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村全体干部群众形成内生动力，是扶贫开发的根本性目标。高质量脱贫最重要的标志，也是培育和激发内生动力，建立持续有效的发展长效机制。本文以重庆市黔江区太极乡李子村（以下简称“李子村”）的调查为样本，分析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培育和激发脱贫攻坚内生动力的相关问题。调查中，我们发现李子村虽然按国家标准顺利实现摘帽越线，但内生动力不足等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旦遇到大的风浪，一些农户可能再次滑入贫困的陷阱。实际上，脱贫只是当下贫困村发展需要的满足，紧接着还有共同富裕、全面实现小康和乡村振兴需要的满足，这些都要靠当地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因此，贫困村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激发，不仅在当下的高质量脱贫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未来的美丽乡村建设也有着深远的价值。
　　一、研究样本的观察
　　内生动力观察包括内生动力检验标准、内生动力强弱状况的分析、对内生动力强弱状况的特征描述等。
　　（一）内生动力的检验标准及强弱表现
　　收入是农户是否贫困的主要标准，也是农户是否脱贫的主要标准，因而农户需要的满足和内生动力强弱，也可以用收入这一发展绩效加以检验。收入是获得能力的重要手段，能力的提高又会使个人获得更多的收入。为了让内生动力可量化，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内生动力分值。根据发展意愿和发展能力在内生动力中的重要性，我们先设置发展意愿总分为30分，再把发展意愿分为“弱”“一般”“强”三个档次：弱档是“等靠要怨”，既不从事农业，也不外出打工，赖在家里混日子，分值为0至17分;一般档是“得过且过”，只是在家种植几亩责任地，不敢发展规模经济，分值为18至23分;强档是“在家敢于规模经营，外出敢于闯荡抓现金收入”，分值为24至30分。相应地，发展能力也设置为30分，也分为“弱”“一般”“强”三个档次：弱档是身体残疾或受伤，基本丧失劳动力，没有读过书，见识又很少，分值为0至17分;一般档是身体较好、具有一定知识技能但脱贫致富方法路径不明确，分值为18至23分;强档是身体健康、具有较高知识技能、脱贫致富方法路径恰当，分值为24至30分。发展意愿和发展能力两项分值相加满分为60分，只是考察了内生动力的构成，但现实情况是，村里很大一部分实际劳动年龄人口的发展意愿和发展能力都在“强”档，但家境并不富裕，有的甚至还处于贫困边缘。因此，除了发展意愿和发展能力，判断内生动力强弱还需要由合法现金收入这把尺子进行检验，其分值为40分。也相应地分为“弱”“一般”“强”三个档次：弱档是劳动年龄人口合法现金收入2万元以下/年，分值为0至17分;一般档是劳动年龄人口合法现金收入2万元以上至3万元以下/年，分值为18至23分;强档是劳动年龄人口合法现金收入3万元以上/年，分值为24至30分。发展意愿、发展能力和合法现金收入三项分值相加，总分59分及以下为内生动力“弱”;总分60至79分为内生动力“一般”，总分80至100分为内生动力“强”。通过这样的量化，就能比较清晰地观察贫困村内生动力情况了。
　　（二）内生动力分布呈现倒梯形结构
　　用群体动力理论对李子村进行观察，并通过发展意愿、发展能力和发展绩效综合打分评出内生动力强、一般、弱三个档次，发现在考察的438户农户中，内生动力强的174户，内生动力一般的134户，内生动力弱的130户。整体上，内生动力强的户数超过内生动力弱的户数，也超过内生动力一般的户数，呈现出上大下小的倒梯形结构（如图1）。我们可以把这个倒梯形想像成一条路，越往上走路越宽阔，越往下走路越窄逼。培育和激发内生动力，就是要想办法让大家往上面的宽路走，而不要沉沦在下面的窄路难以自拔。最佳的状态，就是让倒梯形结构变成倒金字塔结构，把内生动力弱的农户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
　　
　　如果把建卡贫困户、党员户、一般农户的内生动力进行细分，结果发现：
　　在内生动力强的174户中，建卡贫困户有18户，占建卡贫困户总数的30.0%，党员户有21户，占党员户总数的53.85%，一般农户有135户，占一般农户总数的39.82%（见图2）。
　　
　　在内生动力一般的134户中，建卡贫困户有14户，占建卡贫困户总数的23.33%，党员户有10户，占党员户总数的25.64%，一般农户有110户，占一般农户总数的32.45%（见图3）。
　　
　　在内生动力弱的130户中，建卡贫困户有26户，占建卡贫困户总数的43.33%，党员户有8户，占党员总数的20.51%，一般农户有96户，占一般农户总数的28.32%（见图4）。
　　
　　这说明贫困村的内生动力在三类农户中呈现出较为均衡的分布态势，并不像我们一般所臆断的那样，因为是建卡贫困户内生动力就一定弱，因为是党员户内生动力就一定强。实际上二成以上的党员、近三成的一般农户，内生动力也是弱的，而四成以上的比例，当然也说明内生动力弱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建卡贫困户身上。
　　（三）贫困村内生动力不足的表现及原因
