为处世圭臬。由此可见，场面上的话不能当真，至少不能全部当真，因为这个时候说的多是拔高的话，水分很大。
　　 还有哪些时候呢？
　　 这是多年前的一件事。县大院的一位同事，私下里对某副县长评价极低，说他心中只有金钱和女人，其它什么也没有，对之极为鄙视。恰巧那天上班我俩一起走到大门口，迎面走来的正是这位副县长。同事快步上前与他热情握手，瞬间便把副縣长猛夸了一番，让我甚感意外。后来想了想，同事是想有个好的生存环境吧，毕竟副县长不敢轻易得罪，若以后副县长“转正”，同事不就是“死路一条”了吗？因此，他学会了世故，学会了做“两面人”。当一个人戴着面具的时候，说的多是假话。
　　 去年老家村里一老翁去世，出殡那天他的二儿子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哭喊着“我的亲爹呀，再也见不到你了”，悲痛之状令路人动容。后来街邻告诉我，几个儿子中数他不孝顺，老人轮到他家后，突然添了病，下肢一直疼，疼得老人昼夜呻吟乃至叫喊，他两口不但不送去看医生，反而斥责老父：你这样白天黑夜“哎哟”，还让我们过不过了？没几天老人便去世了。此时他的哭，应该有愧疚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为了掩饰。叫假哭吧，是假话的另一种形式。由此可得出结论：凡是心中有鬼，或做了丑事和坏事的人，都爱说假话，目的是掩盖那些不光彩的事。
　　 武则天登基前那两年，有个叫朱前疑的人，这年连上了三道奏书，第一道有句“臣梦陛下寿满八百”;次一道说梦陛下头发白了又变黑，“齿落更生”;第三道是亲“闻嵩山呼万岁”。三道奏书连小孩都知道是假话，但武后很受用，接奏书后第一次授朱前疑为拾遗，第二次拜驾部郎中，第三次赐只有五品官才能佩戴的“绯算袋”（《资治通鉴》卷206）。说假话能换来利益，尤其是如此暴利，那说假话的人就会趋之若鹜，啥脸也不要了。
　　 唐天宝八载（749年），47岁的高适科举及第，把持朝政的李林甫，只给了他一个封丘县尉的小官，高适赴任后写下《封丘县》一诗，其中“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几句，道尽了他在这个官位上的尴尬和无奈，内心厌恶之极，也可判断他对李林甫非常不满。然而，赴任前他却写下一首《留上李右相》的长诗，“傅说明殷道，萧何律汉刑。钧衡持国柄，柱石总朝经”，把李林甫与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傅说和西汉名相萧何并列，还说他是国家的柱石。高适何以这般说假话呢？窃以为主要是畏惧，他的命运全攥在李林甫手中，一旦得罪了李相，哪还会有什么前程，故只有违心地大唱颂歌了。人一旦到了这个时候，说假话会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而高压之下、高度恐惧之中，人就会进入说假话的天堂。
　　 想听到真话，欲辩出真话和假话，看来并非易事，没有些“世事洞明”的本领还真不行，何况人的天性都想听好话。但社会要进步，文明欲发展，就要求人们必须说真话。怎样做到呢？只说一个基本的道理：说真话越安全、成本越低，说真话的人就会越多，反之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