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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接近硅谷斯坦福大学模式的中国大学吗?这群中南大学的教授们何以如此擅长打造技术明星公司?他们身上有怎样的独特基因?
“很快，中南大学将每一年半出一家上市公司。”2008年，当中南大学科技处副处长唐新孝说这句话时，校长黄伯云的反应是他在“吹牛”。唐新孝于是把企业名字一个个报给他，数到第六个时，黄校长点点头感慨不已。
今年国庆前，校长黄伯云创办的博云新材要上市了——这是由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控股的新材料公司，黄伯云要亲自去深圳敲锣。下一家是即将登陆创业板的红宇耐磨新材料，再之后就是瑞翔新材料。很巧合，以校长创建的博云新材为起点，中南大学教授们创办的企业将进入一个上市密集期。
在这之前的2006年，中南大学教授何清华的山河智能登陆中小板，个人身价一度达到40亿。长沙市副市长刘晓明向《创业家》开玩笑说，如果未来有人排一个大学创富榜的话，中南大学一定名列前茅。刘晓明是最早对外宣讲“中南大学创业基因”的人之一。
一群技术猛人
中南这些教授们创建的公司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叫“学科性公司”。“这个定义没有法律意义，也没有文学意义。”唐新孝说，只是因为曾经有人非议中南的教授不务正业，他们给出的说法。“我们不是搞材料的教授去办一个烟摊。那才叫不务正业。我们教授们研究什么就创办什么公司。都是依托于自己的专业组建公司。”
所以他们最有信心，也最有能力成就自己公司的技术竞争力——这个无意间叫出的名称，正好回答了中南系公司何以拥有超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做机械设备的山河智能，其董事长何清华学的是矿山机械；瑞翔新材料的胡国荣，读博士的课题就是对电池原材料钴酸锂的研究；刚刚上市的博云新材，则完全是由中南大学粉末；台金研究所改制而成。在公司的背后，中南大学的技术支撑更是不言自喻。
在记者采访到的几位企业家那里，体验到了和以往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感觉。他们很少谈公司管理市场规模，他们更热衷谈论的是他们的技术如何超前，生产的产品如何挤走了国外生产商。
中南大学～家在青海的公司，利用六七年的时间，解决了柴达木盆地多余氯化镁无法排放的问题——把氯化镁烧制成氧化镁，制成耐火材料，生产炼钢炉里面的耐火砖。李新海在电池材料行业纵横捭阖，他研究各个领域的电池材料，在产业链上越扩越大。最近，他开始研究低价值的、革命性的电池原材料，这将大大降低电池的资源消耗。
“这是我的兴趣，我的兴奋点在新技术上，而不是在公司管理。”李新海最早创办锂星新材料公司，后被杉杉集团收购。对管理毫无兴趣的他，干脆做起了“创新实验室”。每出一项技术，就以这项技术创办一家公司，公司初具规模之后，便引入资金，由投资方八股，而他的团队，则用变现的部分资金，投入下一项新技术的研发和孵化中。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孵化了六家企业，有四家已经引入投资。
这种对技术执着甚至偏执的追求。在何清华那里也有着明显的体现。这位山河智能董事长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机械技术类的杂志。日语的《机器人》杂志他几乎每期必读。几年来，山河智能的研发经费一直保持在年销售额的百分之七八。这是山河智能产品在欧洲销售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最近，山河智能开始涉足小飞机研发。
在刘晓明看来，在这群技术天才的身上，湖南人的“敢为天下先”、
“破坏性创造”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是他们能够凭借技术突破，在国内甚至全国建立影响力的根基所在。在何清华看来，
“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技术恐慌症，我知道我能做最好的技术。”正基于此，他们成为一些外资老牌企业的技术克星。
曾韬教授的中大创远公司，是世界上第三家能够生产锥齿轮机床的企业。投入生产之后，让美国格里森公司非常紧张，它们的产品在中国的售价被迫从300万美元降到了150万，无计可施的格里森一度试图收购这家竞争对手。
为什么是中南?
