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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至1935年12月，党中央决策指挥工农红军长征，三次在湖南境内谱写了战略转移的雄壮战歌，激越入云动三湘：
一支壮歌是六军团先遣西征之歌：
一支壮歌是中央红军血战转兵之歌；
一支壮歌是红二、六军团出发长征之歌。
工农红军三路雄师长征先后经过湖南（今）9个市州、48个县市区的广大地区，宣传了革命思想，撒播了红色火种，谱写了英雄史诗，增进了军民情谊，体现了长征精神，创造了人间奇迹。
中央红军篇
从湘南争论到通道会议，毛泽东依靠党心军心，力挽狂澜，实现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伟大战略转兵
这是红军长征史上不可磨灭的一天。1934年10月18日傍晚时分，于都河畔火把闪耀，毛泽东从于都桥迈上了漫漫长征之路。站在浮桥两端的苏区群众，手里拿着鸡蛋、番薯、花生、布鞋、茶水，来送别远征的亲人。悲壮而激越的歌声，涌动了河水，激荡了人心。
从“问道”“变道”到“开道”，毛泽东力主长征“另辟生路”
193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江西的崇义猛扑湘粤边境的汝城、城口，进逼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红军摧毁敌人碉堡30余座，在城头、太来圩、大坪等地重创敌军。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相继入湘，胜利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11月5日以后，中央红军乘胜由湘南向纵深挺进。当红军向郴州、宜章西进时，蒋介石紧急颁布“堵剿”电令，命湘军、粤军在北起衡阳，经郴州、宜章至广东乐昌的交通线上构筑起第三道封锁线，然而旋即被红军瓦解。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湘南汝城的山路上联名发布了《出路在哪里？》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阀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农兵及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就在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出路在哪里？”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这一文告，显示了党和红军对危机关头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不懈探索。长征初期的“问道”，到“变道”，到“开道”，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
在探索出路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到：“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部署行军打仗的深刻道理。他对王稼祥说，我们应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从战术上的出路，到战略上的出路，毛泽东无时不在思考和探索。
湘江血战，宣告“左”倾军事路线破产，“红军想念毛主席”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兵分两路抢渡湘江，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过湘江。
湘江战役打得异常血腥激烈，激战达一个星期。在敌机的轰炸下，倒下的红军指战员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遗体血染江面，顺流而淌。哀伤的红军用这样的诗句描述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
部署在灌阳水车一带担负湘江战役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掩护全军渡过湘江后，于12月2日进至湘江边上，遭遇桂军两个师的堵截，师政委程翠林和大批指战员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率余部300多人转战道县、宁远、江华、蓝山之间，最后他腹部中弹重伤，掩护战友突围而被俘。当敌兵押送他至道县石马桥时，他乘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绞断，把鲜血洒在长征路上，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節，牺牲时年仅29岁。红三十四师的牺牲奉献，谱写了长征史诗悲壮的一章。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艰苦的一仗，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的生死决战。它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同时也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破产。由于“左”倾领导者面对强敌和险境，指挥失措，红军付出惨重代价，兵员折損过半，全军已不足35000人，作战部队伤亡超过三分之二。但是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终于突破敌人设防最严密的一道封锁线，以血的惨痛代价，保存了党和红军的精英，为继续长征夺取胜利冲开了血路。
党中央决断通道转兵，为中央红军长征打开避免覆灭的正确通道
中央红军长征在湖南建树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在通道，毛泽东亲自促成党中央通道会议和中央红军通道转兵，为党和红军力避国民党蒋介石重兵围攻的灭顶之灾，打开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正确通道，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和解决军事问题创造了宝贵的前提条件。
湘江战役失利后，中央红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寻求战略落脚点的打算已无法实现。可是，“左”倾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却不顾当前严重敌情，不顾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和战斗力空前减弱的实际情况，仍坚持从通道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不惜去冒钻进蒋介石预先布置好的伏击口袋，使党中央、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毛泽东亲历从江西出发长征以来中央红军的艰难征战，在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他自觉地站出来，加紧做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领导人的工作，一个一个地动员、说服，争取他们认识错误领导的危害和改变错误领导的必要性，团结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共同力挽危局。博古后来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
