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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任何年代，任何国家，结婚都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意味着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古时婚礼有着一套繁复而约定俗成的手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就是我们常說的婚俗“六礼”。而婚宴则是整个婚礼临近结束时的高潮部分，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婚”与“昏”同。现在北京等城市的年轻人结婚，都讲究开席不能过午，倒是百里之外的天津依旧保留着古代的遗风，是在黄昏时举行婚宴。千里之外的上海亦是如此。今天戏文里婚礼司仪常說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之类的词，也属于以讹传讹。据古时婚俗，新嫁娘过门第二天一早才拜见公婆，正名定分，到这里整个婚礼才算结束。杜甫的《新婚别》一诗中，一对新婚夫妇头一天刚结婚，第二天丈夫就要去从军出征。新娘愁肠百转，委屈地对丈夫說：“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意思是你我的婚礼尚未完成，我的身份还不明确，怎么能去拜见公婆呢？
周朝时期，从一而终的婚俗已为社会所提倡。为了强化社会需求，或者时刻提醒人们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观念，古时婚礼中的“纳彩”，即男方向女方家送议婚礼物的这个环节中，就出现了具有“从一而终”属性的鸿雁（后用家禽白鹅替代），来表达对新婚夫妇未来的美好祝福。
“洞房”一词出现很早，不过最初并不是指结婚的新房，而是指幽深而又豪华的居室。直到唐代以后，洞房才渐渐引申为新婚婚房。而在东汉至唐代，还有在“青庐”中拜堂的风俗（见图①），“青庐”是用青布搭成的露天帐篷，一般设在住宅的西南角“吉地”，新娘从特备的毡席上踏入青庐，开始举行婚宴。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有“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的诗句，即反映了这种婚俗。
自古以来，婚礼主人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婚礼和婚宴的隆重程度。皇家的婚礼牵涉到江山社稷，往往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而寒门小户家的婚宴，图的是喜庆和热闹，排场自然要小得多。同时，婚礼和婚宴也深受时代和社会条件影响，坊间流传的“五十年代一张床，六十年代一包糖，七十年代红宝书，八十年代三转一响，九十年代星级宾馆讲排场，二十一世纪特色婚宴个性张扬”的說法，也反映了婚礼形式随着时代发展的规律。
民国时期，市肆中营业性的饭馆等级由低到高大体可分为切面铺、二荤铺、饭馆和饭庄，饭庄一般很少接待散客，主要靠承办大规模的婚宴和寿宴为主业，代表性饭庄有地安门外的庆和堂，西单牌楼的聚贤堂、同和堂，什刹海畔的会贤堂，取灯胡同的同兴堂及金鱼胡同的福寿堂，隆福寺的福全馆等。这些饭庄的服务对象自然是有一定财力的大户人家。
对于一般的市井阶层来說，大馆子自然是消费不起的，解决的办法是在自家的院子里起炉灶、宴宾客，这样就催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业——“行灶”。顾名思义，“行灶”就是流动的厨师，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往往腋下夹着的一尺多长、半尺多宽的粗白布包，这包袱皮其实就是围裙，里面裹着一两把自己使得顺手的菜刀。白色的粗布包是“行灶”们的招牌，让主顾们一眼就了解了他们的职业。每天凌晨5点左右，天还蒙蒙亮的时候，行灶师傅就到了茶馆，要一杯茶慢慢喝着；更有的连杯茶也舍不得要，蹲在茶馆的门口等着主顾的挑选。
一旦被选中，双方谈好了价钱，行灶就会带着一两个徒弟，在婚礼举办的头天下午来到主家的院子，开始重要的准备工作——垒灶、搪灶，即现用砖头和泥巴，砌几个足够支撑婚宴的炉灶。婚宴开始的当天，行灶们天不亮就开始采买，待原料备齐，大约八、九点的时间，便开始了正式的烹制。那时普通人家的婚宴菜肴无非是些家常菜，四喜丸子、清蒸鸡、滑溜肉片、扣肉等八大碗之类，技术并不复杂，难得的是一个“快”字。行灶师傅和几个徒弟从杀鸡褪毛、择菜切配到菜品上桌，短短几个小时要弄出一二十桌甚至更多的菜，没有好手艺和多年积累的经验，是应付不过来的。