显然，中南大学没有北京高校的知名度，其所在的长沙市也只是一个内陆城市，不像上海广东浙江那样，有浓郁的商业氛围。尽管湖湘文化喜欢指点江山，经世致用。在近代，这里却很少出成功的商人。
造就中南大学创业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2001年学校出台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即使在今天对很多高校及一些政府部门来讲仍然极具争议性，其核心是中南大学向教授们大比例开放技术股权：科技人员办企业，其技术类无形资产作价入股，70％归技术持有者，30％归学校所有；科研课题的结余经费八股科技型公司时，课题组成员持有入股金额的70％，学校持有30％。当时大家把这项政策称为“两个倒三七开”。
这是2001年学校出台的《关于落实国家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政策的实施办法》。这个政策更强地印证了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魄力。这种做法在今天一些高校仍被视为禁区，中南大学当时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据说有一次，教育部召开一个会议，中南大学作为代表发言，在会议前，教育部特别通知，发言时不要提及中南出台的“倒三七开”政策，因为“影响不好”。会议开始后，教育部负责人先定了调子，说“中南大学的做法很有争议。但是搞得不错”，轮到中南时，这位直率的负责人慷慨直言，既然领导对中南的政策都肯定了，那我们一定要说，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个试验田性质的政策对中南大学创业潮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政策酝酿前后，中南系公司如雨后春笋，校领导身先士卒，校长黄伯云创办博云新材料、院士何继善办了继善高科、刘业翔办了业翔科技，到目前为止，中南大学教授注册了100多个公司。据统计，从2000年到今天。这些企业吸引近10亿元的社会资金，孵化了60多家高成长性的公司。在这些企业里面，只有少数几个是学校控股，大多数企业为教授自办，学校只有不多的股份甚至没有(有的教授以学校的技术办企业，只是付一点技术转让费，或者把专利股份折合现金付给学校)。
学校不控股，被认为是中南创业潮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南与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相比，公司项目、公司质量更优的原因之一。何清华认为，大学强调控股是教授创业的最大阻力。
几十年来“厂校合作”的传统，则让中南大学教授沉淀了商业的思维方式。使得他们的研究更加贴近市场。中南大学以前归工业部管。
“工业部那个时候要求很明确，有企业遇到困难，你能不能给解决?能解决就给你拨款，不能解决就不给。老师要干项目，要想拿点科研经费。就要能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唐新孝说，早在七八十年代，中南大学就推行“厂校合作”，大批教授带着自己的学生深入一些乡镇企业，为他们解决技术难题，这为中南师生创业积累了的经验。
除了教授创业外，比亚迪的王传福、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力元新材料的钟发平，都是中南大学学生创业成功的典型案例。
资本之助与资本之憾
在校长黄伯云以极大魄力推进中南大学的技术创业之路时，那些有志于技术创新却又屡屡碰壁的本土企业很快注意到了中南这个技术宝藏。事实上在过去十余年里，他们成为了中南大学教授创业的主要投资人、主动力之一。
中南一直坚持的厂校合作的传统为教授们打开了进入技术市场的门，也为市场外的企业找到了攻克技术的最直接的方式，对于他们来讲“难于上青天”的那些攻关项目，对教授们来讲有时候只是薄薄的一张纸而已。
本土有一定资金实力的公司，出资与教授合作办企业，是中南大学教授办企业最主要的形式。这些本土公司原本有的做房地产，有的做宾馆，还有的从事电子行业，一般由投资公司派总经理，教授任总工程师。大多数教授创业，走的都是技术入股的模式。胡国荣的瑞翔新材料，最初的1500万元的资金就来自上海志达科技有限公司；胡国荣和他的团队，则以技术八股，占到公司股份的25％：曾韬教授的中大创远公司，当时的投资则来自于湖南创远投资集团；1999年，李新海教授创办联合科技，资金则是来自株洲冶炼厂的投资，当时投资4000万人民币。
本土企业做投资，文化相似、容易沟通是其优点，但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不是专业投资公司，这些做企业出身的投资者，往往喜欢主导企业的发展，容易与教授产生矛盾。尤其是公司发展平稳之后，技术不再重要，教授受到排挤是常有的事情。最终导致双方分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南大学最近准备牵头成立一个知识产权技术投资基金，对这些教授办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唐新孝说，最近，美国巴特尔研究所的负责人刚刚来过，这是一所著名的跨国、跨学科研究综合性组织，准备投入一部分资金，中南大学也准备拿出一部分钱，他最近也准备和政府创投以及本地科技园区联系。
“这个基金专门投资自主创新的公司，为公司产品中试提供资金。”唐新孝说，风险投在长沙不活跃，“他们比较擅长的就是搞股权投资，搞Pre-IPO，IPO之前的事儿他愿意，并不愿意扶持技术。”
唐新孝在接受《创业家》采访时一直表露着一种缺憾，“大风投还并没有投入精力在中南，它们没有转过来，这个学校如果在深圳。那就不得了了。”
这是眼下长沙市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长于创业型经济研究的刘晓明向《创业家》表示，美国政府营造创新产业集群的最重要的三个特征，一是政府建立了公共实验室；二是开创了科学家创业的氛围和环境，比如惠普这样的公司，诞生了一批主导性的平台公司；三是有一个强大的投资功能。刘晓明说这是他多年来不断对外宣讲“中南模式”的原因，他希望能够吸引更多风投机构到中南来“这里会源源不断地诞生中国最值得投资的技术公司，它们是未来啊。”据说，包括联想弘毅在内的一些投资公司已经准备在长沙找项目了。资本目光的聚焦是否会形成中南技术型公司的下一拨“婴儿潮”呢?