红军何去何从，毛泽东建议要开一个会议来决定红军的前进方向问题。但由于当时军情紧迫、敌情严重，来不及召开中央政治局或中革军委全会，最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建议，在通道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决定红军新的作战方针问题。 1934年12月12日傍晚，中共中央负责人和军事指挥者在通道县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以求迅速解决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形势，力主放弃北上湘西会合贺龙、萧克部队的计划。他根据红军破译的敌人电台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向与会者斩钉截铁地提出，红军应放弃与贺龙、萧克会师的打算，改变进军路线，不向北走，而西进贵州。因为黔军比较薄弱，在贵州可以争取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而如果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部署来截击红军的强大军队，就会中蒋介石的圈套。
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2月12日19时半，以中革军委名义向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进军电报。
通道会议作出的转兵决策，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对“左”倾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以及要求改变领导的强烈愿望。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挽危局，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对中央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不仅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命运，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更重要的是，通过党内领导层的严肃斗争，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逐步化为多数领导人的共识，实际上为黎平会议的决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可能性。
奔向遵义会议，奠定毛泽东领导地位，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
中央红军智取遵义后，于1935年1月15日召开了遵义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精辟分析和客观批评，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指明了今后的正确方向。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与会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但他考虑到当时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觉悟程度和所处的战争环境，在会上没有谈及“左”倾政治路线的错误，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超人的领导才华。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
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不仅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而且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和里程碑。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所起的作用，周恩来后来作了精辟概括：“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以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方式，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存亡的重大路线斗争问题，集中展现了毛泽东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和胆略。其一，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顺应和代表了广大红军将士的呼声和愿望，勇敢地担当起拯救党和红军、拯救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其二，毛泽东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和说服工作，善于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去教育和影响周围的同志。其三，毛泽东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即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暂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策略，采用党内正常的思想斗争的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然后作出正确的决策。毛泽东后来说：“要是不克服一九三四年以前那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把革命引向失败的教条主义的话，我们的革命早就垮台了。”
红二、六军团篇
从艰难西征到湘西攻势再到出发长征，任弼时、贺龙率部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创造红色神话
据考证，从红六军团受命于红军危难之际先遣西征、探路开道，到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大会师，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军长征日程多达823天。其中西征开路94天，策应中央红军长征390天，长征339天。红二方面军长征，从红六军团西征算起，出发时间最早，到达时间最晚，历时二年多，行程二万五千多里。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战术机动灵活，有“欲进贵州，先入湘中，巧调敌兵，择机入黔”“乌蒙回旋”“普渡河转兵，横扫滇西、巧渡金沙江”等三次“神来之笔”，创造了軍事指挥的神话。长征出发时一万多人，长征途中损失了一万多人，到达陕甘还有一万多人，成为长征中扩大红军的典范。
战略重组的机缘：湘赣红六军团奉命先遣西征
