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民主文化和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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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共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是中共历史上民主建设的成功范例。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出现的崭新的民主政治气象和荡漾在那里的炽热的民主激情,当时曾在全国人民中产生过巨大的吸引力和示范作用,就是在今天,也令人神往与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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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人民日益富裕的需要。它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同志为探寻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倾注了毕生精力。人民公社就是在他的倡异下得以在全国迅速建立的。然而,毛泽东为何对人民公社情有独钟?他与人民公社有什么关系?
一 纵观毛泽东的理论创作和领导活动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他的经济思想确实不如他的哲学思想那么丰富和系统,他对经济工作的指导也不如领导政治、军事斗争那么得心应手,对于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等微观经济的探索,相对讲就比较贫乏。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众所周知,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目标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更主要的是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当时,毛泽东曾经自信地说: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们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
一 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高瞻远嘱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在国内就要是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这里,毛泽东就是严格地从分析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出发,来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人类社会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显著标志,中国的五四运动适逢这一世界局势风云动荡的历史时期。年仅26岁的毛泽东这时已对全球动态予以深入具体的观察与思考。这一方面是基于毛泽东对祖国前途的高度关怀;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他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他曾经豪迈地宣布:“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所面临的主要群众是农民,所要解决的主要革命任务之一,是反对中世纪的封建残余。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把马列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一般理论和政策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执中国国情出发,把解决农民问题看作是处理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从而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中一系列重大问题。
本世纪20年代初,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历经创办工人学校,建立工人党支部,成立工会,开办工人消费合作社,终于点燃了大罢工斗争烈火,取得了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绝无仅有”的胜利。后来,安源路矿工人又经受了全国工运低潮的考验,最终走上了工农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与毛泽东同志的名字紧密相连的。
毛泽东从1927年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到1934年随同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在江西进行了长达8年的革命活动。在这8年里,毛泽东领导人民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仍将共产党视为异己,蓄意制造多次磨擦,终于1941年1月4日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致使新四军蒙受重大损失,使“亲者痛,仇者快”。面对如此严重的反共事件,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周思来等再一次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作了阶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