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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熊建文(1969- ),男,江西九江人,宿迁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科技管理。
摘 要:“李约瑟难题”可另读另解为: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同,导致经过不同的发展路径之后古中国的科学文化到近代仍然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而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却成为近代科学的直接先声。这对当代中国构建创新型国家提供有益警示:没有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科学发展,社会需求终究会枯竭,科学的发展方向也会因此改变。
关键词:制度安排;科学形态;科技政策;“李约瑟难题”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1-0045-04
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时,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为什么当代科学、伽利略时代的‘新哲学’或称‘实验哲学’只产生于欧洲文化,而非中国文化或是印度文化中呢?”[1]长期以来,这个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谜题困扰了几代中国学者。对这一迷题的解答,不同学者见仁见智。
一、李约瑟难题的另一种解读
古中国和古希腊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它们都发育出比较发达的科学文化。从科学形态看,两者都没有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都处于以直觉为主的、对自然界进行猜测的自然哲学阶段;从科学文化的内容看,李约瑟曾经把《墨经》中有关的集合定义和定理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做了对比,发现欧氏书中的许多定义和定理与《墨经》中的表述一模一样。[2]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公元前4世纪前后(西方是希腊文化时期,中国是战国时期),中西方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
尽管起点相同,考察古希腊和古中国科学文化其后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两者发展路径差别很大(见图1)。
中国春秋战国之后是秦始皇统一六国,进入封建社会,从中国科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这一阶段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的萌芽和奠基时期,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中国古代实用科学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到唐宋达到高潮,中国古代实用科学日趋完善,明清时期的发展可以说是唐宋科技发展的延续,其中,虽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但也只是“落日的辉煌”。可以说,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到19世纪,从科学形态上看与秦汉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理论与技术混杂在一起的实用科学形态(按照不同的标准,科学形态的划分方法是多样的,我们从科学体系本身的角度(如体系结构、逻辑性等)可以将古代科学分为两类:理论形态的科学和实用形态的科学。如直角三角形三条边之间的关系,古希腊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表达形式是a2+b2=c2(a、b是两条直角边,c是斜边),这种形式高度抽象,具有一定的逻辑性,是以理论形式表达客观真理(自然规律的),用这种方式表达客观规律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理论形态的科学。但在中国古代,上述直角三角形边角之间的关系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的,在《周髀算经》中有一段现在被称为勾股定理(或商高定理)的记载:“勾三,股四,弦五”。看到勾股弦,就是目不识丁的匠人也知道它们指的是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它们之间满足3、4、5的关系,这种将客观规律寓于生产实践当中,以生产生活中的物的关系来表达客观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为实用形态的科学)。
古代科学文化之花在西方走过的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与春秋战国时期相同的古希腊文化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辉煌之后,恺撒大帝的铁骑横扫希腊半岛,对古希腊科学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摧残,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烈火焚毁、柏拉图学院被下令关闭、欧几里德倒在古罗马士兵的屠刀之下……,古希腊科学文化被埋藏在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中,被湮没了,西方进入了以实用技术为主的古罗马时期;紧随古罗马之后是欧洲的中世纪,在谈及中世纪时我们经常在前面还要加一个定语——“黑暗”的中世纪,在中世纪,科学在封建神学的统治之下,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沦为神学的婢女;15世纪前后,发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对近代科学的影响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这场运动复兴了古希腊时期的科学文化,就好像将覆盖在古希腊科学文化这个稚嫩的种子之上的尘土和重负给去除了,让这个稚嫩的种子能够接触到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幸运的是,这个种子刚破土而出就在一种崭新的制度安排中发育成长,最终导致近代科学革命,形成了以理论形态为主要特点的近代科学,以至“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萌芽、胚胎。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3]。
在两种不同的路径发展下,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科学文化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到近代仍然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却成为近代科学的直接渊源。由此,我们可将“李约瑟难题”换一种表述——古中国和古希腊科学文化处于同样的高度,但是经过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之后,为什么古中国的科学文化发展到近代仍然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而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却成为近代科学的直接先声?
