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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庸之道思想不仅是一种伦理学说,也是孔子处理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中庸思想在探讨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连接方面,闪烁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芒。
关键词:中庸思想、适度、时中、对立统一、
长期以来,孔子的中庸思想,不少论者几乎把它看成折中主义和无原则调和的代名词。这当然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一种误解。孔子的中庸思想不仅是一种伦理学说,而且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世界的一种看法,是孔子处理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中庸思想在探讨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连接方面,闪烁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芒。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9条)。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孔子的中庸思想作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我们要弄清中庸的含义。
“中,正也”(《说文》),即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偏向任何一端,而要执“中”; “庸,用也”(同上),即用中之意。一般说来,“庸”有以下两个含义:
第一,“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郑玄注《礼记》中《中庸》篇解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由此看来,中庸就是用“中”。这是中庸要点之一。
第二,“常”。 郑玄注《礼记》于“君子中庸章”说:“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常是对变而言的不变,不变的也就是绝对的。
由此看来,“中庸”就是“用中”依正道而行,不偏不倚。先秦时期的“中”即有恰到好处,符合一定标准的含义。我国古今常把办事合于公理、讲话切合人情或实际叫做“中肯”如古语有“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君臣》),今语有“中”、“中用”都表示“是”、“可行”、“妥当”或“正确”。
弄清了中庸的含义,再看中庸的内容。在《论语》中提到中庸的只是一处,但体现其中庸思想的原则则到处可见。
一是适度。孔子说“舜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第五章)朱熹解释道:“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薄厚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矣。”“中”就是“择之审而行”,“无过不及”,就是“适度”。
二是审时度势。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第一章)。何谓“时中”?朱熹解释说:“随时以处中矣”。“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这就是说,“中”是不固定的,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孔子在评价伯夷等人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隠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无可无不可”绝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说采取什么行动不能固守一端,要根据客观实际而定,即是“时中”。
三是对立统一。“不得中行而与这,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狂者,指勇于进取但行动不够的人;狷者,指墨守陈规但又脚踏实地的人。孔子认为,狂者不好,狷者也不好,因各执其偏,只有“中行”最好。但通过一定的条件,“狂”可以转化为“中行”,“狷”也可转化为“中行”。它们之间是对立的统一。所以,“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是质和量对立统一的“度”。“过”就是“过度”,即“左”了,“不及”,就是未达到“度”,便是“右”了。
可以看出,孔子把“用中”的思想上升到理论高度首先予以肯定,并在倡导过程中提出了“过犹不及”的著名论断,使中庸思想更加明确、完整,从而奠定了这一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的位置。然而,我们长期将中庸思想与折中主义混淆在一起,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所谓折中主义,其根本点是没有是非原则,而孔子的中庸思想却表现在:
第一,有是非标准。这标准是就“礼”。《礼记·仲尼燕居》有这样的记载:孔子燕居,与其弟子讲礼当谈到师过商不及,子产虽仁慈亦有偏颇时,“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子贡退,子游进曰:‘敢问礼也者,领恶而全好者也?’子曰:‘然’。”“领”即“治”,“好”即“善”,“领恶而全好”就是治恶以求全善。这里不仅说明了“中”的标准,而且说明了以礼治“中”的目的,这就与折中主义划清了界限。
第二、“过”与“不及”是相对于“中”而言的。“中”不是一个简单的长度。孔子以礼制中,以善为目的,那么,“中”就是相对地礼和善而言的。就是说,先有中的标准,然后才有相对于中的过与不及。因此,说中庸为折中主义者,大多是颠倒了这种关系。另外,我们还得正确理解孔子的“中”。孔子认为对于一个客观存在的标准来说,“过”与“不及”都不好,都不是“中庸”。“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毛泽东书信选集》146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折中主义和矛盾调和之类的品行,孔子不但不提倡,反而深恶痛绝。他继承和发展了西周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继”“以他平他之谓和”(《国语》)的思想,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著名主张。在先秦时代,人们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叫作“和”,把取消矛盾的对立面的差异叫作“同”,“和”与“同”有原则区别。从“和而不同”的思想出发,孔子主张对君主采取“勿欺也,而犯之”(《论语》)的态度。所谓“犯”,即向君主提意见。孔子喜欢给别人提意见、也希望别人包括自己的弟子对他本人提出不同意见。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但他过于谦虚,从不提不同看法,孔子对此很不满意,他说:“回也,非助我也,于吾言不可不说”(《论语·先进》)。基于这种思想,孔子对“比干谏而死”(《微子》)的“杀身成仁”的精神十分赞赏,提倡做“争臣”“争子”“争友”(《荀子·子道》)。“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这种人必定是善恶分明而不愿苟同者,也就是“和而不同”的君子。这与没有是非标准的折中主义者完全不同。
从以上对中庸思想的考察中,我们便能探索出中庸思想的实质。
首先,孔子的中庸思想回答了什么是事物所处的最好状态的问题,他认识到了任何事物中都有确定的“度”,认识到了只有适度才是一个事物所处的最佳状态。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各种事物都有自己确定的“度”,认识到只有适度才是一个事物所处的最佳状状。
其次,孔子中庸所说的“适度”“适中”是相对于客观具体事物而言的,而不是抽象地追求“中”。孔子从来没有空泛地谈论适中、适度的问题。因此,研究孔子思想绝不能脱离孔子所涉及的具体事物。正因如此,其中庸并不是追求绝对的不变的“中”。而是随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客观事物处于量变状态,那么就在量变状态中求“中”;客观事物发生质变,就在质变过程中求“中”,这就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根本内容。可见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实践的广泛研究,因而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作者:西安外事学院人文学院 )
