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以上海姨妈叶如棠在社会转型时期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悲喜剧为蓝本，展现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所导致的城市知识女性命运的转变，本文试图就影片中所表达的女性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焦虑的层面，探讨分析该片的文化內涵。
　　[关键词]后现代 身份认同 性别
　　
　　什么是后现代?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的导演许鞍华的解释是：“后现代就是几种不同的年代、风格、文化、思想潮流在同一环境下不协调地并立。”而在该影片的编剧李樯眼中，后现代则是：“人们感到过去所依赖的价值态度和观念体系全面崩溃，整个世界成了一个混乱无序的梦境，不断被篡改和颠覆。”
　　可以看出，导演和编剧对于后现代的理解，异曲同工，概言之，即旧秩序礼崩乐坏，而新秩序尚未形成。
　　生活于这样充满着变数的时代里，于是，才有了上海姨妈叶如棠的后现代生活。注意，电影的题目本身就暗示着一个视角：“姨妈”二字，是外甥宽宽对叶如棠的称谓。电影中叶如棠的出场，其实也是在宽宽的视线中出场的。宽宽不是上海人，他坐火车远道而来上海姨妈家，只是度假，一个过客。姨妈到火车站接宽宽，宽宽明明认识姨妈，却故意不想搭理她，自己走自己的路。影片以宽宽的视角，表达的是作为上海以外的“他者”的视角，审视着自我感觉良好、把一切外地人视作“乡下人”的上海姨妈，宽宽讨厌她的拿腔拿调，讨厌她那种居高临下的做派，觉得她在火车站大喊大叫自己的名字让他很丢脸。这只是“他者”审视的开始。
　　接着影片的叙事视角发生了转移，转向了姨妈的视角。姨妈眼里的宽宽不懂事，不会节省(精打细算是上海人的美德)，在她家里用水用电大手大脚，令她很不满意。在经济上抠门的姨妈偏偏还这样评价自己：一生清高。她看不起楼里上上下下的邻居，觉得他们都是瘪三，“像我这样堂堂正正的大学生，是没有几个的”。剧中还有一位摩登“姨妈”，作为清高姨妈叶如棠的反衬出现——邻居水太太，在她的六次出场中，每一次出场时的衣着都各不相同，发型和头发的色彩也是变了又变，与朴素得甚至有点老土的知识分子姨妈形成鲜明对比，姨妈私下戏称水太太为“灰带鱼”，言语中透露出内心对她既羡慕又不屑的矛盾心情。水太太的出场，其实已经暗示着，叶如棠身份认同的焦虑出现了。如果说，在正宗外地人宽宽面前，作为上海人的姨妈还有着强烈的优越感，那么，在比她更地道的上海人面前，她的身份意识却是有一点动摇的。曾经有学者用女性来比拟中国的几座城市，上海就被比作“洋场少妇”——纸醉金迷，耽于享乐，生活在这个商业繁荣的城市的人爱打扮，爱交际。几乎没离开过上海的水太太就是代表。而以知识分子自居的姨妈，曾经在鞍山当过知青、在那里和一个东北大老粗结婚并育有一女，算是曾经当过她所不齿的“乡下人”中的一员。后来有机会返城，毅然抛夫弃女，重新拾回那让自己优越的“上海人”身份。她女儿一次和她吵架时，把多年来的积怨一泻而出：“当年你明明不爱我爸那工人大老粗，你干吗嫁他，干吗生我，你落难的时候知道和我们在一起，等你回上海了，说离婚就离婚，你对上海比对我爸和我还亲呢!”——虽然姨妈在骨子里对上海比对丈夫和女儿还亲，但是，当她真的回到了朝思暮想的上海，一切真的如她所愿的那么美好吗?作为一个离异的单身中年女人，她一个人住在上海，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并且，在上海这所朝气蓬勃、标榜时尚的城市里，姨妈与时尚严重脱节，她的居家形象是棉布大衫加松垮的短裤，脚穿一双红色拖鞋——这和爱打扮并且会打扮的典型上海女人水太太形成了一组奇异的反差。可以说，姨妈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爱恋反倒成了禁锢她的枷锁。
　　服饰的格格不入还只是外在层面的。从精神层面，知识分子姨妈也找不到自己的明确定位了。她曾经以自己能讲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而自豪，认为有文化的人，都应该欣赏老牌欧洲语言。可是她竟然被让她给孩子辅导英语的家长婉拒了，因为他们以后是要把孩子送到美国去的，要的是美式发音，学牛津英语干什么。而且家长一针见血：好东西多了，文言文好吧，可是今天有谁还在用它?——这里，“美国”是一个符号，是新兴的商业文明的代表，而“英国”则意味着老牌的、曲高和寡的欧洲文明。上海家长对于商业文明的拥抱姿态，令得姨妈开始对自己所坚信不移的东西产生了怀疑：她曾经骄傲的“上海知识青年”身份，还真的如从前那般值得她骄傲吗?在一个标榜国际化、商业化的城市里，她的身份如此尴尬。
　　接下来故事的发展中，姨妈的身份认同越来越明显呈现出二元结构：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与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前者根源在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与“身份认同”这一概念有三个相关问题：“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马克思曾对阶级的概念做了这样的分类，一种是自在阶级，另一种是自为阶级。所谓自在阶级是指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出现的大量的劳动者，他们的阶级角色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确定的，而自为阶级是指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劳动者对自身所处的阶级地位有明确的认识，并确立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和历史使命。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阶级斗争观念从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伴随中国走向现代性的时候，阶级分析已经过时。