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朝合起来有600多年，堪称我国古代卓有建树的重要时期，经济发展也达到相当高度，从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市场中也能见其大概。
　　唐代长安外郭城内，皇城左右有东、西二市，每市皆方六百步——我国古代旧制一步为5尺，唐代的1尺约等于现在的31厘米——也就是说，东、西两市的长度都接近1公里，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商圈，市面上商铺众多，据文献记载共有二百二十种行当，“邸肆千数”。到了天宝八年（749年）又增设了南、北市。这种商业模式被称为坊市制度。坊市制度下，京城的每条商业街不仅建有2至4个坊门，而且还设有钟楼，上面架着鼓，早晚由专人适时敲响“以警昏晓”，起着通知关闭、开启商业街坊门的作用。坊门入夜关闭，直到早晨五更三筹（天亮）再打开，恢复街道贸易，在坊门打开前都属于夜禁时间，大街上禁止通行，并停止一切活动，违者就是“犯夜”，要处罚，除非有特殊原因，“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唐律疏义》）长安东、西开市时，商贾云集，熙熙攘攘，买什么的都有，即便什么也不买，中外富商、京城阔少们还可以吆五喝六地到胡姬酒店里喝酒寻欢。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与世界各地的交流非常广泛，这也充分反映在了市面上，西域的、海外的好东西，吃穿用玩，在唐朝长安市面上都能购买到。要说一说的是，西域胡商不仅有在长安城里贩卖奇珍异宝的，也有做一些小买卖的，这在唐人小说中颇多事例。《任氏传》记载，长安市面上有胡人开店铺卖胡饼，“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饼类是唐朝人的主要食物之一，无论贵贱贫富都爱吃饼，这胡人卖的饼自然是“胡饼”。胡饼什么样？胡饼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的芝麻烧饼，但又不完全是，胡饼中间还夹着肉馅，味道更加酥香。《太平广记》中描述“胡饼如（斗）笠”，可见，唐代胡饼比如今的烧饼要大很多。量大营养好，在长安市面上，胡饼很受欢迎。
　　唐代，与管理规范严格的坊市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草市”——言下之意如同“草”一样随地开办的市场，“草根”一词是早有渊源的。一般来说，唐代“草市”在城市的城门以外，或者城郭附近，开展定期贸易。随着时间推移，商业逐渐繁荣，草市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固定的店铺，久而久之，形成了新的民间商业街，但形式比坊市灵活，于是“草市”就升为“镇市”。与“草市”相比而言，“镇市”的市场形式更加稳定，而且更有规模。
　　唐代对市场的管理很规范，有专门管理市场的官吏，长安、洛阳“两京诸市，置（市）令一人，从六品上；（市）丞二人，正八品上”，在这些朝廷命官之下，还有录事、史、典事、掌固等官吏，协助市令、市丞对所辖市场的货物质量、价格、真假和器物度量的精确与否，以及收税、财货交易等等，进行全面严格管理。商业市场切近民生，所以唐代从中央到地方都设专职官吏管理大大小小的市场，这也对唐代商业的发展繁荣起到积极作用。
　　唐代的市场管理人员面对基层，手握实权，在监督制度不甚完善之时，难免会有市官在市场中坐大的现象。唐朝的《朝野佥载》中讲了这么个小故事：唐代有个管理长安西市的官吏叫魏伶，一边工作一边忙着玩鸟。他有一只赤嘴鸟，这鸟被他驯化得极其机灵，常常在西市中飞来飞去，或是站在店铺前，或是歇在人身上，叽叽喳喳地直叫唤，仿佛是在向人讨要什么东西。一天，有人用一枚铜钱逗它，它竟然用嘴衔着钱飞送给主人去。久而久之，长安西市的商家都知道这只赤嘴鸟是西市丞的宝贝疙瘩，被称为“魏丞鸟”，不看僧面看佛面，只要它飞来了，商人们都会给它嘴里放一文钱，这样一来，魏伶能“日收数百（钱）”。这个管理市场的官吏在自己辖区变相敛钱受到大家的讽刺和不屑。
　　到了宋代，虽然疆域较之唐朝缩减了，但是商业却更加繁荣，坊市制度不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坊市格局被打破，在政府的默许下，街上随处都可以开店设铺，商铺越开越多，有的还要扩大营业，由于京城地狭人众，所以商家想着法子占道经营，挡也挡不住，所以到了北宋后期，官府干脆就对占道经营的商家征收“侵街房廊钱”了。同时，宋代在市场管理上，也有了历史性突破，唐代的坊市管理模式基本废除，虽然宋代也有管理市场的市官，但是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帝国收税，而商业行会在宋代商业中成为重要角色。行会对内作用涉及组织货源、分配货物和货币，对外而言，商业行会在经营上排斥非行户的竞争，以保护和垄断各行利益，同时，行会也配合政府对商户的控制。
　　宋代大城市的市场繁荣景象，我们可以从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领略一二。据相关文献记载，北宋的首都东京市面上有高档酒楼72处，特色饭店更是不计其数，有南食店、北食店、川饭店、胡饼店、素茶店、素菜店等等。此外，在肉食铺、水产店、果品店里，也是南北特产兼有，琳琅满目。再说，南宋朝廷虽然偏安一隅，但是其首都临安，有“菜市、花市……鲜鱼行、布行……花团、青果团……”，各行各业有四百十四行，商业活跃情形绝不啻于宋朝初年。
　　宋代的各个州县，有镇市，还有广泛散布乡间的墟市，这“墟市”与唐朝的“草市”类似，两天一集会，也有的约定为“三数日一次市会”，实际上，集市的间隔时间长短，反映了这个地区经济发展、贸易交换能力的强弱，是动态化的。南宋名臣范成大于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从苏州到广西静江府去赴任，路经五个省区，一路上看到了很多墟市，如在湖南的衡山县，他就发现很多乡村墟市中货物很充盈，“江、浙、川、广，众货所聚”，买卖频繁，百姓贸易购物很方便。同时，宋代还有各种专业性强的集市，如汴京城里专为僧尼服务的大相国寺附近每月开五次的定期市，成都府的药市，各州县的蚕市以及进行商品交易的庙会等。这些不同层面、不同规模和灵活多样的市场，使得宋代的商业贸易网非常发达。
　　最后要说一说，宋代市场上，有人专门收集整理城市各个大市场和小市场的商品价格、商业合同、放贷利息、特许经营信息等，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有需要的商家或是客戶，同时在市场上为买卖双方说和、介绍交易，做交易的中间人，而从中获取佣金。这些人被称为“牙侩”或者“牙人”“牙商”等，类似于现在的商业经纪人，虽然这种职业早在汉代就有了，但是在宋代市场中他们起的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