“很快，中南大学将每一年半出一家上市公司。”2008年，当中南大学科技处副处长唐新孝说这句话时，校长黄伯云的反应是他在“吹牛”。唐新孝于是把企业名字一个个报给他，数到第六个时，黄校长点点头感慨不已。
今年国庆前，校长黄伯云创办的博云新材要上市了——这是由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控股的新材料公司，黄伯云要亲自去深圳敲锣。下一家是即将登陆创业板的红宇耐磨新材料，再之后就是瑞翔新材料。很巧合，以校长创建的博云新材为起点，中南大学教授们创办的企业将进入一个上市密集期。
在这之前的2006年，中南大学教授何清华的山河智能登陆中小板，个人身价一度达到40亿。长沙市副市长刘晓明向《创业家》开玩笑说，如果未来有人排一个大学创富榜的话，中南大学一定名列前茅。刘晓明是最早对外宣讲“中南大学创业基因”的人之一。
一群技术猛人
中南这些教授们创建的公司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叫“学科性公司”。“这个定义没有法律意义，也没有文学意义。”唐新孝说，只是因为曾经有人非议中南的教授不务正业，他们给出的说法。“我们不是搞材料的教授去办一个烟摊。那才叫不务正业。我们教授们研究什么就创办什么公司。都是依托于自己的专业组建公司。”
所以他们最有信心，也最有能力成就自己公司的技术竞争力——这个无意间叫出的名称，正好回答了中南系公司何以拥有超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做机械设备的山河智能，其董事长何清华学的是矿山机械；瑞翔新材料的胡国荣，读博士的课题就是对电池原材料钴酸锂的研究；刚刚上市的博云新材，则完全是由中南大学粉末；台金研究所改制而成。在公司的背后，中南大学的技术支撑更是不言自喻。
在记者采访到的几位企业家那里，体验到了和以往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感觉。他们很少谈公司管理市场规模，他们更热衷谈论的是他们的技术如何超前，生产的产品如何挤走了国外生产商。
中南大学～家在青海的公司，利用六七年的时间，解决了柴达木盆地多余氯化镁无法排放的问题——把氯化镁烧制成氧化镁，制成耐火材料，生产炼钢炉里面的耐火砖。李新海在电池材料行业纵横捭阖，他研究各个领域的电池材料，在产业链上越扩越大。最近，他开始研究低价值的、革命性的电池原材料，这将大大降低电池的资源消耗。
“这是我的兴趣，我的兴奋点在新技术上，而不是在公司管理。”李新海最早创办锂星新材料公司，后被杉杉集团收购。对管理毫无兴趣的他，干脆做起了“创新实验室”。每出一项技术，就以这项技术创办一家公司，公司初具规模之后，便引入资金，由投资方八股，而他的团队，则用变现的部分资金，投入下一项新技术的研发和孵化中。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孵化了六家企业，有四家已经引入投资。
这种对技术执着甚至偏执的追求。在何清华那里也有着明显的体现。这位山河智能董事长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机械技术类的杂志。日语的《机器人》杂志他几乎每期必读。几年来，山河智能的研发经费一直保持在年销售额的百分之七八。这是山河智能产品在欧洲销售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最近，山河智能开始涉足小飞机研发。
在刘晓明看来，在这群技术天才的身上，湖南人的“敢为天下先”、
“破坏性创造”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是他们能够凭借技术突破，在国内甚至全国建立影响力的根基所在。在何清华看来，
“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技术恐慌症，我知道我能做最好的技术。”正基于此，他们成为一些外资老牌企业的技术克星。
曾韬教授的中大创远公司，是世界上第三家能够生产锥齿轮机床的企业。投入生产之后，让美国格里森公司非常紧张，它们的产品在中国的售价被迫从300万美元降到了150万，无计可施的格里森一度试图收购这家竞争对手。
为什么是中南?