而姨妈，她的优越感，很大一部分正是来自于她在户籍意义上的“上海人”身份——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加强对人口的控制，于1958年正式建立户籍制度，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户籍制度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而且还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比如工作地点、福利、住房等。在当今中国，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决定个人的身份地位，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与其他因素有关，这个其他因素主要是指一个人的户籍。从1950年代至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户籍制度被区分为“城市常住居民户口”和“农村常住居民户口”，造成了人为的城乡二元分割。就户籍制度而言，在当今中国，一个人的出生地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与社会地位。比如一个人出生在农村，他的农村户口，就意味着与城市中的各种社会福利无缘：反之，他拥有城市户口，理所当然地享有各种社会福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姨妈算得上是马克思所说的“自为阶级”。她清楚自己的优越所在。况且，她还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虽然，她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其实已经和“知识分子”的原意“启蒙知识分子”(文化精英)相距甚远，充其量只是一种“岗位知识分子”而已。此外，在城市里，就算是同样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又已经有了更多的分化，特别是市场经济大潮下，整个社会貌似价值取向多元化，其实是日趋一元化，即，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日益以经济状况作为重要参照系。和上海众多通过各种方式发财的富人相 比，两袖清风的姨妈，显然是不具备优越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姨妈阶级身份认同上的模糊。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形成一个民间(市民)社会，使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自由职业者，获得独立身份，得到新的社会认同。如姨妈可以除了领取工资，还能兼职做做家教，赚点外快。这在从前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社会虽然消除了对个体的压迫，解决了社会不公的问题，也为知识分子的生存提供了空间，但是却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现代人的存在意义成为问题。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从而发生了哲学意义上的自我认同危机。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充满着这样的焦虑：在社会转型中，许多价值观都在变化，姨妈需要的却是他人对自己的认可，来找回自己已经开始摇摆不定的身份认同焦虑。所以，“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什么鲛珠化泪拋?此时却又明白了，世上何尝尽富豪……”中年男人潘知常就在这样一段京剧唱词中粉墨登场了，寥寥几句唱词拨动了姨妈心中的失意。之后潘知常转身与姨妈打了个照面，蓝色的中山装半敞着，不土不洋的打扮在姨妈眼中却显得风流倜傥，一番“才子佳人”的论述(“美人喜欢力量型的男人，所以美人爱英雄；佳人喜欢满腹经纶的男人，所以佳人都爱才子，而你就是佳人”“长恨此身非我有”)更是惹得姨妈心花怒放。可惜好景不长，潘知常以投资墓地为名，与人合伙骗走了姨妈的全部积蓄。
　　与潘知常这场喜剧开场、闹剧结束的短暂交往，我们可以看出姨妈其实有着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她自诩曾经年轻貌美有文化，虽然年届中年，但在心里还是认定自己当仁不让就是传统戏文里的“佳人”——戏曲里的佳人，当仁不让要有英雄来爱。而会吟诵几句酸溜溜诗文、会唱京剧并且会讨女人欢心的中年混混潘知常就这样充当了佳人身边的“才子”抑或“英雄”形象。这个一生自视清高的女人，放弃了矜持，决定放手一爱，却是人财两空的结局，加深她的寂寞和失落。在这场恋爱中，她自觉或不自觉中，把自己居于了“第二性”的地位，相信男人，依赖男人，却，败也男人。
　　值得一提的电影里潘知常的定位，他究竟从何而来，其实始终是个谜——但对于姨妈来说，他的背景是让她满意的：他自称来自香港，是失意的文学教授——当初他就凭着那点书卷气和酸溜溜的谈吐打动了姨妈。注意，香港，用著名学者李欧梵先生的话说，就是上海的另外一个“他者”，战乱年代曾有大批上海人逃往香港，令得它成了另一个上海。姨妈对于这个城市还是有好感的。“香港人”就和“上海人”一样，是“城里人”。就这一点，他的阶级身份是衬得上姨妈的。并且，作为“文学教授”的他，也是知识分子。也配得上姨妈。
　　姨妈正是在对于“才子”“英雄”的美好想象中，一步步掉入潘知常设计的陷阱。其实，姨妈对“才子”“英雄”的想象，根本上是一种想象性的自救力量，她的身份认同焦虑需要得到平息，而在想象中，她以为她完成了“自渡”。事实上，当后来她发现一切成为泡影，才子佳人不过只是戏曲舞台上的传奇，她“渡”的“爱河”只是另一种苦海，才最终醒悟，决定离开上海，回到鞍山，和当年的大老粗、女儿一起度过余生，这里，影片才真正完成了对于“后现代生活”的解构，完成了姨妈对“我是谁”“我往何处去”问题的解答。姨妈回到了鞍山，影片最后的镜头是，东北寒冷的冬天，和当地一般劳动妇女打扮无异的姨妈在市场上摆摊，啃着大馒头，就着一些腌菜，一口接一口地吃，哈出白色的气，神态自若。从拿腔作态的“知识女性”，到朴实无华的“劳动妇女”这一蜕变，这是当年她作为上海知青“下放”到东北“改造”时就应该已经完成的心理转变，却迟到了几十年。好在，她的身份认同焦虑，终于通过“自渡”的形式达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