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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上帝分配土地时,吉尔吉斯人正在睡觉。等他们一觉醒来,发现土地已经分完。他们请求上帝多少分给他们一些土地,于是上帝就把自己的后花园给了吉尔吉斯人。
吉尔吉斯人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表明他们是上帝(或真主)的宠儿。这个故事也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家园非常满意。他们喜欢告诉我这样的外国旅行者,吉尔吉斯是“中亚的瑞士”。这里既有阿尔卑斯般雄伟的天山,也有明净如眼泪的伊塞克湖,还有向远方延展的大草原,上面点缀着枣红色的骏马和白色的蒙古包。
乾隆在位时期,吉尔吉斯人曾经臣服于清朝。当时,清朝军队歼灭了蒙古准噶尔汗国,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不过到了19世纪20年代,浩罕汗国的势力开始渗入到楚河河谷和天山地区。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发现,他们被孤立于偏远的天山牧场之间。为了守护通往喀什的商路,浩罕汗国建立起一系列城堡哨所,比什凯克就是边境线上的哨所之一。
在比什凯克这座城市,全球化的冲击或许还没大到成为问题的地步。这里没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国际快餐店,商场里也见不到任何耳熟能详的品牌。某种程度上,比什凯克仍然是一座苏俄城市,有着棋盘一样规划整齐的街道、高大的行道树、雕像众多的公园,以及每个俄国城市都有的芭蕾舞剧院和马戏团。走在街上,我有时会产生一种恍惚感,觉得眼前的街景似曾相识。
然而,苏联已经离去,成为历史的弃儿。全球化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这里,甚至放弃整个中亚。废墟,只是苏联离去后留下的遗迹。
一天傍晚,我决定步行前往一家远离市中心的餐厅。透过窗玻璃,我看到餐厅里摆着几张大圆桌,桌上堆满干果点心,摆着漂亮的茶具。每张桌子旁都坐着衣着古板的吉尔吉斯人,像是家庭聚餐,只是没人开动。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是斋月,他们大概在等待日落时分的降临。
此前,比什凯克并没有给我强烈的宗教感——我没有听到过宣礼声,在市中心也没看到过清真寺。在我所熟悉的楚河大道上,散落著一些追求情调的餐厅,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进进出出。没人在意斋月的问题,随时随地有人进餐。然而,在稍微偏僻的郊区,我却感到迥然不同的气氛:这里有一屋子正在虔诚等待开斋的吉尔吉斯人。
我走进餐厅,里面有些昏暗。我在门口的一张小桌子旁坐下来。一个年轻的吉尔吉斯姑娘走过来,以标准的美式英语问我要吃点什么。我问她有没有菜单,她转身去找。她穿着白棉布衬衫、淡蓝色牛仔裤,非常瘦,但显得活力十足。她拿着一本菜单走过来,抱歉地告诉我,菜单没有英文,但她愿意给我翻译。
我能看懂菜单,但是出于好奇,我让她帮我翻译。她有一张小巧的瓜子脸,小麦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浓密的眉毛,鼻梁坚挺。然而,从她的五官中,我却难以判断她来自何处。她像吉尔吉斯人,也像维吾尔人,甚至有点像墨西哥人。她年纪不大,但威严十足。她用吉尔吉斯语命令服务员拿来餐具,又用俄语命令另一个服务员去厨房看看,然后用英语向我解释,什么是laghman(拉条子),什么是manty(羊肉包子)。
我点了拉条子和烤串——我的标配晚餐。她说烤串要等一段时间,我问她有没有酒。
“没有,”她抱歉地一笑,仿佛感到了我的失望,“我们这里不供应酒水。”
我点了一小瓶可乐。她亲自拿过来,为我倒上。她说她叫佐伊,是这家餐厅的老板。餐厅刚刚开业4天,所以有点混乱。
我一边喝着可乐,一边看着忙前忙后的佐伊。她时而指挥服务员,时而自己上阵。在我看来,她的英语、俄语和吉尔吉斯语全都无懈可击。如果在中国,想必早已成为精英人士。可是,在比什凯克,她却在郊区开着一家刚刚起步的本地餐厅,为我这样偶然进来的外国人讲解什么是拉面,什么是蒸包。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xdyd/xdyd202104/xdyd20210431-1-l.jpg)
佐伊为我端上拉条子时,我问她是不是吉尔吉斯人。她告诉我,她出生在吉尔吉斯,但在沙特长大,又在美国佛罗里达读了两年大学。她的母亲是吉尔吉斯人,后来嫁给了一个荷兰男人。
“他是我的继父,在石油公司工作。”佐伊说,“我从小跟着他一起在世界各地生活。”
几年前,佐伊的父母离婚。佐伊带着母亲和未成年的妹妹离开美国,回到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她开了这家面向穆斯林家庭、不卖酒精饮料的餐厅——没去争抢楚河大道上的繁华地带——是因为她注意到整个国家渐趋保守的氛围。她的思路看起来颇为正确。刚刚开业不久,餐厅已经口耳相传,涌进大批以家庭为单位的顾客。
这时,餐厅内突然出现一阵骚动。我看到围坐在桌边的人们,纷纷举起双手,开始喃喃祈祷。窗外,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黯淡下来,远处的棚户区露出歪歪扭扭的剪影。祈祷结束后,盛大的晚餐开始了。服务员手忙脚乱地穿梭在大厅里,把一盘盘烤肉和面条端上桌来。
佐伊说,她要去厨房监工。不过,等送走这些客人后,她想请我去楚河大道上的酒吧喝一杯——如果我愿意的话。
“这么说,你自己喝酒?”