显然，中南大学没有北京高校的知名度，其所在的长沙市也只是一个内陆城市，不像上海广东浙江那样，有浓郁的商业氛围。尽管湖湘文化喜欢指点江山，经世致用。在近代，这里却很少出成功的商人。
造就中南大学创业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2001年学校出台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即使在今天对很多高校及一些政府部门来讲仍然极具争议性，其核心是中南大学向教授们大比例开放技术股权：科技人员办企业，其技术类无形资产作价入股，70％归技术持有者，30％归学校所有；科研课题的结余经费八股科技型公司时，课题组成员持有入股金额的70％，学校持有30％。当时大家把这项政策称为“两个倒三七开”。
这是2001年学校出台的《关于落实国家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政策的实施办法》。这个政策更强地印证了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魄力。这种做法在今天一些高校仍被视为禁区，中南大学当时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据说有一次，教育部召开一个会议，中南大学作为代表发言，在会议前，教育部特别通知，发言时不要提及中南出台的“倒三七开”政策，因为“影响不好”。会议开始后，教育部负责人先定了调子，说“中南大学的做法很有争议。但是搞得不错”，轮到中南时，这位直率的负责人慷慨直言，既然领导对中南的政策都肯定了，那我们一定要说，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个试验田性质的政策对中南大学创业潮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政策酝酿前后，中南系公司如雨后春笋，校领导身先士卒，校长黄伯云创办博云新材料、院士何继善办了继善高科、刘业翔办了业翔科技，到目前为止，中南大学教授注册了100多个公司。据统计，从2000年到今天。这些企业吸引近10亿元的社会资金，孵化了60多家高成长性的公司。在这些企业里面，只有少数几个是学校控股，大多数企业为教授自办，学校只有不多的股份甚至没有(有的教授以学校的技术办企业，只是付一点技术转让费，或者把专利股份折合现金付给学校)。
学校不控股，被认为是中南创业潮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南与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相比，公司项目、公司质量更优的原因之一。何清华认为，大学强调控股是教授创业的最大阻力。
几十年来“厂校合作”的传统，则让中南大学教授沉淀了商业的思维方式。使得他们的研究更加贴近市场。中南大学以前归工业部管。
“工业部那个时候要求很明确，有企业遇到困难，你能不能给解决?能解决就给你拨款，不能解决就不给。老师要干项目，要想拿点科研经费。就要能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唐新孝说，早在七八十年代，中南大学就推行“厂校合作”，大批教授带着自己的学生深入一些乡镇企业，为他们解决技术难题，这为中南师生创业积累了的经验。
除了教授创业外，比亚迪的王传福、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力元新材料的钟发平，都是中南大学学生创业成功的典型案例。
资本之助与资本之憾
在校长黄伯云以极大魄力推进中南大学的技术创业之路时，那些有志于技术创新却又屡屡碰壁的本土企业很快注意到了中南这个技术宝藏。事实上在过去十余年里，他们成为了中南大学教授创业的主要投资人、主动力之一。
中南一直坚持的厂校合作的传统为教授们打开了进入技术市场的门，也为市场外的企业找到了攻克技术的最直接的方式，对于他们来讲“难于上青天”的那些攻关项目，对教授们来讲有时候只是薄薄的一张纸而已。
本土有一定资金实力的公司，出资与教授合作办企业，是中南大学教授办企业最主要的形式。这些本土公司原本有的做房地产，有的做宾馆，还有的从事电子行业，一般由投资公司派总经理，教授任总工程师。大多数教授创业，走的都是技术入股的模式。胡国荣的瑞翔新材料，最初的1500万元的资金就来自上海志达科技有限公司；胡国荣和他的团队，则以技术八股，占到公司股份的25％：曾韬教授的中大创远公司，当时的投资则来自于湖南创远投资集团；1999年，李新海教授创办联合科技，资金则是来自株洲冶炼厂的投资，当时投资4000万人民币。
本土企业做投资，文化相似、容易沟通是其优点，但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不是专业投资公司，这些做企业出身的投资者，往往喜欢主导企业的发展，容易与教授产生矛盾。尤其是公司发展平稳之后，技术不再重要，教授受到排挤是常有的事情。最终导致双方分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南大学最近准备牵头成立一个知识产权技术投资基金，对这些教授办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唐新孝说，最近，美国巴特尔研究所的负责人刚刚来过，这是一所著名的跨国、跨学科研究综合性组织，准备投入一部分资金，中南大学也准备拿出一部分钱，他最近也准备和政府创投以及本地科技园区联系。
“这个基金专门投资自主创新的公司，为公司产品中试提供资金。”唐新孝说，风险投在长沙不活跃，“他们比较擅长的就是搞股权投资，搞Pre-IPO，IPO之前的事儿他愿意，并不愿意扶持技术。”
唐新孝在接受《创业家》采访时一直表露着一种缺憾，“大风投还并没有投入精力在中南，它们没有转过来，这个学校如果在深圳。那就不得了了。”
这是眼下长沙市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长于创业型经济研究的刘晓明向《创业家》表示，美国政府营造创新产业集群的最重要的三个特征，一是政府建立了公共实验室；二是开创了科学家创业的氛围和环境，比如惠普这样的公司，诞生了一批主导性的平台公司；三是有一个强大的投资功能。刘晓明说这是他多年来不断对外宣讲“中南模式”的原因，他希望能够吸引更多风投机构到中南来“这里会源源不断地诞生中国最值得投资的技术公司，它们是未来啊。”据说，包括联想弘毅在内的一些投资公司已经准备在长沙找项目了。资本目光的聚焦是否会形成中南技术型公司的下一拨“婴儿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