责编:灿岑
关键词:中庸思想、适度、时中、对立统一、
长期以来,孔子的中庸思想,不少论者几乎把它看成折中主义和无原则调和的代名词。这当然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一种误解。孔子的中庸思想不仅是一种伦理学说,而且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世界的一种看法,是孔子处理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中庸思想在探讨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连接方面,闪烁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芒。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9条)。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孔子的中庸思想作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我们要弄清中庸的含义。
“中,正也”(《说文》),即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偏向任何一端,而要执“中”; “庸,用也”(同上),即用中之意。一般说来,“庸”有以下两个含义:
第一,“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郑玄注《礼记》中《中庸》篇解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由此看来,中庸就是用“中”。这是中庸要点之一。
第二,“常”。 郑玄注《礼记》于“君子中庸章”说:“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常是对变而言的不变,不变的也就是绝对的。
由此看来,“中庸”就是“用中”依正道而行,不偏不倚。先秦时期的“中”即有恰到好处,符合一定标准的含义。我国古今常把办事合于公理、讲话切合人情或实际叫做“中肯”如古语有“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君臣》),今语有“中”、“中用”都表示“是”、“可行”、“妥当”或“正确”。
弄清了中庸的含义,再看中庸的内容。在《论语》中提到中庸的只是一处,但体现其中庸思想的原则则到处可见。
一是适度。孔子说“舜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第五章)朱熹解释道:“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薄厚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矣。”“中”就是“择之审而行”,“无过不及”,就是“适度”。
二是审时度势。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第一章)。何谓“时中”?朱熹解释说:“随时以处中矣”。“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这就是说,“中”是不固定的,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孔子在评价伯夷等人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隠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无可无不可”绝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说采取什么行动不能固守一端,要根据客观实际而定,即是“时中”。
三是对立统一。“不得中行而与这,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狂者,指勇于进取但行动不够的人;狷者,指墨守陈规但又脚踏实地的人。孔子认为,狂者不好,狷者也不好,因各执其偏,只有“中行”最好。但通过一定的条件,“狂”可以转化为“中行”,“狷”也可转化为“中行”。它们之间是对立的统一。所以,“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是质和量对立统一的“度”。“过”就是“过度”,即“左”了,“不及”,就是未达到“度”,便是“右”了。
可以看出,孔子把“用中”的思想上升到理论高度首先予以肯定,并在倡导过程中提出了“过犹不及”的著名论断,使中庸思想更加明确、完整,从而奠定了这一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的位置。然而,我们长期将中庸思想与折中主义混淆在一起,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所谓折中主义,其根本点是没有是非原则,而孔子的中庸思想却表现在:
第一,有是非标准。这标准是就“礼”。《礼记·仲尼燕居》有这样的记载:孔子燕居,与其弟子讲礼当谈到师过商不及,子产虽仁慈亦有偏颇时,“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子贡退,子游进曰:‘敢问礼也者,领恶而全好者也?’子曰:‘然’。”“领”即“治”,“好”即“善”,“领恶而全好”就是治恶以求全善。这里不仅说明了“中”的标准,而且说明了以礼治“中”的目的,这就与折中主义划清了界限。
第二、“过”与“不及”是相对于“中”而言的。“中”不是一个简单的长度。孔子以礼制中,以善为目的,那么,“中”就是相对地礼和善而言的。就是说,先有中的标准,然后才有相对于中的过与不及。因此,说中庸为折中主义者,大多是颠倒了这种关系。另外,我们还得正确理解孔子的“中”。孔子认为对于一个客观存在的标准来说,“过”与“不及”都不好,都不是“中庸”。“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毛泽东书信选集》146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折中主义和矛盾调和之类的品行,孔子不但不提倡,反而深恶痛绝。他继承和发展了西周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继”“以他平他之谓和”(《国语》)的思想,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著名主张。在先秦时代,人们把保持矛盾对立面的和谐叫作“和”,把取消矛盾的对立面的差异叫作“同”,“和”与“同”有原则区别。从“和而不同”的思想出发,孔子主张对君主采取“勿欺也,而犯之”(《论语》)的态度。所谓“犯”,即向君主提意见。孔子喜欢给别人提意见、也希望别人包括自己的弟子对他本人提出不同意见。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但他过于谦虚,从不提不同看法,孔子对此很不满意,他说:“回也,非助我也,于吾言不可不说”(《论语·先进》)。基于这种思想,孔子对“比干谏而死”(《微子》)的“杀身成仁”的精神十分赞赏,提倡做“争臣”“争子”“争友”(《荀子·子道》)。“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这种人必定是善恶分明而不愿苟同者,也就是“和而不同”的君子。这与没有是非标准的折中主义者完全不同。
从以上对中庸思想的考察中,我们便能探索出中庸思想的实质。
首先,孔子的中庸思想回答了什么是事物所处的最好状态的问题,他认识到了任何事物中都有确定的“度”,认识到了只有适度才是一个事物所处的最佳状态。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各种事物都有自己确定的“度”,认识到只有适度才是一个事物所处的最佳状状。
其次,孔子中庸所说的“适度”“适中”是相对于客观具体事物而言的,而不是抽象地追求“中”。孔子从来没有空泛地谈论适中、适度的问题。因此,研究孔子思想绝不能脱离孔子所涉及的具体事物。正因如此,其中庸并不是追求绝对的不变的“中”。而是随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客观事物处于量变状态,那么就在量变状态中求“中”;客观事物发生质变,就在质变过程中求“中”,这就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根本内容。可见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实践的广泛研究,因而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作者:西安外事学院人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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