1934年7月，在打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十分渺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进行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命令在江西的红六军团先行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戰略转移执行探路开道的任务。
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下，红六军团9000佘人，于1934年8月7日踏上了突围西征之途。
红六军团西征初期，连续征战，突破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冲出敌人的包围，于8月11日到达桂东县寨前圩。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十八师政委。同时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命令和转移的任务，并对下一步的行动作了动员。
红六军团根据敌情变化，趁敌围堵部署和湘江布防未完成之机，于8月12日晚，从寨前圩出发，经沙田、汝城的濠头、暖水、田庄和资兴的滁口等地，穿过敌人的防堵线，再经东江，进入郴县，越过郴宜公路，绕过桂阳，于20日占领新田县城。当晚，军团部决定摆脱敌人，强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23日，到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佯攻零陵县城，准备抢渡湘江。湘军刘建绪发现红军抢渡湘江意图，忙调重兵防堵湘江、尾击红军。同时，桂敌第七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前进，堵红军西进。湘江两岸为国民党军重兵控制，红军渡江已不可能。红六军团遂放弃由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折向东南方向的阳明山区，拟酌情建立游击根据地。但进到阳明山后，发现这里地瘠人稀，区域狭小，不利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同时，敌3个师又2个旅已分南北两路向阳明山围攻，于是，又放弃这个计划，东出祁阳的白果市，摆脱了国民党军包围，绕过敌十五师侧翼，急转南下，到达嘉禾县城附近。接着折而向西，经蓝山、宁远，疾进江华、道县之间，渡过湘江上游支流潇水，突破了湘桂军阀3个师的尾击堵截，进抵湘桂边境。 9月2日，红六军团在蒋家岭附近之螺壳山、金山独岭击溃拦阻红军的桂敌一部，进入广西灌阳以北地区。中革军委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以积极的行动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于湘西北方面，以直接配合中央红军即将突围长征的行动。
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六军团于9月9日从车田向西疾进，不料在小水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五旅的突然袭击。这时，敌军已集结6倍于红六军团的兵力，在靖县、绥宁以北地区防堵红六军团北上。于是红六军团改变计划，夺路南下，于17日袭占通道县城（今县溪）。湘敌李觉第十九师与桂敌廖磊分别南北对进，向通道县城扑来。红六军团迅速撤离通道县城。湘桂两军相遇，误认对方为红军，发生混战，互有死伤。红六军团乘机进到靖县新厂地区。湘敌何平部远离主力尾追上来。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红六军团领导人决定在新厂设伏歼敌，毙伤敌2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子弹数万发。新厂战斗是红六军团西征以来，以较小的代价，击溃敌一个纵队的重大战斗之一，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红六军团在湘桂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忽东忽西，大踏步地迂回，使敌人难以捉摸。湖南军阀何键曾无可奈何地哀叹：红军行踪飘忽，“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从未遇其主力”“敌情不明、军队疲于奔命”，并大骂地方部属“毫无准确之报告”“殊堪痛恨”。红六军团转战湘桂边，实现了牵制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
新厂战斗胜利后，红六军团于9月19日，分兵两路进入黔东南地区。10月2日，攻占黄平县城。次日，进抵乌江南岸瓮安县属猴场和余庆县属的龙溪一带。10月7日，红六军团前卫第十八师3个团，抵达甘溪时，桂敌两个团赶到。红军前卫部队仓促应战，三面受敌，且与主力的联系被敌人截断，难报信息。待红六军团主力进至甘溪附近时，全军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严重。红六军团指挥员决定立即撤出战斗，由五十团掩护全军冲出重围。后卫五十二团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官兵浴血奋战3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损失惨重。红十八师师长龙云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于长沙。甘溪战斗，红六军团损失三分之二。
甘溪战斗后，红六军团被国民党军截成三段：由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冲出包围的四十九、五十一团各一部，于10月15日在沿河的水田坝与红三军一部会合。由郭鹏率领的五十团，冲出重围后，在梵净山麓木板坡与红三军南下接应部队会合。军团主力在石阡、施秉、余庆之间地区，与敌周旋十余天，最后得到当地一老猎人引导，从石阡小鸡公附近的一条人迹罕至的夹沟脱离险境，在黔东印江与红三军会合。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80多天，跨越敌占区5000多里，其中途经湖南18个县、市，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的追击、堵截、围攻，探明了沿途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传播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完成了兵团性的战略转移，特别是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探明了敌情，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新的战略力量：红二、六军团会师与开辟湘鄂川黔苏区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终于在黔东木黄地区与红三军胜利会师。两军在酉阳县南腰界的猫洞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任弼时在会上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红二军团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四、六两师，共4个团，约4400余人。红六军团编为3个团，约3300余人，萧克、王震分别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壮大了红军力量，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和进一步开辟和发展湘鄂川黔边新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时，中央红军刚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敌人调集了40万大军，前堵后追。