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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身为人母》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一群生活优越的中产阶级妇女在社区读书会上争论《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有的妇女认为包法利夫人贪婪、虚荣、堕落，活该落得服毒自杀的下场，但同时也有的认为包法利夫人不顾一切追求完美的爱情并没有错，相反很勇敢。看完小说，我才发现电影讲述的其实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包法利夫人，只是结局有所不同，电影的主人公在与别人的丈夫通奸并打算私奔的最后关头还是选择了忠于自己的家庭，忠于原本已归于平淡的爱情。
爱玛，即包法利夫人，出生于一个富农家庭，父亲对其宠爱有加，让她远离稼穑，把她送去修道院接受贵族化的教育，这使得爱玛从小便沉浸在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世界，与子爵共舞、午夜奢华的婚礼是她幻想已久的场景。对那些小说里描述的疯狂、炽热、完美爱情的幻想贯穿了爱玛短暂悲惨的一生。小说开篇出场的是男主人公查理·包法利，他在到了不得不读书的年纪被父母送去了学校，出生于乡下的他“又老实又拘谨”，不论是成绩还是品行都是中规中矩，在母亲的精心安排下当了医生，并娶了有丰厚遗产的寡妇杜比克夫人。
我想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爱玛的悲剧命运是否咎由自取？
她虽然出身并不是那么富贵，但是她应该有权利接受高等的教育，有权利幻想自己的人生，更有权利去追求她想要的爱情。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爱玛确实没有错，她对爱情的奋不顾身甚至会令人觉得那是勇敢的，壮烈的。她期盼一种“不可思议”的，有关“欢愉”“热情”“迷恋”的爱情，只是包法利先生“谈吐就像人行道一样平板，简洁庸俗，如同来往行人一般，衣着寻常，激不起情绪，也激不起笑或者梦想”。他十分满意婚后的生活，满足于有个很漂亮、倍受人赞美的妻子，生活虽算不上有多富足但也衣食无忧。他安于每天早晨都能在最爱的人身边醒来，吃好穿好，心情愉悦，精神平静，肉体满足，便是最大的幸福。他们各自对于爱情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对生活品质的不同追求，似乎注定了爱玛的出轨，注定了这是一场悲剧的婚姻。从这个方面看，对于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我们给予的更多是同情，感叹的是命运的无奈。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与其说爱玛的毁灭是由于对爱情的追求，倒不如说是她根本不懂得爱情。怀揣着美好的爱情幻想，爱玛嫁给了查理。然而婚后生活与她想象的生活千差万别。她渴望贵族式优越的物质生活，她渴望获得虚荣的赞美，她沉迷于言语和肉体的刺激，她甚至在自己出轨之后兴奋地大叫“我有了情人，我有了情人！”。其实她所谓的爱情是一种不断寻求新鲜感、刺激感的过程。她并没有领会浪漫主义文学中爱情的真谛，她只是肤浅地追求表面。要知道真正的爱情终会归于平淡，是要在平淡之中慢慢体会的。爱玛不懂，于是她带着她所信奉的爱情理念一步步地走向命运的深渊，同时也毁灭了她的丈夫与女儿的人生。从这个角度看，包法利夫人的悲剧似乎又是咎由自取。对待爱情和家庭，我们都必须有一个普世的价值标准，包法利夫人的自我沉沦与堕落断然是要遭到批驳的。
小说开篇就介绍了查理自小的家庭和学习环境，以及爱玛在嫁给查理之前的人生经历，在当时社会大环境的综合影响下形成了他们各自特有的性格，这一切似乎都为他们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都说性格决定命运，的确不假。小说人物的命运走向都与他们自身的性格紧紧相关，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让我们在对其评判的时候感到为难，就如上述的分析，不论我们怎样看待包法利夫人，似乎都是对的，都是有根据的。
如果你想从作者那里获得答案，那你真的会要失望了。1856~1857年间，《包法利夫人》在法国《巴黎杂志》连载，小说轰动了文坛，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连累福楼拜卷入了一场可笑的官司。有人指控这部小说“伤风败俗，亵渎宗教”，对包法利夫人这一人物形象的善恶褒贬也有着极大的争议，正如我之前看的那部电影中演绎的情景一样。福楼拜在作品中彻底排出了主观抒情成分，完全以客观的第三者白描的写作方式叙事，他首先倡导了“作者退出小说”。这样的叙事方式在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特殊了，但放在当时的法国文坛背景下，这种纯客观的叙述无疑是开创了一种新的创作风格。
这样的写作方式极容易带来关于人物是非的争论，然而我认为这些争论，就是来源于客观性的人物塑造方式带来的人物性格中的矛盾方面。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在小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包法利夫人虽然瞧不起丈夫背，叛婚姻不守妇道，贪慕虚荣，沉迷肉欲，贪婪不知足，但是她追求一种精神上洁净的爱，即便与罗道耳弗私通，她与罗道耳弗那种肮脏、鄙薄、仅仅追求肉体的欢愉，对待感情玩弄的态度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同时她也能尽到一个妻子应尽的责任，她把家中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她让包法利先生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她也曾试图斩断私情，努力去爱丈夫和女儿。福楼拜在叙述的时候丝毫没有表现出对包法利夫人不耻行为的讽刺与批判，也没有表露出对她的悲惨命运有一丝怜悯的味道。而是全面客观讲述了她如何一步步地堕落，以及她内心的挣扎与某种意义上的单纯。在包法利先生这个角色塑造上也同样如此，他虽然平庸、呆板、无趣，没有梦想、没有追求、安于现状，但他善良敦厚，他爱妻子和家庭，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丈夫。