　　内生动力不足的表现多种多样，既有自身原因，也有客观原因，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发展意愿不强，习惯于等靠。把贫困户与五保户、低保户等量齐观，甚至认为贫困不是坏事，当贫困户反而有利可图，于是形成福利依赖，等上级扶持，靠别人帮助。即使达到脱贫条件也不愿意脱贫，成天喊苦叫穷。其原因是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缺位，制度上缺乏合理约束，同时农户的发展观念存在严重偏差，不认为好日子是苦干出来的，而认为是别人送来的。二是发展目标较低，满足于温饱。认为只要有吃有穿就算过上好日子了，对脱贫共富奔小康、实现乡村振兴等目标缺乏认知，对农村现代化各发展阶段及其相互关系更没有思考。其原因是把吃饱喝足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对未来发展关注不够、认识不清。三是发展引力不足，就业门路窄。很多贫困户把务农和打工当作农村人不可改变的宿命。有的贫困户在家务农只习惯于用老办法搞种养，对新技术、新业态持怀疑态度，不敢尝试。贫困群众在外务工主要集中于建筑业和餐饮业，不敢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行业。大多数贫苦群众对失败顾虑过多，对自主创业提不起兴趣。其原因是身体条件和文化素质受限，难以适应新时代就业创业新要求。四是家庭小微，主要成员拖累大。农户规模呈“小微化”趋势，减少了社会惰性，但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家庭实际劳动年龄人口本就偏少，既要养家，又要照顾孩子上学和赡养老人，分身乏术，很多人只能在家从事传统种养业，或干脆放弃就业。有的家庭民主管理不够，家庭凝聚力较差，难以形成统一行动。一些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竞争加剧，客观上增加了攀比和矛盾，合作共进的意识和效果较差。其原因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已经变成事实上的小农经济模式，规模化和现代化生产经营程度低，从某种角度也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收益。五是合作意识较弱，收入不穩定。贫困群众集中交流的机会不多，缺乏合作意识。平时都是各忙各的，家庭与家庭之间比学赶帮的氛围越来越淡，党员户、产业大户、道德模范户的示范效应难以介入，人力、生态、土地、技术等资源大量闲置。贫困村劳动力喜欢单打独斗，不愿参加村党组织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的增收活动，“三变”改变推进缓慢，导致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少。其原因是外部环境对家庭的正向刺激不够，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榜样的示范作用和市场的牵引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 　　二、影响贫困村内生动力的群体因素
　　群体动力理论把群体作为一种心理学的有机整体，并在这种整体水平上探索群体行为或人在社会中的潜在动力，包括群体的内在动力，群体与个体、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等。根据对李子村的调查，影响贫困村内生动力的群体因素，主要包括农户规模、农户结构、农户动力特征、农户竞争等。
　　（一）农户规模
　　农户规模主要指农户人口多少，它影响到农户行为，甚至工作绩效，因此农户规模必须适度。过去农村提倡四世同堂，但这种过大的农村家庭也容易产生社会惰性，所以有“家不分不发”之说。李子村户均人口4.29人，农户规模呈“小微化”趋势，虽然减少了社会惰性，但也引发了诸多问题。比如，从抚养比看，该村的总抚养比为42.75%，其中少儿抚养比为27.64%，老年抚养比为15.11%，三个数据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给实际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增加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二）农户结构
　　农户结构是指农户各成员的组成成分，即在一个家庭中各成员所具有的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文化、身体状况等。农户结构对农户成员的行为有很大影响。
　　从年龄和性别结构看，李子村0至14岁364人，15至59岁1203人，60至64岁114人，65岁以上199人（如图5）。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65%，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59%，两个数据都显示该村人口老龄化十分严重。从人口性别结构看，全村男性979人，女性901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8.65（以女性为10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老龄化严重，家里留守老人多，不但增加了实际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也给村级治理留下诸多难题。
　　
