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是我国从前苏联引进的一项制度，曾几何时，它对于教育改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近些年来，劳动教养制度不断受到来自法学精英、普通民众的各种质疑。理由之一是劳动教养违反《立法法》的规定。该法第九条规定，应当制定法律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决定，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有论者认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下称“劳教相关规定”）违反《立法法》规定，应当予以废除。
　　这种观点有待商榷。
　　乍一看，劳教相关规定是由国务院制定、补充的，属于行政法规。但实际上，两者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批准，具有法律性质。而且，我国刑法在1997年修订后也规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8个文件中规定的行政处罚（包括劳动教养）和行政措施继续有效。这显然已经将劳动教养上升为法律规定。所以，说劳动教养属于行政法规，违反《立法法》，这样的理由也许并不成立。
　　可是，这就表明劳动教养具有正当性吗？
　　我国法律中，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是由轻趋重的三种法律责任形式。一般来说，民事责任轻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重于行政责任。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自由刑（以剥夺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刑罚）中，管制不羁押，期限是三个月以上两年以下；拘役剥夺人身自由，期限为一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时间是六个月以上15年以下。
　　相较而言，直至1979年，劳动教养却没有明确的执行期限限制，有的人因此被劳教了20多年。后来才进一步将劳动教养的期限确定为一至三年。不难看出，作为行政责任的劳动教养，在执行方式、执行期限等方面，其严厉性反而重于管制、拘役，某些情况下甚至在有期徒刑（短期）之上，其存在的正当性不能不令人怀疑。
　　此外，由于适用条件弹性大，程序上“短平快”，实践中，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由起初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坏分子等反社会性比较明显的人，延展至有不良嗜好的人，如吸毒者、卖淫嫖娼者等。进而，某些地方出于维稳、政绩等方面的考虑，又将上访者特别是多年上访、进京上访者纳入劳教范围，假依法之名行不法之实。
　　另一方面，劳动教养的存在触发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比如，某男子吸毒被拘留，因担心受到劳教，自首说自己盗窃了2000元钱。因盗窃数额不属巨大且有自首情节，最终该男子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1年。为规避劳动教养，行政案件转成了刑事案件，这真真令人啼笑皆非。
　　劳动教养制度法理不畅、弊端频现，其出路在哪里？我国学者梁根林在论及死刑存废问题时，提到了公众认同和政治抉择的问题。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对劳动教养的讨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论上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被劳教的可能，不论你是平民，还是警察。因此，劳动教养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批评便不难理解。在此情形下，劳动教养的症结，不在公众认同，只在政治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