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果断提出了两军集中行动，返回湘西，向敌人侧后的永顺、桑植、龙山等地发动进攻的建议。这样，不仅可以使红军立稳脚跟，还可以威胁沅陵、常德等重要城市，影响长江水上交通，创造有利于开辟根据地的大好形势，牵制湘鄂两省敌人，更有利于中央红军行军作战。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根据中央的命令，还从红六军团抽调大批政治干部，加强红二军团的领导力量。中央还批准，两军在政治上，确定以中央代表任弼時为首的党的领导；在军事上，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统一指挥，从而形成了两个军团的领导核心。这些措施，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进军湘西，展开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苏区，奠定了领导核心，打下了坚实基础。
红二、六军团发动的湘西攻势，共击溃、歼灭国民党军近20个团，恢复与开辟约2.5万平方公里地区，奠定了湘鄂川黔边苏区的基础。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和新区工作的发展，红二、六军团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3县的大部，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各縣的一部，并占有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城，进入了开辟湘鄂川黔边苏区的新时期。
任弼时1935年1月在《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中阐述了湘鄂川黔苏区的初创：
“自从我红二、六军团会合，在中央和军委指挥之下，进到湘西北一带地区之后，党即决定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不到两个月时间，的确，我们在湘西北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势，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是有极大意义的。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的石堤溪以南有二百四十五里，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
1935年2月，遵义会议决议精神传达到湘鄂川黔苏区，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所采取的新的战略方针，鼓舞了湘鄂川黔苏区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和红二、六军团指战员。
在历时半年的反“围剿”战斗中，湘鄂川黔苏区共吸引和牵制了国民党军86个团、10万多人，歼敌2万多人，其中俘敌8000余人，有力地配合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在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边区创建的新苏区。根据中央指示，在大庸成立了任弼時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贺龙为主席的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的湘鄂川黔省军区。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坚持了近一年的反“围剿”战争，不仅从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而且发展壮大了自己，红二、六军团达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成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同时扩大巩固了根据地，以大庸、桑植、永顺、龙山为中心，包括四省边30余个县，成为“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的柱石”。
创造性的决策：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民党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加上地方保安团队，约30万大军，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
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研究分析了形势和敌情，任弼时根据实际情况，吸取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战略方针，突破敌人的重兵包围，转移到敌人围攻线以外，深入敌人力量薄弱地区的后方作战。省委与军委分会决定，红二、六军团实行战略转移，突破敌人的围攻线，转向湘黔边，在廣大无碉堡地带同敌人展开运动战，争取在黔东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并根据敌人兵力部署的空当，将突破口选择在向南突破澧、沅二水的方位上。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贺龙、萧克分别向部队下达突围命令。当晚，各部队分别踏上了向南挺进湘中、突围转移的征途。红军先后突破澧水、沅江两道封锁线，经慈利、沅陵、安化、新化、锡矿山、冷水江、溆浦、辰溪、浦市、涟源、新邵，直插湘中，进抵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进军黔东玉屏、江口，于1936年1月12日进占石阡县城，胜利完成向黔东地区转移的第一步战略任务。
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的指挥下，自桑植誓师突围到出湘入黔，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转战数千里，成功地实现了原定战略意图，进入预定地区。红军坚持运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思想，在运动中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冲破封锁，在湘西、湘中、湘西北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充分显示了英勇无敌、奋斗献身的伟大精神。特别是留守根据地的红十八师，在近两个月的孤军转战中，以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艰苦辗转10多个县，行程5000余华里，同数十倍于己的强敌进行大小战斗20多次，出色地完成了钳制敌人重兵，策应主力突围，最后胜利归队的重大任务，集中地表现了红军的英雄气概。
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正式建立红二方面军，两军实现共同北上抗日，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甘肃。毛泽东特别称赞红二方面军“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一支壮歌是六军团先遣西征之歌：