二、制度安排和科学形态间的张力
科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其发展变化的方向并不是唯一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科学和技术形态并不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除科学自身的因素外,科技发展与社会制度安排有很大关系,这种制度安排某种程度上决定影响了科学的发展及表现形态。某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包括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制度等)是由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即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是由这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某一社会的制度安排是由以科学发展水平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另一方面,科学发展和社会制度安排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当社会制度的安排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进步时,这种制度将会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当生产力水平和科学进步与社会制度安排不相适应时,这种生产力发展水平就不能为当时的社会制度安排所容纳,科学进步就会受到抑制。对此,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结论性命题,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如图2)
古希腊和古中国的科学文化起点相同,都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科学形态,在这种原始的科学形态中,理论形态的科学和实用形态的科学混杂在一起,其后的分化是因为遇到了不同的制度安排。
众所周知,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开世界文明之先进入了封建社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社会制度安排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封建制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可以肯定,古中国率先进入封建社会是与其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的。我们认为导致古中国的科学演变为实用形态科学的原因是中国过早地进入了封建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结构的产物。封建的制度安排需要比奴隶制社会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如果达不到相应的水平,封建的制度安排是不能维持的。问题是,古代中国朴素的科学形态所能支撑起的生产力水平是有限的,但社会应用的要求却很高。在中国古代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封建制度安排对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中国古代科学却处于自然哲学阶段的萌芽状态,它的发展水平不能给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原动力。于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求得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得不将“原动力”的寻求转向另一个方向——技术,但是技术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受科学知识指导的,失去科学指导的技术只能寻求对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这样,中国古代科学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只重视技术而忽视科学理论的发展,最后只能形成实用形态的科学。
可见,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科学提出了不合其自身发展阶段的要求,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古代朴素的科学理论在强大的封建社会发展生产力需求面前只能提前发芽,改变其发展方向,形成实用科学这一不成熟的果实(科学形态)。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始终没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因为失去科学基础的技术发展是不能持久的。
对于希腊文明之后古罗马人的杀戮(或征服)和中世纪的黑暗,我们通常会遗憾地认为,古希腊文明从此衰落了,但是,从制度安排中科学的作用以及社会需求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来看,反倒是古罗马保存了古希腊文明,保存了古希腊科学文化,使古希腊科学文化这个稚嫩的种子深埋在地下,没有在超出其科学形态的社会需求下提前发芽(这时没有适合科学发展的土壤,封存起来对科学的发展是有利的——不至使它发展成为畸形——实用形态的科学),以至和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一样结出实用科学的果实。
古希腊科学文化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的沉寂(这种休眠对于科学的发展其实是极为有利的),到文艺复兴时期,遇到了合适的土壤,才萌芽最终成为近代科学的先驱。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比封建制度蕴涵着更大的生产力发展空间。但是,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某种制度安排(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受到威胁时,这种制度就会反过来抑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科学进步停滞,或使其畸形发展。因此,在古代中国,由于封建社会漫长,制度对科学发展的长期压抑催生了实用形态的科学。
上述情况在近代科学、在产业革命时期的发展中也能得到旁证。在前人发明蒸汽推动活塞的基础上,瓦特发明了离心式调节器。瓦特是一名技工,没有太多的热力学方面的知识,他对活塞的改进不过是生产需要使然。中国古代科学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形:在萌芽状态(朴素的自然哲学)的科学知识“指导”下,面对社会生产的需要,古代的工匠们只能凭自己的经验从技术角度对生产过程进行改进,然后再总结。问题是,中国古代实用形态的科学形成之后为什么一直没有太大的发展?这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社会需要一直停留在某一水平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没有对社会生产提出更高的发展要求。“在理性化的社会及经济结构的史境中,经济发展所提出的工业技术要求对于科学活动的方向具有虽不是惟一的,也是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通过特别为此目的而建立的社会机构而直接施加的,由工业、政府和私人基金资助的现代工业研究实验室和科学研究基金,现已成为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科学兴趣焦点的最重要因素。”[5]也就是说,具体的和历史的社会因素可以解释科学知识生产的“前进速度”。