随着西风渐进，民国时期也有不少人选择了西式或中西合璧的婚礼形式。我的父母亲是1947结婚的，他们选择了位于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举办婚礼，完全采用了西式婚礼的模式。婚礼那天，母亲身着婚纱，而父亲则是一身黑色大礼服。他们的婚礼从下午三、四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来参加婚礼的除了亲友之外，还有他们的许多中学、大学时的同窗好友。用来招待宾客的晚餐是buffet（即自助餐），代表了当时接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年轻人的时尚。婚礼结束回到家后，父母亲又换上长袍马褂和旗袍绣鞋，重新照了一组传统中式的照片以作纪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开始提倡节俭的生活方式。尤其是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受经济条件的影响，婚宴也越来越简约化。往往是大家每人出一、两块钱的份子甚至当月的糖票作为贺礼。新郎新娘则置办些茶水、瓜子和糖，邀请领导、亲戚朋友坐坐，就算是宣告完成了终身大事。不过即便这样简单，婚礼带给人的快乐一点也没打折扣。在清贫的岁月里，一颗水果糖也足够让人产生幸福的感觉。1976年，我和太太的婚礼总共花费了不到200元，从春明食品店买了面包和各种香肠，又买了三条中华烟（那时的中华烟是6元钱一条）和几斤糖，亲友们帮着张罗了牛肉红菜汤、沙拉和切好的香肠等几样西式菜点，就在我们并不算宽敞的屋子里招待了几十位宾客，却也宾主尽欢，其乐融融。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餐饮还不像现在这么丰富，一些机关食堂由于人力充足，也开始承接婚宴。平时低调朴实的机关食堂，拉上几条彩纸就成了婚宴现场。說来有趣，由于来参加婚宴的多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每个桌上必有一个公推出来的“桌长”，这桌长必须是平时做事公道、没有私心的人。婚宴一旦开始，一个桌上的人会很有默契地先把汤汤水水的菜一扫而光，再刻意留下一些好带的“硬菜”。酒过三巡，临近婚宴结束时，大家纷纷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铝饭盒，在桌长的分配下，完全平均地把每样菜分装给在座的每个人，好让他们家里的孩子老人也跟着打打牙祭。这一幕是温暖而略带酸涩的，当属那个时代特有的记忆。
近三十年来，婚宴的形式越来越丰富，价位也越来越高，酒店的婚宴往往以口味相对平和的粤菜、潮汕菜为主，口味辛辣的川菜、湘菜比例要少些。
一场好的婚宴能反映出主人的修养。现在的年轻人可以选择的婚礼形式越来越多，海岛婚礼、游艇婚礼、草坪婚礼等，无不时尚而浪漫。我个人比较推崇露天的自助式婚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绿草如茵的草坪上，宾客们三五畅谈，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食物，既赏心悦目，又避免了浪费，还原了婚礼欢快、愉悦的本质。
婚礼是隆重的人生乐章，是得到亲朋见证和祝福的重要时刻，而婚礼之后的生活却是需要两个人用尽毕生时间去慢慢经营的。高朋满座也好，二人世界也罢，婚礼的豪华和简约，与婚后的幸福程度并不成正比。所以年轻一代不妨理性地操办婚宴，为自己策划一个既温馨难忘、又不流于靡费的美好婚礼和婚宴。
编辑 阎希娟
“婚”与“昏”同。现在北京等城市的年轻人结婚，都讲究开席不能过午，倒是百里之外的天津依旧保留着古代的遗风，是在黄昏时举行婚宴。千里之外的上海亦是如此。今天戏文里婚礼司仪常說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之类的词，也属于以讹传讹。据古时婚俗，新嫁娘过门第二天一早才拜见公婆，正名定分，到这里整个婚礼才算结束。杜甫的《新婚别》一诗中，一对新婚夫妇头一天刚结婚，第二天丈夫就要去从军出征。新娘愁肠百转，委屈地对丈夫說：“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意思是你我的婚礼尚未完成，我的身份还不明确，怎么能去拜见公婆呢？
周朝时期，从一而终的婚俗已为社会所提倡。为了强化社会需求，或者时刻提醒人们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观念，古时婚礼中的“纳彩”，即男方向女方家送议婚礼物的这个环节中，就出现了具有“从一而终”属性的鸿雁（后用家禽白鹅替代），来表达对新婚夫妇未来的美好祝福。
“洞房”一词出现很早，不过最初并不是指结婚的新房，而是指幽深而又豪华的居室。直到唐代以后，洞房才渐渐引申为新婚婚房。而在东汉至唐代，还有在“青庐”中拜堂的风俗（见图①），“青庐”是用青布搭成的露天帐篷，一般设在住宅的西南角“吉地”，新娘从特备的毡席上踏入青庐，开始举行婚宴。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有“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的诗句，即反映了这种婚俗。
自古以来，婚礼主人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婚礼和婚宴的隆重程度。皇家的婚礼牵涉到江山社稷，往往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而寒门小户家的婚宴，图的是喜庆和热闹，排场自然要小得多。同时，婚礼和婚宴也深受时代和社会条件影响，坊间流传的“五十年代一张床，六十年代一包糖，七十年代红宝书，八十年代三转一响，九十年代星级宾馆讲排场，二十一世纪特色婚宴个性张扬”的說法，也反映了婚礼形式随着时代发展的规律。