　　从文化结构看，李子村大专以上68人，高中中专234人，初中769人，小学682人，文盲127人（如图6）。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8年（包括了在校研究生、大学生、高中和中专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5个百分点，文盲率8.3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个多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偏低和全村文盲率偏高，限制了他们在更广阔的行业就业，大都只能在传统制造、建筑、餐饮等行业谋生，无法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力等领域就业，导致收入波动较大，工资增长缓慢。
　　
　　从身体状况看，李子村的建卡贫困户中，因病因伤致贫的农户达32户，超过总数的五成以上。在一般农户中，有不少于100人患有这样那样的顽疾，超过20类重病和慢性病种在村里出现。还有一个情况也令人担忧，就是全村共有登记在册残疾人48名，其中二级至一级的重度残疾人27人，超过总数的56%。实际上，全村的伤残情况比这还更严重，调查发现实际劳动年龄人口中50多人都有劳伤，一部分致残人员碍于面子，并没有申请登记为残疾人。健康问题是影响李子村农户实现脱贫需要的最直接原因，也是内生动力弱的主要因素。
　　（三）农户动力特征
　　农户动力特征包括农户目标、农户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农户目标包括对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目标，对老人的赡养目标和对子女的教育目标等，体现了当前目标与未来目标的结合。农户观念是一个主要的操作变量，它有三个水平：民主、独断和放任，不但体现家庭的领导方式和家庭氛围，更决定了农户成员的价值观和总体上的目标。生活方式也是一个主要的操作变量，是团体观念的具体体现，也是朝着目标行动时大家公认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调查表明，在农户动力特征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农户的领导者——家长。
　　家长一般由农户中实际劳动年龄人口担任，并且男性居多。在李子村，民主型家长有201位，占45.9%;独断型家长有110位，占25.1%;放任型家长有127位，占29.0%（如图7）。
　　
　　在民主情境下，家长协助家庭成员建立几条通往共同目标的可选择路径，家庭成员可选择自己喜欢的路线。解决家庭冲突的办法一般是协商和调适。民主型家长的领导方式使农户的内聚力最高，会产生更多的互助行为，内生动力也更强，脱贫致富的效果也最好。在独断情境下，家长只开放一条通往共同目标的路线而封锁了其他途径，家庭成员不是更放肆就是更漠然，其解决家庭冲突的方法一般都是强制性的。在高压下家庭内聚力还是较强，但成员主观能动性弱，工作质量不高。在放任情境下，家庭的权利定位于每个成员，家长根本不为家庭成员建立共同目标。解决家庭冲突的办法一般是拖延或由成员自己解决。这种松散的管理方式，使家庭的内聚力较差，难以形成统一的行动。因此，在相同条件下，民主情境下的农户，内生动力更强，家庭气氛也更和谐，需求的满足更容易实现。
　　（四）农户竞争
　　农户竞争是农户与农户之间为了达到一定目标，力求超越对方，获得优势地位的行为。一方面，竞争压力使农户成员对个人需求的关心减少，对完成家庭目标任务的关心增强。竞争可以激发家庭的活力，增强家庭的内聚力。调查发现，竞争与内生动力呈正相关，李子村内生动力强的农户，绝大部分也是竞争精神强的农户。但另一方面，竞争使农户对其他农户增加了敌意，相互之间的沟通可能会因此减少，甚至邻里关系紧张。比如，李子村近两年发生的5起民事纠纷，4起都是因为争夺田边地角发展产业导致的。
　　三、内生动力培育和激发的实践路径
　　按照群体动力理论，群体行为是不同力的平衡结果：群体动力促进行为朝希望达成的方向进行，而行动阻力朝相反的方向妨碍变革的进行，外部引力导向得当可以促进内生动力尽快生成。由此可以发现内生动力培育和激发的实践路径，即在培育群体动力上多做加法，在消弥行动阻力上多做减法，在增进外部引力上多做乘法。
　　（一）在培育群体动力上多做加法
　　一是加强对农户实现美好生活理想目标的教育，使之保持較为持久的心理张力。美好生活是靠劳动创造的，美好生活的实现不能一蹴而就。在当下的贫困村，既要增强高质量脱贫的紧迫感，又要消除脱而不进、小富即安的满足心理。要教育贫困村干部群众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看到长远，把脱贫共富奔小康和实现乡村振兴看作是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看成是打开美好生活的一套连环拳，引导大家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不能掉链子、踩虚脚。 　　二是提升农户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使之具有实现心理需要的素质能力。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身体不仅能直接提高生活质量，还能提高个人获得更多收入及摆脱贫困的能力。贫困户内生动力中的发展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关系紧密。李子村建卡贫困户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没有完成当下九年义务教育的时限，说明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除教育外，身体健康对贫困的影响更加直接，呈正相关。因此，可将一些特殊政策变为普惠政策，用政策的延续性协调农户持久的内在需要和环境外力的相互作用。比如，将重庆市的健康扶贫专属政策和教育扶贫专属政策改为普惠政策，让贫困村所有村民都可以享受，一直延续到实现乡村振兴。在教育方面，重庆还可以考虑在民族贫困地区试点实施十二年制义务教育。
