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对延安观感不错。关注战事的他，对平型关大捷以来的共产党抗日功绩都颇有了解。1938年，他与叶剑英会面，双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远征军入缅甸经历败绩后，周恩来也给他捎来口信，表示了合作的意向。史迪威对共产党人的兴趣，主要是他的职业军人特性使然，他喜欢一切有干劲、有自觉、有组织、有效率的队伍。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希望利用共产党人来补充国民党军队的兵员，结果毫无疑问地遭到了国民党方面的阻拦。国民党军官表示，如果共产党人占到了20%，这些人会在两个星期内把整支部队全部变成共产党分子。史迪威这位职业军人，心中想的只有部队的战斗力，对政治不敏感。他只是明白，只要蒋介石在位，就别想改革中国军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史迪威越发迫切地想要和共产党军队取得联络，特别需要第一手的情报。因此，美军希望向延安派出观察组。
　　蒋介石态度大转弯
　　1944年6月，山城重庆的午后已经略显暑意。蒋介石一身军装，静坐在公馆等待着昨日刚刚飞抵重庆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到来。华莱士此行，是奉了罗斯福的命令，有着明确的目的，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求蒋介石同意美国向延安派驻观察组，同样重要的还有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
　　一身浅色亚麻夏装的华莱士如期而至，宋子文亲自做翻译。此次的会见并没有邀请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参加，表明这位美国的华莱士并不打算接受别人的人生经验。甫一就座，华莱士就侃侃而谈。他主动提起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会战的糟糕表现。蒋介石静静地看着这个美国政客，对华莱士这种自以为是的热络不置一词。虽然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蒋介石毕竟对此早有准备，缓缓地说，中国此时已经遭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希望美国多给援助。华莱士明白，无论自己问什么尴尬的问题，蒋介石总会拐弯抹角把话题引到“要钱”二字。蒋介石还特地向华莱士抱怨史迪威，说自己“不相信这个人对军事的判断力”。这句话从缺乏军事判断力的蒋介石口中说出来，显得毫无说服力。但在这位中国战时领袖的一再重复下，美国人已经明白，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已经无法调和。
　　然而，华莱士继续尬聊。他对蒋介石说：“罗斯福总统认为，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是中国人，既然都是中国人，那从根子上就应该是朋友”，并拍着胸脯表示，如果中国朋友们不能团结起来，那美国人可以为双方调解。这踩到了蒋介石的痛点。蒋介石猛然起身，激动地向华莱士表示，你们这些美国人实在天真，甚至很幼稚，被他们骗了。蒋介石显得非常着急，一会说中国共产党比苏共更左更红（“比俄国人更加共产主义化”），一会又说中共只听苏联的话，苏联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唯第三国际命令是从的国际主义者”，却忘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早在一年前就解散了。然而，华莱士此人有着浓烈左翼色彩，他在二战后仍然强烈反对与苏联对抗，遭到杜鲁门排挤，被人讥讽为“斯大林主义的走狗”。蒋介石这种给苏联泼脏水的做法在华莱士面前毫无作用。美国人无奈地向蒋介石摊牌，追问他为何不同意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蒋介石傲娇地表示，“我不喜欢”。
　　然而第二天，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弯。在华莱士开口之前，蒋介石就主动表示“原则上同意派出观察组”。华莱士等人在下午的会谈中惊讶地发现，“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外，关于使团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要求得到了完全满足”。即将离开重庆时，蒋介石、宋美龄专程陪同华莱士来到机场。蒋介石以一贯的拘谨态度对华莱士说，“虽然共产党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他会欢迎罗斯福提供帮助”，尤其表示，绝不会把罗斯福的参与看成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蒋介石的这一次态度转变，正是他有求于罗斯福的表现。众所周知，战时的中美联系，仰给史迪威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之手。这两个美国人截断了蒋介石与美国的一切联络渠道，蒋介石想联系美国总统，必须通过这两位，再经过美国国务院或陆军部，层层上报，走一遍冗长的官僚程序。值此蒋介石、史迪威交恶之际，蒋介石恳切要求总统派出一名私人使节，这样自己就可以直接与白宫联络了。蒋介石心里美滋滋。华莱士虽然并不同情他，但按照华莱士的原话，自己已经“深深为一个在绝望中呼救的人所感动”。就这样，在华莱士访华的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了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
　　延安人永远说“有办法，有办法”
　　1944年7月22日中午，银色的C-47运输机飞抵延安上空。飞机落地，扬起沙尘。周恩来亲赴机场迎接美军观察组一行。美国人乘着卡车来到供他们居住的窑洞。这几座窑洞显然经过精心布置，有单独的台架床、桌椅、搪瓷脸盆和蜡烛，地面甚至铺有灰砖，但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室内陈设虽然“一切看起来都是干净齐全的”，但仍然“像斯巴达人一样简朴”。不过美国人本就没打算来延安享受舒適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无疑是专门为关于挑三拣四的外宾们建造的”。事实上，这些窑洞虽然不是特意新建的，但也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专门腾出来的。
　　虽然蒋介石强烈反对将美军观察组称之为“使团”，因为使团二字代表着外交权，用于中央政府，蒋介石认为只能叫视察组。但中共方面认为，美军并非中共的上级，不能“视察”。经过三方协调，最终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美军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武官，中文流利，能读汉字，而且情商比较高，很擅长与中国人拉关系，观察组其他成员也多有在中国任职的背景，有些就是中国生、中国长的美国传教士子弟。黄华首先告诉观察组成员，如果有什么要求，不要用在华洋人常用的口气喊出“伙计”二字，而要用平和的音调喊“招待员”，这让观察组成员感到十分新鲜，但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也表示，共产党的看法是正确的，小伙计这种称呼的确不是个平等的称谓。
　　在午饭时，延安方面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朱德总司令做了演讲，用谦和宽厚的口吻欢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周恩来对包瑞德真诚地说：“毛主席要我向您转达他的慰问”，并询问了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安排。随后几天，美军观察组参观了延安城和周围的农村环境。在这里，美军观察组成员感受到了与重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表示，在重庆，人们“完全是被动的，人们没有自己的远大想法，只是在那里等待着返回南京、返回上海”。重庆的官僚一见到美国人，就是要物资、要飞机，要一切所能要到的东西，而在延安，观察组听到了让他们印象极为深刻的三个字，“有办法”。遇到任何的困难，无论是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上世代贫苦的延安农民，或是衣衫褴褛的缺乏弹药的八路军战士，延安人永远是“有办法，有办法”，没有抱怨，没有讨价还价，没有漫天要价的不停索取，充满了乐观。直到199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去美国采访当时还健在的观察组成员时，这些耄耋老人回忆起延安生活，仍然记得“有办法”这三个字的中文发音。在延安，观察组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岗哨和卫兵，毛泽东经常在延安城里散步，参加群众活动，平易近人。包瑞德惊讶地表示，“如果什么人打算暗杀毛泽东，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但事后逃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