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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七一二——七七〇），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具有广泛而深刻社会内容的诗歌向来被誉为“诗史”，这些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尤其充溢着诗人热爱祖国、关心民生的激情，而这些诗歌往往又以“沉郁顿挫”的风格见长。
一、“沉郁顿挫”的含义
1.沉郁、低沉、郁积
赵翼曾说“盖其（杜甫）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笔力之豪劲，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无浅语”，这主要是就杜诗内容的深广、厚重而言的。如果从杜甫对国家、人民等审美客体的情绪、感受和态度来看，“沉郁”则是深刻而郁怀的，而这则侧重于感情的宣泄形式，即多为悲慨、壮大、深厚。
2.顿挫，是杜诗情感表达的一种起伏变换的势态
所谓“顿挫”主要是指诗中的停顿、转析，以及由此带來的抑扬起伏、纵横开阖等变化所构成的表现形式，与平板、通畅恰恰相反，而这种抑扬起伏恰好契合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深沉纠结以及深刻而博大的思想，因此于这种反复低回之中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
3.杜甫的“沉郁”与“顿挫”是浑然一体而绝对不可截然分开的
尽管我们在赏鉴杜老的诗歌时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两者分开来论，一般人也习惯于此，但实际上二者的确是浑然天成的；因为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沉郁”的内容靠“顿挫”的手法和形式來表达，因而内容深刻、厚重而大气；反过来，“顿挫”的形式对于情感真切、厚重的杜甫来讲，又是最适合表达“沉郁”的内容。除此之外，“沉郁”的内容本身因感情深刻、深厚、纠结而必然表现出含蓄、委婉之意；而“顿挫”本身因语言结构形式和音律的配合恰好比较科学地适应了“沉郁”之情感的宣泄。因此，对于杜甫的诗歌而言，“沉郁”与“顿挫”从来就是一双孪生兄弟，向来就是如影随形时刻不可分割的。
二、“沉郁顿挫”风格在杜诗中的体现
1.悲剧题材的诗歌尤能凸显“沉郁顿挫”的风格
杜甫所生活的时代，社会急遽变化，大唐帝国已经由盛转衰，诗人个人生活日益穷愁困苦，诗人的理想追求步步窘迫，所以，在杜甫的诗歌里绝不会有李白的豪迈与潇洒，而更多的是强半言愁。他困守长安十载时所作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个具有“下笔如有神”的才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的诗人，却只能“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诗人把“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的由盼转忿，欲去不能，一步三回头的矛盾心理，曲折尽情表达了出来，简直是“思深意曲，极鸣愤慨”（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人前一时期的“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的气概不见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浪漫生活改变了，从此开启了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之风，而且越来越被固化下来。同一时期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与其说是“诗”，还不如说是一出多幕悲剧，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荣枯咫尺异”的社会悲剧，更有“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悲剧。还有他的《兵车行》，“牵衣顿足拦道哭”，真实地再现了分别场面的悲戚；“边庭流血成海水”客观记录了边战的惨烈；“千村万落生荆杞”形象而生动地还原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战争罪恶；“古来白骨无人收”，几乎如同写实一样还原了人生的不幸与人性的悲哀。诗人如此深沉、厚重、深刻的悲天悯人情怀怎能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呢？悲悲戚戚，哀己哀人，关注民生，痛心疾首，撕心裂肺，只有“頓挫”的形式才能真实地表达出来，也只有这样的形式才能把如此深重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一唱三咏，欲言又止又不得一吐为快，这才是那个时代杜甫真实的心境，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负责人的诗人。
2.民生题材的诗歌中同样表现出“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史之乱”爆发，给社会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诗人为他的国家，更关注着也如自己一样颠沛流离的人民，他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变化，关注着民生的现状，并沉重记录了这一社会灾难。《悲陈陶》是一首记录唐军与安史叛军交锋而遭惨败的诗作。诗歌开头概括成场上的惨况：“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水中”，指出在战场上为国家英勇奋战，浴血牺牲的是良民、百姓，他们血染陈陶泽，全军覆没，致使原野因而显得格外空旷，世界因而显得格外寂寞，“野旷天清无成声”，不是因为和平宁静的生活，而是因为“四万义军同日死”的惨烈结局。这首诗，在天地同悲的氛围里，再现了唐王朝在平判中遇到的重大挫折，既有极强的概括力，又有悲壮的艺术审美感染力。