　　三是引导农户强化良好的竞争意识，使之具有实现发展需要的竞合能力。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竞争意识，使农户在脱贫共富奔小康的路上一个都不掉队。另一方面又要树立良好的竞争理念。引导农户正确竞争，即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最终达到“竞合”。通过以案说法，教育农户学会谦让大气，杜绝锱铢必较的风气，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二）在消弥行动阻力上多做减法
　　一是减少农户的独断型和放任型情境，提高农户民主型家长比例，让农户体验更多的参与式管理。在家长中普遍开展民主治家、共同理事的活动，让每个家庭成员的心都热起来、动起来。在村支两委的主持下，针对乡村发展的发展主题和重大项目，召集相关农户参与共同学习、对话、想象和规划，共同设想未来，并制定出大家一致同意的共同目标和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这种办法能有效减少对抗或逃避，提高农户自我管理和对行动负责。
　　二是减少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敌对情绪，提高农户之间的沟通能力和互助能力。在村支两委的指导下成立“交心小组”，促进农户成员人格的发展。交心是指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与交流，它的本质是调剂人际关系，重视情感而非智力，目的是促进家庭成员人格的发展，如了解自我、增强自信、寻求意义、改善人际关系等。同时成立“互助小组”，通过用工互换集中力量解决农户间的急难问题，培育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良好风尚。
　　三是减少农户与农户成员之间的破坏性冲突，提高家长解决冲突的能力。解除冲突可以从三个阶段入手。首先为“解冻”，重点解决由于变革带来的迷茫、不安全感、预期损失，其措施以追求群体对变革的心理适应为主。其次为“转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变革带来的问题，通过形成变革情境，使群体成员分享变革带来的利益。第三为“固化”，使变革成果稳定化，促成新的群体规范产生，并形成新的习惯。
　　（三）在增进外部引力上多做乘法
　　一是发挥组织的乘数效应，特别是组织的力量要覆盖到边。组织包括上级政府和村级集体组织、自治组织等。上级政府在脱贫攻坚中起主导作用，主要是为实现需要出政策出资金。村级集体组织除了肩负一定的管理职能，更要在基层治理中创造性发挥作用，带领农户全面实现需求。在发挥好村委会民主议事主阵地作用的基础上，组建村民自治议事团，发挥好五老协会、红白理事会的作用。成立道德评判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要求纳入村规民约，规范村民道德行为。
　　二是发挥市场的乘数效应，特别是市场的作用要使力到户。在贫困村加快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产业股份合作社、家庭农场、扶贫车间等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使之成为农户联通村内和村外的桥梁。一方面，在外省农民工集中地建立本区县农民工服务中心，提供就业、租房、法律等方面的精细化服务，解决子女入学、劳资纠纷、就业培训等方面的困难。另一方面，以每个区县为单位打造一个以上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园，有序引导农民工回流到园区创业或就业。同时把重庆市就业扶贫和产业扶贫专属政策改为普惠政策，鼓励企业和农户在贫困村建立“扶贫车间”。
　　三是发挥榜样的乘数效应，特别是榜样的示范要触动到心。在村民中讲好“我的脱贫故事”“我的致富故事”“我的学习故事”，举办“党员先锋示范户”“致富榜样示范户”“美丽院子示范户”等评选活动，重塑优秀乡村伦理。同时发挥新乡贤在推动产业扶贫和文化扶贫中的引领作用。
　　四是发挥改革的乘数效应，特别是改革的红利要惠及到人。收入是获得能力的重要手段。深化“三变”改革，让土地收益由单一的种植、补贴收益，延伸为土地流转费、效益分红、务工收入、村集体股权红利等多种收益。对贫困村闲置的大量农房，由专业公司或村股份合作社用来经营民宿，入股农户享有民宿经营股份分红。强化精准扶贫与绿色旅游、绿色产品、绿色创新的无缝链接，以“公园化”“全域有机化”标准建设村庄和开发村庄，让贫困人口在守护绿水青山中得到更多收益。
　　四、结论
　　以上用群体动力理论的整体性原则，对贫困村内生动力的概念、内涵和“作功”机制进行了分析，用研究樣本阐释了影响贫困村内生动力的群体因素，包括农户规模、农户结构、农户动力特征、农户竞争等，提出了内生动力培育和激发的路径，即在培育群体动力上多做加法，在消弥行动阻力上多做减法，在增进外部引力上多做乘法。这样，形成了贫困村内生动力培育和激发的基本模型（如图8）。
　　
　　图8 贫困村内生动力培育和激发基本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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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中共重庆市黔江区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责任编辑：马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