“不喝一杯的话,我就没办法把身体的零件装回去。”佐伊说。
我们去了一家有户外座位的酒吧,就在楚河大道南侧。有人在我们旁边抽着水烟,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佐伊点了一杯格鲁吉亚白葡萄酒,轻轻晃着杯子,然后啜饮一小口,脸上露出放松下来的表情。
我问佐伊:“每天都这么神经紧绷?”
她说:“这些天就像打仗一样。”
这是她第一次开餐馆,从里到外都要亲力亲为,还要不断面对“突发事件”。前一天,后厨的食材竟然全都用完了,佐伊不得不向那些已经点菜的顾客道歉。第二天一早,她和厨师一起去市场,买了多一倍的食材回来。这天,餐厅一共招待了250多位客人。如果照这样下去,一个月大概会有6000美元的流水。
我向她祝贺,说这是很好的起步。
“我需要照顾母亲,需要交房租,需要给妹妹交学费。她今年14岁,在比什凯克念国际学校。她和我同母异父,是我母亲和荷兰继父生的。不过,对我来说,她就像个小天使。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对她说,你知道我爱你,对不对?她以前会说,姐姐,我也爱你。现在,她只是看我一眼,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态——她正在叛逆期。”佐伊笑起来。 我问佐伊,她的生父在哪儿。
佐伊说:“他住在托克马克附近的村子里。我母亲也是那里的人。那时,母亲家里很穷,而父亲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母亲18岁时怀上了我,但父亲一家不想让儿子娶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后来,母亲的家人就找到父亲家里,说这里是伊斯兰国家,他们的女儿已经怀孕,男方不能不负责任。”
佐伊喝了一口葡萄酒:“他们结了婚,不过关系很不好。尤其是父亲得知母亲怀的是女孩后,他坚决要求打胎。母亲不同意,她不顾反对,生下了我。”
3岁那年,佐伊的父母离了婚。母亲带着她来到比什凯克,从此佐伊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佐伊10岁时,母亲认识了一个荷兰裔的印尼人,他在中亚的石油公司工作。母亲和他结了婚,成为家庭主妇。一家人先是搬去荷兰,后来又因工作需要搬去沙特。
在沙特的美国军队学校里,佐伊读完了中学,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假期时,一家人会去欧洲度假。她最喜欢西班牙,希望有一天能去那里生活。她也喜欢旅行,去过很多地方,但还没有去过中国。她觉得中国太过神秘,而中国人都是那么努力。
“比什凯克有很多中国人,做生意,承包工程。”佐伊对我说,“但你看上去和他们不太一样。”
“是吗?”