三、对当代中国科学政策的启示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是原动力,社会需求是推进器,只有推进器(社会需求)和原动力(科学)处于协调状态,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和经济方能获得持续发展。在国家的科学进步水平和社会制度安排中,通常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是科学发展水平高,但是由于制度、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对与科学水平相联系的需求不旺盛,这时这个国家不仅经济得不到快速的发展,而且科学的发展也会失去方向和动力,现代英国的衰落对此是很好的说明。英国科学在20世纪中叶之前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但由于国家创新制度安排的问题,最终沦为二流资本主义国家。二是科学水平发展不高,但由于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比较高,社会需求很旺盛,以至超出了科学水平的承载能力,这时该国家和地区会取得某一阶段的快速发展,但终究没有“原动力”,它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如现代日本的崛起。而且由于社会提出了超过科学水平的要求,还会使科学的发展方向甚至科学形态发展变化。
联系上述科学和社会发展的两种情形所致的不同结果及我们国家的现实不禁令人担忧。我国近年来基础研究的投入明显不足、成果很少,但是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却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借鉴历史,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没有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科学的发展,社会需求终究会枯竭,科学的发展方向也会因此改变。现代日本发展史不能不令我们警觉,二战后,日本经济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没有科学发展的支撑,其发展终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日本近十年的经济衰退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由于经济的发展对科学的发展水平提出了超越可能的要求,迫使科学形态发生了变化,日本只能确立“技术立国”的方针,以至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在论及日本科学技术发展时痛心地说日本没有科学,这对我国的科学发展和科学政策的制定应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科学传统、贫困与成就[J].科学与哲学,1982(1).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03-212.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5]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06.
责任编辑:戴群英
摘 要:“李约瑟难题”可另读另解为: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同,导致经过不同的发展路径之后古中国的科学文化到近代仍然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而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却成为近代科学的直接先声。这对当代中国构建创新型国家提供有益警示:没有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科学发展,社会需求终究会枯竭,科学的发展方向也会因此改变。
关键词:制度安排;科学形态;科技政策;“李约瑟难题”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1-0045-04
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时,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为什么当代科学、伽利略时代的‘新哲学’或称‘实验哲学’只产生于欧洲文化,而非中国文化或是印度文化中呢?”[1]长期以来,这个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的谜题困扰了几代中国学者。对这一迷题的解答,不同学者见仁见智。
一、李约瑟难题的另一种解读
古中国和古希腊是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它们都发育出比较发达的科学文化。从科学形态看,两者都没有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都处于以直觉为主的、对自然界进行猜测的自然哲学阶段;从科学文化的内容看,李约瑟曾经把《墨经》中有关的集合定义和定理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做了对比,发现欧氏书中的许多定义和定理与《墨经》中的表述一模一样。[2]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公元前4世纪前后(西方是希腊文化时期,中国是战国时期),中西方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
尽管起点相同,考察古希腊和古中国科学文化其后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两者发展路径差别很大(见图1)。
中国春秋战国之后是秦始皇统一六国,进入封建社会,从中国科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这一阶段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的萌芽和奠基时期,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中国古代实用科学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到唐宋达到高潮,中国古代实用科学日趋完善,明清时期的发展可以说是唐宋科技发展的延续,其中,虽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但也只是“落日的辉煌”。可以说,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到19世纪,从科学形态上看与秦汉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理论与技术混杂在一起的实用科学形态(按照不同的标准,科学形态的划分方法是多样的,我们从科学体系本身的角度(如体系结构、逻辑性等)可以将古代科学分为两类:理论形态的科学和实用形态的科学。如直角三角形三条边之间的关系,古希腊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表达形式是a2+b2=c2(a、b是两条直角边,c是斜边),这种形式高度抽象,具有一定的逻辑性,是以理论形式表达客观真理(自然规律的),用这种方式表达客观规律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理论形态的科学。但在中国古代,上述直角三角形边角之间的关系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的,在《周髀算经》中有一段现在被称为勾股定理(或商高定理)的记载:“勾三,股四,弦五”。看到勾股弦,就是目不识丁的匠人也知道它们指的是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它们之间满足3、4、5的关系,这种将客观规律寓于生产实践当中,以生产生活中的物的关系来表达客观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为实用形态的科学)。