“三吏”，“三别”是一组有代表性的反映唐代内乱真实情况的乐府诗。史载，乾元二年，唐军九节度使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由于肃宗对郭子仪统兵心怀疑虑，未设统一指挥，致使邺城之战以唐兵大败结束，“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军南奔襄邓，诸节度使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但真实情况不止与此。事实上。由于邺城兵败，唐军兵力锐减，必须迫速补充兵员，于是，肃宗朝便开始了毫无节制和章法地征兵。士卒和官吏到处抓丁提人，无论男女老幼，但有可用之处，便成征调对象，一时之间，人心惶惶，扰民害民现象十分严重。此时的诗人，正由洛阳回华州住所，耳闻目睹了邺城惨败后人民罹难的痛苦情状，因而以高度地提炼和概括反映了残酷的现实。这组诗或写官吏喧呼点征中男（《新安吏》）、或写妇人深夜被抓（《石壕吏》）、或写新婚男子被抓（《新婚别》）、或写老者投林从军又无奈又激昂的情怀（《垂老别》）、或写二次被征入伍的士卒可别的悲凉身世（《无家别》），全方位地反映了战争的灾难，朴实而悲痛的语言中传达着那个时代精心动魄的悲剧，“实录”的笔墨渗透出史诗般的力量。杜甫此类诗往往能让读者真正领路别一个忧道不忧贫的沉重儒者的高尚情怀。
3.偏于抒发个人忧思甚或怀友送别之类的诗歌同样彰显着“沉郁顿挫”之风
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旅夜书怀》《登高》等等，像这类侧重于抒发个人情怀的诗歌中，我们也同样能够明显发现“沉郁顿挫”之风。旅夜书怀，表面上是在抒发诗人个人的情怀，实则是抒发也如诗人一样命运坎坷、生活困苦、颠沛流离者的情怀，诗人所表现的不是世俗眼中的那个“小我”，而是那个时代里的“命运共同体”。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是已经到了垂死之年，杜甫依然心系他人，依然关注天下苍生，即使表现自我也是将美撕碎了给人看。诗人追求的不仅是理解是同情，更多的是惊醒，是鞭策，是振聋发聩。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他的诗歌注定要表现得“沉郁”，也正是要表现这样的“沉郁”，所以必须采用他已经习惯了“顿挫”风格。
4.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还表现在一些组诗中
如《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三吏”、“三別”等，同样明显地体现出了“沉郁顿挫”的风格。不过在组诗里表现的主要特征，就是把数种感情交错起來，成為网状关系。诗人从多方面的吟唱，感情层层递进，和“沉郁”的风格配合得天衣无缝。
三、结论
杜甫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情怀刻意地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甚至低回起伏，简直就是“冰泉冷涩弦凝绝”。自然而然地，诗歌的一切形式，如音律、节奏，甚至遣词造句等等注定会服从情感的调遣。此外，深沉、现实、厚重的诗歌内容，沉重的题材，个人的际遇，以及对诗歌语言的驾轻就熟无不综合影响着杜甫，自然“顿挫”之风也就应运而生，以至于渐趋成熟直至完全固化，最终发展为后人根本不可能超越的艺术丰碑。
一、“沉郁顿挫”的含义
1.沉郁、低沉、郁积
赵翼曾说“盖其（杜甫）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笔力之豪劲，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无浅语”，这主要是就杜诗内容的深广、厚重而言的。如果从杜甫对国家、人民等审美客体的情绪、感受和态度来看，“沉郁”则是深刻而郁怀的，而这则侧重于感情的宣泄形式，即多为悲慨、壮大、深厚。
2.顿挫，是杜诗情感表达的一种起伏变换的势态
所谓“顿挫”主要是指诗中的停顿、转析，以及由此带來的抑扬起伏、纵横开阖等变化所构成的表现形式，与平板、通畅恰恰相反，而这种抑扬起伏恰好契合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深沉纠结以及深刻而博大的思想，因此于这种反复低回之中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
3.杜甫的“沉郁”与“顿挫”是浑然一体而绝对不可截然分开的
尽管我们在赏鉴杜老的诗歌时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将两者分开来论，一般人也习惯于此，但实际上二者的确是浑然天成的；因为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沉郁”的内容靠“顿挫”的手法和形式來表达，因而内容深刻、厚重而大气；反过来，“顿挫”的形式对于情感真切、厚重的杜甫来讲，又是最适合表达“沉郁”的内容。除此之外，“沉郁”的内容本身因感情深刻、深厚、纠结而必然表现出含蓄、委婉之意；而“顿挫”本身因语言结构形式和音律的配合恰好比较科学地适应了“沉郁”之情感的宣泄。因此，对于杜甫的诗歌而言，“沉郁”与“顿挫”从来就是一双孪生兄弟，向来就是如影随形时刻不可分割的。
二、“沉郁顿挫”风格在杜诗中的体现
1.悲剧题材的诗歌尤能凸显“沉郁顿挫”的风格
杜甫所生活的时代，社会急遽变化，大唐帝国已经由盛转衰，诗人个人生活日益穷愁困苦，诗人的理想追求步步窘迫，所以，在杜甫的诗歌里绝不会有李白的豪迈与潇洒，而更多的是强半言愁。他困守长安十载时所作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个具有“下笔如有神”的才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的诗人，却只能“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诗人把“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的由盼转忿，欲去不能，一步三回头的矛盾心理，曲折尽情表达了出来，简直是“思深意曲，极鸣愤慨”（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人前一时期的“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的气概不见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浪漫生活改变了，从此开启了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之风，而且越来越被固化下来。