“他们都很实际,很有目标,但你似乎无所事事……你是来寻找什么的吗?还是逃避什么?在餐厅里,我看到你一直在记笔记。或许你是作家?这让我觉得,可以对你说很多话。”
我告诉佐伊,我的确是作家,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写作上。这些年来,我用自己的方式旅行、写作。
佐伊微微一笑。“我也想过当作家。直到有一天,我和母亲失去了经济来源。”
高中毕业后,佐伊去了佛罗里达大学。大二那年,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到了无法维系的地步。她和荷兰人离了婚,然后发现她们连房租都交不起,更别提在美国立足。
佐伊退了学,带着母亲和妹妹回到比什凯克。这里的物价水平很低,她们的积蓄还可以维持。那是2011年,革命的狂热还未退卻。南部的奥什地区又刚刚发生了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的族群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亡。一天,佐伊在比什凯克的出租车上被人拦住。一个吉尔吉斯青年拉开车门,愤怒地质问她:“是不是乌兹别克人?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
“因为我的眉毛很浓,像乌兹别克人。”佐伊微微侧过脸,给我看她的眉毛,“实际上,我有吉尔吉斯、维吾尔、塔吉克和土库曼血统。”
借着酒吧外昏暗的灯火,我看着佐伊的脸,寻找着突厥、蒙古和波斯的痕迹。那是一张中亚的民族熔炉塑造出来的面孔,但眼神不是。佐伊眼神中波动的光以及随之细微变化的神态,完全是美国式的。
回到比什凯克后,佐伊在这里继续上学,仍然是英语文学系,可她的英语比学校里的任何一位老师都好。学校让佐伊给其他同学补课,她坚持了一个学期。有一天,上完补习课,天已经黑了。她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到:不对,我是来花钱上课的,不是来免费教课的!
佐伊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恍然大悟的时刻。她恍然大悟时,家里的积蓄刚好捉襟见肘。于是,她决定退学。她先是和一个女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翻译公司。然而,因为钱的问题,两人发生矛盾,最终分道扬镳。这让佐伊认识到,尽量不要与好朋友做生意,因为那迟早会消耗掉双方的友谊。
回顾过去几年的生活,佐伊发现自己交往的都是年纪大于自己的人。比如,现在餐厅的合伙人是一个哈萨克中年商人。他们至今都算不上朋友,只是看重对方的才能。在阿拉木图,哈萨克商人开了几家成功的餐厅。他想进军吉尔吉斯市场,因而选择佐伊作为合作伙伴。
我问佐伊,是否想过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比如政府。
佐伊说,她的确认识很多吉尔吉斯官员。其中一位高官想让她进入外交部工作,负责与那些让人头痛的美国人打交道,但她拒绝了。
“我始终觉得政治太过肮脏。”佐伊说,“我也不想属于任何体制或派系。在这里,你要么属于北方势力,要么属于南方势力,但我不属于任何地方。”
我问佐伊,在比什凯克是否容易找到倾心交谈的朋友。
她摇摇头。
“更多的情况是,在我说完一句话,表达完一个想法后,对方会怀疑地盯着我问,这话是谁说的?因为他们从没这么想过,也不相信有人会这么想。他们总是需要一个权威来佐证。于是,我经常对他们开玩笑说,这话不是任何人说的,这话是佐伊说的。”
我笑着点点头,但没说话。
“10岁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不爱开口说话的孩子。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无法和任何人交流。母亲把我抱到亲戚朋友面前时,我总是转身就跑,一句话也不想说。后来,我去了沙特,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军队学校就像沙漠里的绿洲。我在那里学会阅读,从此就像发现了不停冒出的泉水。我喜欢阅读,有时候也把自己的想法写到纸上。”
佐伊喝了一口葡萄酒,拂了一下眼角边被风吹乱的头发:“我在很多地方生活过,可到哪里都没有归属感。美国不是我的家,沙特不是,吉尔吉斯斯坦也不是。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可能不属于这个星球……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告诉她,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自己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不是草原游牧民族,而是当代游牧民族。这样的人总是不停移动,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缺乏归属感,家只不过是当下的落脚之处。对他们来说,旅行不是为了去任何地方,只是为了旅行。最重要的事情是移动。
“当代游牧民族。”佐伊深吸了一口气,“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喝完酒,晚风正吹着路边的杨树叶,发出哗哗的海浪声。我们离开酒吧,穿过阿拉套广场。路边有很多做生意的小贩,也有很多无所事事的青年。
走过射气球的摊位时,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冲我喊道:“叔叔,你要是能打爆6只气球,我就送你一只泰迪熊!”佐伊把男孩的话翻译给我,然后笑起来。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xdyd/xdyd202104/xdyd20210431-2-l.jpg)
另一个摊位上,一群吉尔吉斯年轻人正围着一只沙袋拳打脚踢,与沙袋连通的音箱,随之发出人的哀嚎。
在沙袋的砰砰声和哀嚎声中,佐伊挑起眉毛:“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跟这里的年轻人一起玩了吧?”