古代科学文化之花在西方走过的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与春秋战国时期相同的古希腊文化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辉煌之后,恺撒大帝的铁骑横扫希腊半岛,对古希腊科学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摧残,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烈火焚毁、柏拉图学院被下令关闭、欧几里德倒在古罗马士兵的屠刀之下……,古希腊科学文化被埋藏在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中,被湮没了,西方进入了以实用技术为主的古罗马时期;紧随古罗马之后是欧洲的中世纪,在谈及中世纪时我们经常在前面还要加一个定语——“黑暗”的中世纪,在中世纪,科学在封建神学的统治之下,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沦为神学的婢女;15世纪前后,发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对近代科学的影响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这场运动复兴了古希腊时期的科学文化,就好像将覆盖在古希腊科学文化这个稚嫩的种子之上的尘土和重负给去除了,让这个稚嫩的种子能够接触到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幸运的是,这个种子刚破土而出就在一种崭新的制度安排中发育成长,最终导致近代科学革命,形成了以理论形态为主要特点的近代科学,以至“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萌芽、胚胎。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3]。
在两种不同的路径发展下,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科学文化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到近代仍然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却成为近代科学的直接渊源。由此,我们可将“李约瑟难题”换一种表述——古中国和古希腊科学文化处于同样的高度,但是经过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之后,为什么古中国的科学文化发展到近代仍然是中国古代实用科学,而古希腊的科学文化却成为近代科学的直接先声?
二、制度安排和科学形态间的张力
科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其发展变化的方向并不是唯一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科学和技术形态并不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除科学自身的因素外,科技发展与社会制度安排有很大关系,这种制度安排某种程度上决定影响了科学的发展及表现形态。某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包括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制度等)是由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即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是由这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某一社会的制度安排是由以科学发展水平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另一方面,科学发展和社会制度安排之间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当社会制度的安排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进步时,这种制度将会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当生产力水平和科学进步与社会制度安排不相适应时,这种生产力发展水平就不能为当时的社会制度安排所容纳,科学进步就会受到抑制。对此,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结论性命题,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如图2)
古希腊和古中国的科学文化起点相同,都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科学形态,在这种原始的科学形态中,理论形态的科学和实用形态的科学混杂在一起,其后的分化是因为遇到了不同的制度安排。
众所周知,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开世界文明之先进入了封建社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社会制度安排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封建制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可以肯定,古中国率先进入封建社会是与其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的。我们认为导致古中国的科学演变为实用形态科学的原因是中国过早地进入了封建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结构的产物。封建的制度安排需要比奴隶制社会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如果达不到相应的水平,封建的制度安排是不能维持的。问题是,古代中国朴素的科学形态所能支撑起的生产力水平是有限的,但社会应用的要求却很高。在中国古代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封建制度安排对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中国古代科学却处于自然哲学阶段的萌芽状态,它的发展水平不能给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提供原动力。于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求得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得不将“原动力”的寻求转向另一个方向——技术,但是技术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受科学知识指导的,失去科学指导的技术只能寻求对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这样,中国古代科学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只重视技术而忽视科学理论的发展,最后只能形成实用形态的科学。