人性其实就是这样复杂多面的，我想，任何文学作品都难以将人性彻底完全地表现出来，而这种客观性的写作无疑是最能接近人物真实状态的手法。由此引发的争辩和议论，我想恰恰就是文学作品的魅力与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袁 君(1991.7-) ,女,汉,江苏扬州人,大学本科, 华中师范大学,主要从事新闻学方向研究。）
爱玛，即包法利夫人，出生于一个富农家庭，父亲对其宠爱有加，让她远离稼穑，把她送去修道院接受贵族化的教育，这使得爱玛从小便沉浸在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世界，与子爵共舞、午夜奢华的婚礼是她幻想已久的场景。对那些小说里描述的疯狂、炽热、完美爱情的幻想贯穿了爱玛短暂悲惨的一生。小说开篇出场的是男主人公查理·包法利，他在到了不得不读书的年纪被父母送去了学校，出生于乡下的他“又老实又拘谨”，不论是成绩还是品行都是中规中矩，在母亲的精心安排下当了医生，并娶了有丰厚遗产的寡妇杜比克夫人。
我想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爱玛的悲剧命运是否咎由自取？
她虽然出身并不是那么富贵，但是她应该有权利接受高等的教育，有权利幻想自己的人生，更有权利去追求她想要的爱情。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爱玛确实没有错，她对爱情的奋不顾身甚至会令人觉得那是勇敢的，壮烈的。她期盼一种“不可思议”的，有关“欢愉”“热情”“迷恋”的爱情，只是包法利先生“谈吐就像人行道一样平板，简洁庸俗，如同来往行人一般，衣着寻常，激不起情绪，也激不起笑或者梦想”。他十分满意婚后的生活，满足于有个很漂亮、倍受人赞美的妻子，生活虽算不上有多富足但也衣食无忧。他安于每天早晨都能在最爱的人身边醒来，吃好穿好，心情愉悦，精神平静，肉体满足，便是最大的幸福。他们各自对于爱情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对生活品质的不同追求，似乎注定了爱玛的出轨，注定了这是一场悲剧的婚姻。从这个方面看，对于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我们给予的更多是同情，感叹的是命运的无奈。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与其说爱玛的毁灭是由于对爱情的追求，倒不如说是她根本不懂得爱情。怀揣着美好的爱情幻想，爱玛嫁给了查理。然而婚后生活与她想象的生活千差万别。她渴望贵族式优越的物质生活，她渴望获得虚荣的赞美，她沉迷于言语和肉体的刺激，她甚至在自己出轨之后兴奋地大叫“我有了情人，我有了情人！”。其实她所谓的爱情是一种不断寻求新鲜感、刺激感的过程。她并没有领会浪漫主义文学中爱情的真谛，她只是肤浅地追求表面。要知道真正的爱情终会归于平淡，是要在平淡之中慢慢体会的。爱玛不懂，于是她带着她所信奉的爱情理念一步步地走向命运的深渊，同时也毁灭了她的丈夫与女儿的人生。从这个角度看，包法利夫人的悲剧似乎又是咎由自取。对待爱情和家庭，我们都必须有一个普世的价值标准，包法利夫人的自我沉沦与堕落断然是要遭到批驳的。
小说开篇就介绍了查理自小的家庭和学习环境，以及爱玛在嫁给查理之前的人生经历，在当时社会大环境的综合影响下形成了他们各自特有的性格，这一切似乎都为他们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都说性格决定命运，的确不假。小说人物的命运走向都与他们自身的性格紧紧相关，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让我们在对其评判的时候感到为难，就如上述的分析，不论我们怎样看待包法利夫人，似乎都是对的，都是有根据的。
如果你想从作者那里获得答案，那你真的会要失望了。1856~1857年间，《包法利夫人》在法国《巴黎杂志》连载，小说轰动了文坛，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连累福楼拜卷入了一场可笑的官司。有人指控这部小说“伤风败俗，亵渎宗教”，对包法利夫人这一人物形象的善恶褒贬也有着极大的争议，正如我之前看的那部电影中演绎的情景一样。福楼拜在作品中彻底排出了主观抒情成分，完全以客观的第三者白描的写作方式叙事，他首先倡导了“作者退出小说”。这样的叙事方式在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特殊了，但放在当时的法国文坛背景下，这种纯客观的叙述无疑是开创了一种新的创作风格。
这样的写作方式极容易带来关于人物是非的争论，然而我认为这些争论，就是来源于客观性的人物塑造方式带来的人物性格中的矛盾方面。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在小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包法利夫人虽然瞧不起丈夫背，叛婚姻不守妇道，贪慕虚荣，沉迷肉欲，贪婪不知足，但是她追求一种精神上洁净的爱，即便与罗道耳弗私通，她与罗道耳弗那种肮脏、鄙薄、仅仅追求肉体的欢愉，对待感情玩弄的态度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同时她也能尽到一个妻子应尽的责任，她把家中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她让包法利先生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她也曾试图斩断私情，努力去爱丈夫和女儿。福楼拜在叙述的时候丝毫没有表现出对包法利夫人不耻行为的讽刺与批判，也没有表露出对她的悲惨命运有一丝怜悯的味道。而是全面客观讲述了她如何一步步地堕落，以及她内心的挣扎与某种意义上的单纯。在包法利先生这个角色塑造上也同样如此，他虽然平庸、呆板、无趣，没有梦想、没有追求、安于现状，但他善良敦厚，他爱妻子和家庭，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丈夫。
人性其实就是这样复杂多面的，我想，任何文学作品都难以将人性彻底完全地表现出来，而这种客观性的写作无疑是最能接近人物真实状态的手法。由此引发的争辩和议论，我想恰恰就是文学作品的魅力与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袁 君(1991.7-) ,女,汉,江苏扬州人,大学本科, 华中师范大学,主要从事新闻学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