我发现那种略带讥讽的笑容,完全是美国式的。在比什凯克,这让她与众不同,也令她倍感孤独。
(摘自文汇出版社《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作者:刘子超 )
吉尔吉斯人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表明他们是上帝(或真主)的宠儿。这个故事也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家园非常满意。他们喜欢告诉我这样的外国旅行者,吉尔吉斯是“中亚的瑞士”。这里既有阿尔卑斯般雄伟的天山,也有明净如眼泪的伊塞克湖,还有向远方延展的大草原,上面点缀着枣红色的骏马和白色的蒙古包。
乾隆在位时期,吉尔吉斯人曾经臣服于清朝。当时,清朝军队歼灭了蒙古准噶尔汗国,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不过到了19世纪20年代,浩罕汗国的势力开始渗入到楚河河谷和天山地区。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发现,他们被孤立于偏远的天山牧场之间。为了守护通往喀什的商路,浩罕汗国建立起一系列城堡哨所,比什凯克就是边境线上的哨所之一。
在比什凯克这座城市,全球化的冲击或许还没大到成为问题的地步。这里没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国际快餐店,商场里也见不到任何耳熟能详的品牌。某种程度上,比什凯克仍然是一座苏俄城市,有着棋盘一样规划整齐的街道、高大的行道树、雕像众多的公园,以及每个俄国城市都有的芭蕾舞剧院和马戏团。走在街上,我有时会产生一种恍惚感,觉得眼前的街景似曾相识。
然而,苏联已经离去,成为历史的弃儿。全球化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这里,甚至放弃整个中亚。废墟,只是苏联离去后留下的遗迹。
一天傍晚,我决定步行前往一家远离市中心的餐厅。透过窗玻璃,我看到餐厅里摆着几张大圆桌,桌上堆满干果点心,摆着漂亮的茶具。每张桌子旁都坐着衣着古板的吉尔吉斯人,像是家庭聚餐,只是没人开动。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是斋月,他们大概在等待日落时分的降临。
此前,比什凯克并没有给我强烈的宗教感——我没有听到过宣礼声,在市中心也没看到过清真寺。在我所熟悉的楚河大道上,散落著一些追求情调的餐厅,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进进出出。没人在意斋月的问题,随时随地有人进餐。然而,在稍微偏僻的郊区,我却感到迥然不同的气氛:这里有一屋子正在虔诚等待开斋的吉尔吉斯人。
我走进餐厅,里面有些昏暗。我在门口的一张小桌子旁坐下来。一个年轻的吉尔吉斯姑娘走过来,以标准的美式英语问我要吃点什么。我问她有没有菜单,她转身去找。她穿着白棉布衬衫、淡蓝色牛仔裤,非常瘦,但显得活力十足。她拿着一本菜单走过来,抱歉地告诉我,菜单没有英文,但她愿意给我翻译。
我能看懂菜单,但是出于好奇,我让她帮我翻译。她有一张小巧的瓜子脸,小麦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浓密的眉毛,鼻梁坚挺。然而,从她的五官中,我却难以判断她来自何处。她像吉尔吉斯人,也像维吾尔人,甚至有点像墨西哥人。她年纪不大,但威严十足。她用吉尔吉斯语命令服务员拿来餐具,又用俄语命令另一个服务员去厨房看看,然后用英语向我解释,什么是laghman(拉条子),什么是manty(羊肉包子)。
我点了拉条子和烤串——我的标配晚餐。她说烤串要等一段时间,我问她有没有酒。
“没有,”她抱歉地一笑,仿佛感到了我的失望,“我们这里不供应酒水。”
我点了一小瓶可乐。她亲自拿过来,为我倒上。她说她叫佐伊,是这家餐厅的老板。餐厅刚刚开业4天,所以有点混乱。
我一边喝着可乐,一边看着忙前忙后的佐伊。她时而指挥服务员,时而自己上阵。在我看来,她的英语、俄语和吉尔吉斯语全都无懈可击。如果在中国,想必早已成为精英人士。可是,在比什凯克,她却在郊区开着一家刚刚起步的本地餐厅,为我这样偶然进来的外国人讲解什么是拉面,什么是蒸包。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xdyd/xdyd202104/xdyd20210431-1-l.jpg)
佐伊为我端上拉条子时,我问她是不是吉尔吉斯人。她告诉我,她出生在吉尔吉斯,但在沙特长大,又在美国佛罗里达读了两年大学。她的母亲是吉尔吉斯人,后来嫁给了一个荷兰男人。
“他是我的继父,在石油公司工作。”佐伊说,“我从小跟着他一起在世界各地生活。”
几年前,佐伊的父母离婚。佐伊带着母亲和未成年的妹妹离开美国,回到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她开了这家面向穆斯林家庭、不卖酒精饮料的餐厅——没去争抢楚河大道上的繁华地带——是因为她注意到整个国家渐趋保守的氛围。她的思路看起来颇为正确。刚刚开业不久,餐厅已经口耳相传,涌进大批以家庭为单位的顾客。
这时,餐厅内突然出现一阵骚动。我看到围坐在桌边的人们,纷纷举起双手,开始喃喃祈祷。窗外,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黯淡下来,远处的棚户区露出歪歪扭扭的剪影。祈祷结束后,盛大的晚餐开始了。服务员手忙脚乱地穿梭在大厅里,把一盘盘烤肉和面条端上桌来。
佐伊说,她要去厨房监工。不过,等送走这些客人后,她想请我去楚河大道上的酒吧喝一杯——如果我愿意的话。
“这么说,你自己喝酒?”