可见,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科学提出了不合其自身发展阶段的要求,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古代朴素的科学理论在强大的封建社会发展生产力需求面前只能提前发芽,改变其发展方向,形成实用科学这一不成熟的果实(科学形态)。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始终没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因为失去科学基础的技术发展是不能持久的。
对于希腊文明之后古罗马人的杀戮(或征服)和中世纪的黑暗,我们通常会遗憾地认为,古希腊文明从此衰落了,但是,从制度安排中科学的作用以及社会需求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来看,反倒是古罗马保存了古希腊文明,保存了古希腊科学文化,使古希腊科学文化这个稚嫩的种子深埋在地下,没有在超出其科学形态的社会需求下提前发芽(这时没有适合科学发展的土壤,封存起来对科学的发展是有利的——不至使它发展成为畸形——实用形态的科学),以至和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一样结出实用科学的果实。
古希腊科学文化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的沉寂(这种休眠对于科学的发展其实是极为有利的),到文艺复兴时期,遇到了合适的土壤,才萌芽最终成为近代科学的先驱。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比封建制度蕴涵着更大的生产力发展空间。但是,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某种制度安排(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受到威胁时,这种制度就会反过来抑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科学进步停滞,或使其畸形发展。因此,在古代中国,由于封建社会漫长,制度对科学发展的长期压抑催生了实用形态的科学。
上述情况在近代科学、在产业革命时期的发展中也能得到旁证。在前人发明蒸汽推动活塞的基础上,瓦特发明了离心式调节器。瓦特是一名技工,没有太多的热力学方面的知识,他对活塞的改进不过是生产需要使然。中国古代科学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形:在萌芽状态(朴素的自然哲学)的科学知识“指导”下,面对社会生产的需要,古代的工匠们只能凭自己的经验从技术角度对生产过程进行改进,然后再总结。问题是,中国古代实用形态的科学形成之后为什么一直没有太大的发展?这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社会需要一直停留在某一水平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没有对社会生产提出更高的发展要求。“在理性化的社会及经济结构的史境中,经济发展所提出的工业技术要求对于科学活动的方向具有虽不是惟一的,也是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通过特别为此目的而建立的社会机构而直接施加的,由工业、政府和私人基金资助的现代工业研究实验室和科学研究基金,现已成为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科学兴趣焦点的最重要因素。”[5]也就是说,具体的和历史的社会因素可以解释科学知识生产的“前进速度”。
三、对当代中国科学政策的启示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是原动力,社会需求是推进器,只有推进器(社会需求)和原动力(科学)处于协调状态,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和经济方能获得持续发展。在国家的科学进步水平和社会制度安排中,通常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是科学发展水平高,但是由于制度、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对与科学水平相联系的需求不旺盛,这时这个国家不仅经济得不到快速的发展,而且科学的发展也会失去方向和动力,现代英国的衰落对此是很好的说明。英国科学在20世纪中叶之前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但由于国家创新制度安排的问题,最终沦为二流资本主义国家。二是科学水平发展不高,但由于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比较高,社会需求很旺盛,以至超出了科学水平的承载能力,这时该国家和地区会取得某一阶段的快速发展,但终究没有“原动力”,它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如现代日本的崛起。而且由于社会提出了超过科学水平的要求,还会使科学的发展方向甚至科学形态发展变化。
联系上述科学和社会发展的两种情形所致的不同结果及我们国家的现实不禁令人担忧。我国近年来基础研究的投入明显不足、成果很少,但是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却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借鉴历史,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没有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科学的发展,社会需求终究会枯竭,科学的发展方向也会因此改变。现代日本发展史不能不令我们警觉,二战后,日本经济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没有科学发展的支撑,其发展终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日本近十年的经济衰退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由于经济的发展对科学的发展水平提出了超越可能的要求,迫使科学形态发生了变化,日本只能确立“技术立国”的方针,以至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在论及日本科学技术发展时痛心地说日本没有科学,这对我国的科学发展和科学政策的制定应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科学传统、贫困与成就[J].科学与哲学,1982(1).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03-212.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5]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06.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