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居》写于1986年夏，所谓“安乐居”是北京一家小饭店，紧挨着小林子，遛鸟的常来此，顺便喝喝酒。它供应包子、花卷，也卖酒、菜。去那儿喝酒比吃饭的多。上门的芸芸众生大多为底层平民，偶尔也有知识分子闯进来，但他们不是常客。
　　它所卖的酒不外乎二锅头、红粮大曲、华灯大曲和衡山老白干。八大名酒也有，很少有人来喝；天热时也卖散啤酒。
　　
　　小说里的人物九个，个个有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老吕”是木材厂看门的，单身，干啥都慢条斯理的，连喝酒抽烟甚至说话都如此。他爱兔头，而且凡动物之头，不论鸭头、鱼头，都是理想的佐酒菜。这让人想起北京的白水羊头来，切得薄如纸，够香，够入味。兔头虽不如它，但啃起来也差强人意。我去过浙江衢州，那儿有名菜“三头”，即鱼头、鸭头和兔头。杭州平海路上有的饭店有夜宵，有引进自衢州的兔头。安徽亳州“小跑肉”很有名，它就是兔肉，玻璃龛子里的熟菜不但有兔腿和中腿，还有兔尾和兔头。
　　另一位爱吃兔头的是“老王”，从前扛过包，干的是力气活，所以一顿能吃半斤猪头肉、一斤烙饼。他话不多，但有时打开话匣子也能聊一气。老王爱素食，除兔头外，一般不沾荤。他去“安乐居”，常带一条黄瓜或一个西红柿，甚至橘子、苹果也可下酒。以此下酒，确实少见。
　　“老聂”爱坐在老吕对面，他是慢性子，每次只饮一两半，多一口也不干。谁往他碗里倒一点，他立马倒地下。过去他卖过炒肝。他刚坐下，就马上点了羊肝、炒肝，为自己，也为家中小猫。他还爱吃豆制品，所以熏干与小葱拌豆腐是他所爱。有时带来腌香椿，分送给各酒友。说到炒肝，我在北京吃过两回，这一名小吃按理应有肝，但有时只见肠不见肝，勾芡成羹，很是特别—把菜当点心，这在上海也有，如“油豆腐粉丝汤”；在扬州，则为“煮干丝”。
　　那儿喝酒的都有节制，例外的是“瘸子”，他是汽水厂打杂的。每次喝多了爱唠叨，老是说“宝三摔跤、侯宝林是云里飞的徒弟……”。他大概在“二荤铺”干过厨子，但手艺水平不过两个鸡蛋能打成三碗汤。
　　爱自带酒菜的是裱画师“佟秀轩”，他每天早晨都遛鸟，完了就上“安乐居”。所带酒菜为炖吊子、烩鸭血与拌肚丝儿。这炖吊子是什么菜呀？外省人不解，还以为“吊子”是江南的铫子，用来烧水。其实它却是猪下水，尽是些内脏，我在北京的“砂锅居”吃过。鲜，不成问题，只是老人应该少吃。
　　有一“白姓大爷”，卖烤白薯，他很精神，跟裱画师一样，总是遛鸟后去喝两盅。他无牙，却啥都吃得香。他会买一只烧鸡，撕巴撕巴，给老王一块脯子，那是真心的，其余的只是客气—“您来块”，人家都谢绝，他就心安理得地享用，剩下鸡架子回去熬白菜。我们上“全聚德”吃烤鸭，也可以把鸭架子打包，回去熬汤，这架子是齐整的—不吃亏嘛。
　　酒客中有位“上海老头”，久居北京，上海话中夹杂些北京语汇，什么“没门儿”、“敢情”，甚至还有歇后语“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他认为外面吃酒，香！他自带酒菜，饭盒中有双截短了的筷子（可见上海人之精明—笔者）。酒菜多为熏鱼、豆腐干与油爆虾。汪曾祺在上海生活过，深知上海人所爱的酒菜，的确，油爆虾不但饭店中有，熟食店也卖。从前，做熏鱼用青鱼，如今改用草鱼，因为青鱼难觅。其实，用黑鱼也不错。
　　风度翩翩的酒客少有，文化馆工作的“画家”算一个，他衣着讲究，梳长长背发，彬彬有礼。他喝酒别具一格：二两酒一扬脖子，一口气，下去了，北京人称“大车酒”—过去赶大车的这么喝。显然，画家的喝法受洋人的影响，他有闲工夫，不急着往外赶时间。
　　汪曾祺自己好喝酒，估计“安乐居”是他常去之地，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在那儿可随心所欲地选一些酒客来写，着墨不多，却活现各种人物的个性于纸上！
　　“安乐居”供应的酒菜有煮花生豆、炸花生豆、爆腌鸭子、拌粉皮、猪头肉（单要耳朵也行）、猪蹄（偶有猪尾，一忽儿就卖完）。有时也卖烧鸡、酱鸭，切块。最受欢迎的是酱兔头。酒客们吃这个有讲究：先掰哪儿，后掰哪儿，最后吃脑子。汪先生调侃说，这个小饭馆大可另挂一块招牌：“兔头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