“不喝一杯的话,我就没办法把身体的零件装回去。”佐伊说。
我们去了一家有户外座位的酒吧,就在楚河大道南侧。有人在我们旁边抽着水烟,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佐伊点了一杯格鲁吉亚白葡萄酒,轻轻晃着杯子,然后啜饮一小口,脸上露出放松下来的表情。
我问佐伊:“每天都这么神经紧绷?”
她说:“这些天就像打仗一样。”
这是她第一次开餐馆,从里到外都要亲力亲为,还要不断面对“突发事件”。前一天,后厨的食材竟然全都用完了,佐伊不得不向那些已经点菜的顾客道歉。第二天一早,她和厨师一起去市场,买了多一倍的食材回来。这天,餐厅一共招待了250多位客人。如果照这样下去,一个月大概会有6000美元的流水。
我向她祝贺,说这是很好的起步。
“我需要照顾母亲,需要交房租,需要给妹妹交学费。她今年14岁,在比什凯克念国际学校。她和我同母异父,是我母亲和荷兰继父生的。不过,对我来说,她就像个小天使。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对她说,你知道我爱你,对不对?她以前会说,姐姐,我也爱你。现在,她只是看我一眼,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态——她正在叛逆期。”佐伊笑起来。 我问佐伊,她的生父在哪儿。
佐伊说:“他住在托克马克附近的村子里。我母亲也是那里的人。那时,母亲家里很穷,而父亲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母亲18岁时怀上了我,但父亲一家不想让儿子娶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后来,母亲的家人就找到父亲家里,说这里是伊斯兰国家,他们的女儿已经怀孕,男方不能不负责任。”
佐伊喝了一口葡萄酒:“他们结了婚,不过关系很不好。尤其是父亲得知母亲怀的是女孩后,他坚决要求打胎。母亲不同意,她不顾反对,生下了我。”
3岁那年,佐伊的父母离了婚。母亲带着她来到比什凯克,从此佐伊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佐伊10岁时,母亲认识了一个荷兰裔的印尼人,他在中亚的石油公司工作。母亲和他结了婚,成为家庭主妇。一家人先是搬去荷兰,后来又因工作需要搬去沙特。
在沙特的美国军队学校里,佐伊读完了中学,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假期时,一家人会去欧洲度假。她最喜欢西班牙,希望有一天能去那里生活。她也喜欢旅行,去过很多地方,但还没有去过中国。她觉得中国太过神秘,而中国人都是那么努力。
“比什凯克有很多中国人,做生意,承包工程。”佐伊对我说,“但你看上去和他们不太一样。”
“是吗?”