一支壮歌是中央红军血战转兵之歌；
一支壮歌是红二、六军团出发长征之歌。
工农红军三路雄师长征先后经过湖南（今）9个市州、48个县市区的广大地区，宣传了革命思想，撒播了红色火种，谱写了英雄史诗，增进了军民情谊，体现了长征精神，创造了人间奇迹。
中央红军篇
从湘南争论到通道会议，毛泽东依靠党心军心，力挽狂澜，实现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伟大战略转兵
这是红军长征史上不可磨灭的一天。1934年10月18日傍晚时分，于都河畔火把闪耀，毛泽东从于都桥迈上了漫漫长征之路。站在浮桥两端的苏区群众，手里拿着鸡蛋、番薯、花生、布鞋、茶水，来送别远征的亲人。悲壮而激越的歌声，涌动了河水，激荡了人心。
从“问道”“变道”到“开道”，毛泽东力主长征“另辟生路”
193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江西的崇义猛扑湘粤边境的汝城、城口，进逼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红军摧毁敌人碉堡30余座，在城头、太来圩、大坪等地重创敌军。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相继入湘，胜利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11月5日以后，中央红军乘胜由湘南向纵深挺进。当红军向郴州、宜章西进时，蒋介石紧急颁布“堵剿”电令，命湘军、粤军在北起衡阳，经郴州、宜章至广东乐昌的交通线上构筑起第三道封锁线，然而旋即被红军瓦解。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湘南汝城的山路上联名发布了《出路在哪里？》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阀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农兵及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就在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出路在哪里？”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这一文告，显示了党和红军对危机关头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不懈探索。长征初期的“问道”，到“变道”，到“开道”，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
在探索出路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到：“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部署行军打仗的深刻道理。他对王稼祥说，我们应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从战术上的出路，到战略上的出路，毛泽东无时不在思考和探索。
湘江血战，宣告“左”倾军事路线破产，“红军想念毛主席”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兵分两路抢渡湘江，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过湘江。
湘江战役打得异常血腥激烈，激战达一个星期。在敌机的轰炸下，倒下的红军指战员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遗体血染江面，顺流而淌。哀伤的红军用这样的诗句描述道：血染十里溪，三年不食湘江鱼。
部署在灌阳水车一带担负湘江战役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掩护全军渡过湘江后，于12月2日进至湘江边上，遭遇桂军两个师的堵截，师政委程翠林和大批指战员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率余部300多人转战道县、宁远、江华、蓝山之间，最后他腹部中弹重伤，掩护战友突围而被俘。当敌兵押送他至道县石马桥时，他乘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绞断，把鲜血洒在长征路上，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節，牺牲时年仅29岁。红三十四师的牺牲奉献，谱写了长征史诗悲壮的一章。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艰苦的一仗，是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的生死决战。它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同时也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破产。由于“左”倾领导者面对强敌和险境，指挥失措，红军付出惨重代价，兵员折損过半，全军已不足35000人，作战部队伤亡超过三分之二。但是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终于突破敌人设防最严密的一道封锁线，以血的惨痛代价，保存了党和红军的精英，为继续长征夺取胜利冲开了血路。
党中央决断通道转兵，为中央红军长征打开避免覆灭的正确通道
中央红军长征在湖南建树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在通道，毛泽东亲自促成党中央通道会议和中央红军通道转兵，为党和红军力避国民党蒋介石重兵围攻的灭顶之灾，打开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正确通道，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和解决军事问题创造了宝贵的前提条件。
湘江战役失利后，中央红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寻求战略落脚点的打算已无法实现。可是，“左”倾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却不顾当前严重敌情，不顾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和战斗力空前减弱的实际情况，仍坚持从通道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不惜去冒钻进蒋介石预先布置好的伏击口袋，使党中央、中央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
毛泽东亲历从江西出发长征以来中央红军的艰难征战，在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他自觉地站出来，加紧做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领导人的工作，一个一个地动员、说服，争取他们认识错误领导的危害和改变错误领导的必要性，团结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共同力挽危局。博古后来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