民国时期，市肆中营业性的饭馆等级由低到高大体可分为切面铺、二荤铺、饭馆和饭庄，饭庄一般很少接待散客，主要靠承办大规模的婚宴和寿宴为主业，代表性饭庄有地安门外的庆和堂，西单牌楼的聚贤堂、同和堂，什刹海畔的会贤堂，取灯胡同的同兴堂及金鱼胡同的福寿堂，隆福寺的福全馆等。这些饭庄的服务对象自然是有一定财力的大户人家。
对于一般的市井阶层来說，大馆子自然是消费不起的，解决的办法是在自家的院子里起炉灶、宴宾客，这样就催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业——“行灶”。顾名思义，“行灶”就是流动的厨师，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往往腋下夹着的一尺多长、半尺多宽的粗白布包，这包袱皮其实就是围裙，里面裹着一两把自己使得顺手的菜刀。白色的粗布包是“行灶”们的招牌，让主顾们一眼就了解了他们的职业。每天凌晨5点左右，天还蒙蒙亮的时候，行灶师傅就到了茶馆，要一杯茶慢慢喝着；更有的连杯茶也舍不得要，蹲在茶馆的门口等着主顾的挑选。
一旦被选中，双方谈好了价钱，行灶就会带着一两个徒弟，在婚礼举办的头天下午来到主家的院子，开始重要的准备工作——垒灶、搪灶，即现用砖头和泥巴，砌几个足够支撑婚宴的炉灶。婚宴开始的当天，行灶们天不亮就开始采买，待原料备齐，大约八、九点的时间，便开始了正式的烹制。那时普通人家的婚宴菜肴无非是些家常菜，四喜丸子、清蒸鸡、滑溜肉片、扣肉等八大碗之类，技术并不复杂，难得的是一个“快”字。行灶师傅和几个徒弟从杀鸡褪毛、择菜切配到菜品上桌，短短几个小时要弄出一二十桌甚至更多的菜，没有好手艺和多年积累的经验，是应付不过来的。
随着西风渐进，民国时期也有不少人选择了西式或中西合璧的婚礼形式。我的父母亲是1947结婚的，他们选择了位于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举办婚礼，完全采用了西式婚礼的模式。婚礼那天，母亲身着婚纱，而父亲则是一身黑色大礼服。他们的婚礼从下午三、四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来参加婚礼的除了亲友之外，还有他们的许多中学、大学时的同窗好友。用来招待宾客的晚餐是buffet（即自助餐），代表了当时接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年轻人的时尚。婚礼结束回到家后，父母亲又换上长袍马褂和旗袍绣鞋，重新照了一组传统中式的照片以作纪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开始提倡节俭的生活方式。尤其是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受经济条件的影响，婚宴也越来越简约化。往往是大家每人出一、两块钱的份子甚至当月的糖票作为贺礼。新郎新娘则置办些茶水、瓜子和糖，邀请领导、亲戚朋友坐坐，就算是宣告完成了终身大事。不过即便这样简单，婚礼带给人的快乐一点也没打折扣。在清贫的岁月里，一颗水果糖也足够让人产生幸福的感觉。1976年，我和太太的婚礼总共花费了不到200元，从春明食品店买了面包和各种香肠，又买了三条中华烟（那时的中华烟是6元钱一条）和几斤糖，亲友们帮着张罗了牛肉红菜汤、沙拉和切好的香肠等几样西式菜点，就在我们并不算宽敞的屋子里招待了几十位宾客，却也宾主尽欢，其乐融融。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餐饮还不像现在这么丰富，一些机关食堂由于人力充足，也开始承接婚宴。平时低调朴实的机关食堂，拉上几条彩纸就成了婚宴现场。說来有趣，由于来参加婚宴的多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每个桌上必有一个公推出来的“桌长”，这桌长必须是平时做事公道、没有私心的人。婚宴一旦开始，一个桌上的人会很有默契地先把汤汤水水的菜一扫而光，再刻意留下一些好带的“硬菜”。酒过三巡，临近婚宴结束时，大家纷纷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铝饭盒，在桌长的分配下，完全平均地把每样菜分装给在座的每个人，好让他们家里的孩子老人也跟着打打牙祭。这一幕是温暖而略带酸涩的，当属那个时代特有的记忆。
近三十年来，婚宴的形式越来越丰富，价位也越来越高，酒店的婚宴往往以口味相对平和的粤菜、潮汕菜为主，口味辛辣的川菜、湘菜比例要少些。
一场好的婚宴能反映出主人的修养。现在的年轻人可以选择的婚礼形式越来越多，海岛婚礼、游艇婚礼、草坪婚礼等，无不时尚而浪漫。我个人比较推崇露天的自助式婚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绿草如茵的草坪上，宾客们三五畅谈，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食物，既赏心悦目，又避免了浪费，还原了婚礼欢快、愉悦的本质。
婚礼是隆重的人生乐章，是得到亲朋见证和祝福的重要时刻，而婚礼之后的生活却是需要两个人用尽毕生时间去慢慢经营的。高朋满座也好，二人世界也罢，婚礼的豪华和简约，与婚后的幸福程度并不成正比。所以年轻一代不妨理性地操办婚宴，为自己策划一个既温馨难忘、又不流于靡费的美好婚礼和婚宴。
编辑 阎希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