“他们都很实际,很有目标,但你似乎无所事事……你是来寻找什么的吗?还是逃避什么?在餐厅里,我看到你一直在记笔记。或许你是作家?这让我觉得,可以对你说很多话。”
我告诉佐伊,我的确是作家,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写作上。这些年来,我用自己的方式旅行、写作。
佐伊微微一笑。“我也想过当作家。直到有一天,我和母亲失去了经济来源。”
高中毕业后,佐伊去了佛罗里达大学。大二那年,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到了无法维系的地步。她和荷兰人离了婚,然后发现她们连房租都交不起,更别提在美国立足。
佐伊退了学,带着母亲和妹妹回到比什凯克。这里的物价水平很低,她们的积蓄还可以维持。那是2011年,革命的狂热还未退卻。南部的奥什地区又刚刚发生了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的族群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亡。一天,佐伊在比什凯克的出租车上被人拦住。一个吉尔吉斯青年拉开车门,愤怒地质问她:“是不是乌兹别克人?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
“因为我的眉毛很浓,像乌兹别克人。”佐伊微微侧过脸,给我看她的眉毛,“实际上,我有吉尔吉斯、维吾尔、塔吉克和土库曼血统。”
借着酒吧外昏暗的灯火,我看着佐伊的脸,寻找着突厥、蒙古和波斯的痕迹。那是一张中亚的民族熔炉塑造出来的面孔,但眼神不是。佐伊眼神中波动的光以及随之细微变化的神态,完全是美国式的。
回到比什凯克后,佐伊在这里继续上学,仍然是英语文学系,可她的英语比学校里的任何一位老师都好。学校让佐伊给其他同学补课,她坚持了一个学期。有一天,上完补习课,天已经黑了。她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到:不对,我是来花钱上课的,不是来免费教课的!
佐伊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恍然大悟的时刻。她恍然大悟时,家里的积蓄刚好捉襟见肘。于是,她决定退学。她先是和一个女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翻译公司。然而,因为钱的问题,两人发生矛盾,最终分道扬镳。这让佐伊认识到,尽量不要与好朋友做生意,因为那迟早会消耗掉双方的友谊。
回顾过去几年的生活,佐伊发现自己交往的都是年纪大于自己的人。比如,现在餐厅的合伙人是一个哈萨克中年商人。他们至今都算不上朋友,只是看重对方的才能。在阿拉木图,哈萨克商人开了几家成功的餐厅。他想进军吉尔吉斯市场,因而选择佐伊作为合作伙伴。
我问佐伊,是否想过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比如政府。
佐伊说,她的确认识很多吉尔吉斯官员。其中一位高官想让她进入外交部工作,负责与那些让人头痛的美国人打交道,但她拒绝了。
“我始终觉得政治太过肮脏。”佐伊说,“我也不想属于任何体制或派系。在这里,你要么属于北方势力,要么属于南方势力,但我不属于任何地方。”
我问佐伊,在比什凯克是否容易找到倾心交谈的朋友。
她摇摇头。
“更多的情况是,在我说完一句话,表达完一个想法后,对方会怀疑地盯着我问,这话是谁说的?因为他们从没这么想过,也不相信有人会这么想。他们总是需要一个权威来佐证。于是,我经常对他们开玩笑说,这话不是任何人说的,这话是佐伊说的。”
我笑着点点头,但没说话。
“10岁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不爱开口说话的孩子。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无法和任何人交流。母亲把我抱到亲戚朋友面前时,我总是转身就跑,一句话也不想说。后来,我去了沙特,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军队学校就像沙漠里的绿洲。我在那里学会阅读,从此就像发现了不停冒出的泉水。我喜欢阅读,有时候也把自己的想法写到纸上。”
佐伊喝了一口葡萄酒,拂了一下眼角边被风吹乱的头发:“我在很多地方生活过,可到哪里都没有归属感。美国不是我的家,沙特不是,吉尔吉斯斯坦也不是。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可能不属于这个星球……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告诉她,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自己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不是草原游牧民族,而是当代游牧民族。这样的人总是不停移动,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缺乏归属感,家只不过是当下的落脚之处。对他们来说,旅行不是为了去任何地方,只是为了旅行。最重要的事情是移动。
“当代游牧民族。”佐伊深吸了一口气,“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喝完酒,晚风正吹着路边的杨树叶,发出哗哗的海浪声。我们离开酒吧,穿过阿拉套广场。路边有很多做生意的小贩,也有很多无所事事的青年。
走过射气球的摊位时,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冲我喊道:“叔叔,你要是能打爆6只气球,我就送你一只泰迪熊!”佐伊把男孩的话翻译给我,然后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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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摊位上,一群吉尔吉斯年轻人正围着一只沙袋拳打脚踢,与沙袋连通的音箱,随之发出人的哀嚎。
在沙袋的砰砰声和哀嚎声中,佐伊挑起眉毛:“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跟这里的年轻人一起玩了吧?”
我发现那种略带讥讽的笑容,完全是美国式的。在比什凯克,这让她与众不同,也令她倍感孤独。
(摘自文汇出版社《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作者:刘子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