红军何去何从，毛泽东建议要开一个会议来决定红军的前进方向问题。但由于当时军情紧迫、敌情严重，来不及召开中央政治局或中革军委全会，最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建议，在通道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决定红军新的作战方针问题。 1934年12月12日傍晚，中共中央负责人和军事指挥者在通道县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以求迅速解决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形势，力主放弃北上湘西会合贺龙、萧克部队的计划。他根据红军破译的敌人电台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向与会者斩钉截铁地提出，红军应放弃与贺龙、萧克会师的打算，改变进军路线，不向北走，而西进贵州。因为黔军比较薄弱，在贵州可以争取打几个胜仗，使部队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而如果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部署来截击红军的强大军队，就会中蒋介石的圈套。
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2月12日19时半，以中革军委名义向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进军电报。
通道会议作出的转兵决策，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对“左”倾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以及要求改变领导的强烈愿望。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挽危局，得到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对中央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不仅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命运，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更重要的是，通过党内领导层的严肃斗争，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逐步化为多数领导人的共识，实际上为黎平会议的决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可能性。
奔向遵义会议，奠定毛泽东领导地位，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
中央红军智取遵义后，于1935年1月15日召开了遵义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精辟分析和客观批评，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指明了今后的正确方向。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与会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但他考虑到当时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觉悟程度和所处的战争环境，在会上没有谈及“左”倾政治路线的错误，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超人的领导才华。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
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不仅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而且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和里程碑。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所起的作用，周恩来后来作了精辟概括：“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以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方式，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存亡的重大路线斗争问题，集中展现了毛泽东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和胆略。其一，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顺应和代表了广大红军将士的呼声和愿望，勇敢地担当起拯救党和红军、拯救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其二，毛泽东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和说服工作，善于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去教育和影响周围的同志。其三，毛泽东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法，即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暂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策略，采用党内正常的思想斗争的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然后作出正确的决策。毛泽东后来说：“要是不克服一九三四年以前那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把革命引向失败的教条主义的话，我们的革命早就垮台了。”
红二、六军团篇
从艰难西征到湘西攻势再到出发长征，任弼时、贺龙率部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创造红色神话
据考证，从红六军团受命于红军危难之际先遣西征、探路开道，到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大会师，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军长征日程多达823天。其中西征开路94天，策应中央红军长征390天，长征339天。红二方面军长征，从红六军团西征算起，出发时间最早，到达时间最晚，历时二年多，行程二万五千多里。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战术机动灵活，有“欲进贵州，先入湘中，巧调敌兵，择机入黔”“乌蒙回旋”“普渡河转兵，横扫滇西、巧渡金沙江”等三次“神来之笔”，创造了軍事指挥的神话。长征出发时一万多人，长征途中损失了一万多人，到达陕甘还有一万多人，成为长征中扩大红军的典范。
战略重组的机缘：湘赣红六军团奉命先遣西征
1934年7月，在打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十分渺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进行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命令在江西的红六军团先行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戰略转移执行探路开道的任务。