同一时期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与其说是“诗”，还不如说是一出多幕悲剧，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荣枯咫尺异”的社会悲剧，更有“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悲剧。还有他的《兵车行》，“牵衣顿足拦道哭”，真实地再现了分别场面的悲戚；“边庭流血成海水”客观记录了边战的惨烈；“千村万落生荆杞”形象而生动地还原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战争罪恶；“古来白骨无人收”，几乎如同写实一样还原了人生的不幸与人性的悲哀。诗人如此深沉、厚重、深刻的悲天悯人情怀怎能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呢？悲悲戚戚，哀己哀人，关注民生，痛心疾首，撕心裂肺，只有“頓挫”的形式才能真实地表达出来，也只有这样的形式才能把如此深重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一唱三咏，欲言又止又不得一吐为快，这才是那个时代杜甫真实的心境，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负责人的诗人。
2.民生题材的诗歌中同样表现出“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史之乱”爆发，给社会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诗人为他的国家，更关注着也如自己一样颠沛流离的人民，他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变化，关注着民生的现状，并沉重记录了这一社会灾难。《悲陈陶》是一首记录唐军与安史叛军交锋而遭惨败的诗作。诗歌开头概括成场上的惨况：“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水中”，指出在战场上为国家英勇奋战，浴血牺牲的是良民、百姓，他们血染陈陶泽，全军覆没，致使原野因而显得格外空旷，世界因而显得格外寂寞，“野旷天清无成声”，不是因为和平宁静的生活，而是因为“四万义军同日死”的惨烈结局。这首诗，在天地同悲的氛围里，再现了唐王朝在平判中遇到的重大挫折，既有极强的概括力，又有悲壮的艺术审美感染力。“三吏”，“三别”是一组有代表性的反映唐代内乱真实情况的乐府诗。史载，乾元二年，唐军九节度使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由于肃宗对郭子仪统兵心怀疑虑，未设统一指挥，致使邺城之战以唐兵大败结束，“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军南奔襄邓，诸节度使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但真实情况不止与此。事实上。由于邺城兵败，唐军兵力锐减，必须迫速补充兵员，于是，肃宗朝便开始了毫无节制和章法地征兵。士卒和官吏到处抓丁提人，无论男女老幼，但有可用之处，便成征调对象，一时之间，人心惶惶，扰民害民现象十分严重。此时的诗人，正由洛阳回华州住所，耳闻目睹了邺城惨败后人民罹难的痛苦情状，因而以高度地提炼和概括反映了残酷的现实。这组诗或写官吏喧呼点征中男（《新安吏》）、或写妇人深夜被抓（《石壕吏》）、或写新婚男子被抓（《新婚别》）、或写老者投林从军又无奈又激昂的情怀（《垂老别》）、或写二次被征入伍的士卒可别的悲凉身世（《无家别》），全方位地反映了战争的灾难，朴实而悲痛的语言中传达着那个时代精心动魄的悲剧，“实录”的笔墨渗透出史诗般的力量。杜甫此类诗往往能让读者真正领路别一个忧道不忧贫的沉重儒者的高尚情怀。
3.偏于抒发个人忧思甚或怀友送别之类的诗歌同样彰显着“沉郁顿挫”之风
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旅夜书怀》《登高》等等，像这类侧重于抒发个人情怀的诗歌中，我们也同样能够明显发现“沉郁顿挫”之风。旅夜书怀，表面上是在抒发诗人个人的情怀，实则是抒发也如诗人一样命运坎坷、生活困苦、颠沛流离者的情怀，诗人所表现的不是世俗眼中的那个“小我”，而是那个时代里的“命运共同体”。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是已经到了垂死之年，杜甫依然心系他人，依然关注天下苍生，即使表现自我也是将美撕碎了给人看。诗人追求的不仅是理解是同情，更多的是惊醒，是鞭策，是振聋发聩。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他的诗歌注定要表现得“沉郁”，也正是要表现这样的“沉郁”，所以必须采用他已经习惯了“顿挫”风格。
4.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还表现在一些组诗中
如《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三吏”、“三別”等，同样明显地体现出了“沉郁顿挫”的风格。不过在组诗里表现的主要特征，就是把数种感情交错起來，成為网状关系。诗人从多方面的吟唱，感情层层递进，和“沉郁”的风格配合得天衣无缝。
三、结论
杜甫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情怀刻意地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甚至低回起伏，简直就是“冰泉冷涩弦凝绝”。自然而然地，诗歌的一切形式，如音律、节奏，甚至遣词造句等等注定会服从情感的调遣。此外，深沉、现实、厚重的诗歌内容，沉重的题材，个人的际遇，以及对诗歌语言的驾轻就熟无不综合影响着杜甫，自然“顿挫”之风也就应运而生，以至于渐趋成熟直至完全固化，最终发展为后人根本不可能超越的艺术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