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下，红六军团9000佘人，于1934年8月7日踏上了突围西征之途。
红六军团西征初期，连续征战，突破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冲出敌人的包围，于8月11日到达桂东县寨前圩。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十八师政委。同时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命令和转移的任务，并对下一步的行动作了动员。
红六军团根据敌情变化，趁敌围堵部署和湘江布防未完成之机，于8月12日晚，从寨前圩出发，经沙田、汝城的濠头、暖水、田庄和资兴的滁口等地，穿过敌人的防堵线，再经东江，进入郴县，越过郴宜公路，绕过桂阳，于20日占领新田县城。当晚，军团部决定摆脱敌人，强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23日，到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佯攻零陵县城，准备抢渡湘江。湘军刘建绪发现红军抢渡湘江意图，忙调重兵防堵湘江、尾击红军。同时，桂敌第七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前进，堵红军西进。湘江两岸为国民党军重兵控制，红军渡江已不可能。红六军团遂放弃由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折向东南方向的阳明山区，拟酌情建立游击根据地。但进到阳明山后，发现这里地瘠人稀，区域狭小，不利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同时，敌3个师又2个旅已分南北两路向阳明山围攻，于是，又放弃这个计划，东出祁阳的白果市，摆脱了国民党军包围，绕过敌十五师侧翼，急转南下，到达嘉禾县城附近。接着折而向西，经蓝山、宁远，疾进江华、道县之间，渡过湘江上游支流潇水，突破了湘桂军阀3个师的尾击堵截，进抵湘桂边境。 9月2日，红六军团在蒋家岭附近之螺壳山、金山独岭击溃拦阻红军的桂敌一部，进入广西灌阳以北地区。中革军委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以积极的行动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于湘西北方面，以直接配合中央红军即将突围长征的行动。
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六军团于9月9日从车田向西疾进，不料在小水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五旅的突然袭击。这时，敌军已集结6倍于红六军团的兵力，在靖县、绥宁以北地区防堵红六军团北上。于是红六军团改变计划，夺路南下，于17日袭占通道县城（今县溪）。湘敌李觉第十九师与桂敌廖磊分别南北对进，向通道县城扑来。红六军团迅速撤离通道县城。湘桂两军相遇，误认对方为红军，发生混战，互有死伤。红六军团乘机进到靖县新厂地区。湘敌何平部远离主力尾追上来。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红六军团领导人决定在新厂设伏歼敌，毙伤敌2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子弹数万发。新厂战斗是红六军团西征以来，以较小的代价，击溃敌一个纵队的重大战斗之一，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红六军团在湘桂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忽东忽西，大踏步地迂回，使敌人难以捉摸。湖南军阀何键曾无可奈何地哀叹：红军行踪飘忽，“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从未遇其主力”“敌情不明、军队疲于奔命”，并大骂地方部属“毫无准确之报告”“殊堪痛恨”。红六军团转战湘桂边，实现了牵制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
新厂战斗胜利后，红六军团于9月19日，分兵两路进入黔东南地区。10月2日，攻占黄平县城。次日，进抵乌江南岸瓮安县属猴场和余庆县属的龙溪一带。10月7日，红六军团前卫第十八师3个团，抵达甘溪时，桂敌两个团赶到。红军前卫部队仓促应战，三面受敌，且与主力的联系被敌人截断，难报信息。待红六军团主力进至甘溪附近时，全军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严重。红六军团指挥员决定立即撤出战斗，由五十团掩护全军冲出重围。后卫五十二团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官兵浴血奋战3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损失惨重。红十八师师长龙云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于长沙。甘溪战斗，红六军团损失三分之二。
甘溪战斗后，红六军团被国民党军截成三段：由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冲出包围的四十九、五十一团各一部，于10月15日在沿河的水田坝与红三军一部会合。由郭鹏率领的五十团，冲出重围后，在梵净山麓木板坡与红三军南下接应部队会合。军团主力在石阡、施秉、余庆之间地区，与敌周旋十余天，最后得到当地一老猎人引导，从石阡小鸡公附近的一条人迹罕至的夹沟脱离险境，在黔东印江与红三军会合。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80多天，跨越敌占区5000多里，其中途经湖南18个县、市，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的追击、堵截、围攻，探明了沿途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传播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完成了兵团性的战略转移，特别是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探明了敌情，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新的战略力量：红二、六军团会师与开辟湘鄂川黔苏区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终于在黔东木黄地区与红三军胜利会师。两军在酉阳县南腰界的猫洞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任弼时在会上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红二军团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四、六两师，共4个团，约4400余人。红六军团编为3个团，约3300余人，萧克、王震分别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壮大了红军力量，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和进一步开辟和发展湘鄂川黔边新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时，中央红军刚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敌人调集了40万大军，前堵后追。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果断提出了两军集中行动，返回湘西，向敌人侧后的永顺、桑植、龙山等地发动进攻的建议。这样，不仅可以使红军立稳脚跟，还可以威胁沅陵、常德等重要城市，影响长江水上交通，创造有利于开辟根据地的大好形势，牵制湘鄂两省敌人，更有利于中央红军行军作战。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根据中央的命令，还从红六军团抽调大批政治干部，加强红二军团的领导力量。中央还批准，两军在政治上，确定以中央代表任弼時为首的党的领导；在军事上，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统一指挥，从而形成了两个军团的领导核心。这些措施，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进军湘西，展开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苏区，奠定了领导核心，打下了坚实基础。
红二、六军团发动的湘西攻势，共击溃、歼灭国民党军近20个团，恢复与开辟约2.5万平方公里地区，奠定了湘鄂川黔边苏区的基础。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和新区工作的发展，红二、六军团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3县的大部，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各縣的一部，并占有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城，进入了开辟湘鄂川黔边苏区的新时期。
任弼时1935年1月在《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中阐述了湘鄂川黔苏区的初创：
“自从我红二、六军团会合，在中央和军委指挥之下，进到湘西北一带地区之后，党即决定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不到两个月时间，的确，我们在湘西北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势，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是有极大意义的。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的石堤溪以南有二百四十五里，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
1935年2月，遵义会议决议精神传达到湘鄂川黔苏区，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所采取的新的战略方针，鼓舞了湘鄂川黔苏区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和红二、六军团指战员。
在历时半年的反“围剿”战斗中，湘鄂川黔苏区共吸引和牵制了国民党军86个团、10万多人，歼敌2万多人，其中俘敌8000余人，有力地配合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在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边区创建的新苏区。根据中央指示，在大庸成立了任弼時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贺龙为主席的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的湘鄂川黔省军区。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坚持了近一年的反“围剿”战争，不仅从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而且发展壮大了自己，红二、六军团达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成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同时扩大巩固了根据地，以大庸、桑植、永顺、龙山为中心，包括四省边30余个县，成为“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的柱石”。
创造性的决策：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民党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加上地方保安团队，约30万大军，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
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研究分析了形势和敌情，任弼时根据实际情况，吸取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战略方针，突破敌人的重兵包围，转移到敌人围攻线以外，深入敌人力量薄弱地区的后方作战。省委与军委分会决定，红二、六军团实行战略转移，突破敌人的围攻线，转向湘黔边，在廣大无碉堡地带同敌人展开运动战，争取在黔东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并根据敌人兵力部署的空当，将突破口选择在向南突破澧、沅二水的方位上。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贺龙、萧克分别向部队下达突围命令。当晚，各部队分别踏上了向南挺进湘中、突围转移的征途。红军先后突破澧水、沅江两道封锁线，经慈利、沅陵、安化、新化、锡矿山、冷水江、溆浦、辰溪、浦市、涟源、新邵，直插湘中，进抵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进军黔东玉屏、江口，于1936年1月12日进占石阡县城，胜利完成向黔东地区转移的第一步战略任务。
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的指挥下，自桑植誓师突围到出湘入黔，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转战数千里，成功地实现了原定战略意图，进入预定地区。红军坚持运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思想，在运动中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冲破封锁，在湘西、湘中、湘西北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充分显示了英勇无敌、奋斗献身的伟大精神。特别是留守根据地的红十八师，在近两个月的孤军转战中，以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艰苦辗转10多个县，行程5000余华里，同数十倍于己的强敌进行大小战斗20多次，出色地完成了钳制敌人重兵，策应主力突围，最后胜利归队的重大任务，集中地表现了红军的英雄气概。
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正式建立红二方面军，两军实现共同北上抗日，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甘肃。毛泽东特别称赞红二方面军“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