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是一本关于抗战后方人物的书，共十五篇，勾连到数十位近现代人物，集碎片为镜面，照出的是一时之俊彦。
我从2005年开始涉猎地方历史题材的写作，书中的人物最初是散落在我的一些考察笔记和阅读日记中，他们中仅有少数人单独成篇。显然这不足以成为一本书，而且当时我也没有延展这个选题的想法。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去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该做点什么了，于是决定在今人与故人之间摆上一杯茶，好好讲一讲那些快被遗忘的故事。
一动笔，才发现刹不住车，一个一个地写，写完一个感到意犹未尽，又接着写下一个，后来我发现他们并非仅仅是单个的人，而是一个群体，有相似的时代命运和人生际遇。比如写马一浮就会写到熊十力和贺昌群，写贺昌群就会自然写到叶圣陶，写叶圣陶就会写到朱东润，而这又牵扯到陈西滢，当然就有了凌叔华、竺可桢等人的出场。书中的人物渐渐汇聚到一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本书的轮廓已经出现了，就像看戏，剧情跌宕，人物粉墨登场。最关键的是，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了一起，那就是西迁东还这段历史。
《西迁东还》这本书讲的是抗战时期的一段流寓史。抗战军兴，半个中国沦陷，四川成了最大的后方，大量百姓逃往巴蜀，而八年的流亡生活是抗战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乐山是岷江边的水码头，既有交通之利，又有丘陵山地的屏障，成了一座非常重要的避难移民城市。当时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西迁到了乐山和峨眉山，盐务总局、永利和黄海社迁到了五通桥，复性书院在乐山开办，而此间嘉阳煤矿、岷江电厂、川康毛纺厂、亚西机械厂等应运而生，学校、社团、工矿企业纷纷搬迁到了这里，原本偏僻的小城突然热闹起来，涌动着一幅焦灼而纷乱的景象。
我从小就生长在小城五通桥，按说离这段历史是很近的，但实际上我在很多年中对此都非常陌生，这样的历史缺失是不可思议的，但它就真实地发生了。当年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不少一流人物汇聚的地方，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熊十力等都在此生活工作过，而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过几百米。为了追寻这段历史，2011年我到北京去拜访漫画家方成先生，记得当时我带了一罐五通桥的豆腐乳去看望他，他见后大呼“太好了，那时我就常吃”，欣喜之情让人难忘。对故物的熟悉源于他在黄海的四年生活，那座小城留下了他太多的记忆，甚至还留下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他曾经用画笔勾勒过那里的山川和草木，而这些都与抗战后方那段流寓史相关联，也与西迁东还相关联。
我已经有了走进这段历史的可能，仿佛一抬脚就能走进那个伸手可触的历史现场。但是，就这样的一点距离，我却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历史总是迷雾重重，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迷失的讲述者，这是我写这本书时面临的困境，在历史叙事中如履薄冰。这也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轻易下笔的原因，历史巍然如山，身在山中，我不过是踽踽独行的探路者。
历史是什么？这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把历史分为三个不同的观察角度，将它置于素描的透视关系下，使之纤毫毕现，但这只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钱穆先生说历史就是世道人心，一语道破，更让我信服。历史就是人生——众人之人，众生之生。历史是活的，不是死的，当下是历史的此，历史是当下的彼。当然，真实的历史不应该被刻意压低或抬高，我们需要的是可以平视的历史。
如何才能找到这样的历史呢？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我的写作开始一般不是直接动笔，而是在前面还要做大量的功课，查阅、考察和走访必不可少，从而建立起一种客观的认识。除了大量阅读各种公开或者内部发行的文献资料外，档案是我最为重视的史料资源，可以说这本书如果离开了档案资料，就如同失去了丰富的毛细血管，会成为一具空洞、冰冷的躯体。为了写作这本书，我去了很多地方，跑了很多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见到了很多一手的、珍贵的史料，这对写作的帮助非常之大。如《峨眉客：故宫文物南迁北线遗事》这篇中，讲到桥盐济陕、运送故宫文物这段史实就是新的发现，之前还没有在任何正式的记录中出现过。把五通桥的盐卖到汉中，放空的车辆运送故宫文物到成都，其中的故事还原了历史的细节，要不是我在档案中发现，也许它们还一直被厚厚的灰尘遮盖着。又如《黄汲清：寻找黑卤》一文，就是通过几十封信件拼接出的故事，几个人之间的通信，来来回回，有艰难的创业，有真诚的援助，也有利益的争夺，人性在信函中显露无遗。我用白描的叙述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就是想原汁原味地再现这段历史。当然，如果没有那些档案资料的寻觅与浮现，这些故事都将崩散如沙，消失得无影无踪。
《西迁东还》是一本以人物为主的书，但人物难写，臧否人物需要立场和角度，也涉及写作的伦理，而缺乏独立思考的评判容易失之肤浅。同时，人物也是多面的，单色描绘难免苍白，要写出人性的复杂绝非易事。这方面我有两点心得：一是在材料上需要有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挖掘得越深越好;二是写作中应怀有“小人物之心”，小人物才代表众生之相，才能体现真实的人世。前者是文本价值，后者是写作态度。就后者而言，文字的悲悯和谦卑，似乎更合我意。
尽管这是一本人物历史随笔集，但文学的丰富性与历史的真实性并不相矛盾，相反是一种互补。这在国外一些优秀的历史著作中已可以看到卓有成效的实践，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孔飞力的《叫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等。当然，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写实和求真的基礎上。客观的叙述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在历史与文学的走绳中把握平衡，我想这些都应该归于叙事学的技巧，并不需要我在此饶舌。
但我还是愿意将这本书归入非虚构写作中，因为我深恶文辞的煽情和对历史的涂脂抹粉。这些年非虚构写作逐渐被重视，我想这不仅仅是时代语境的变化，其实也是对虚假表述的唾弃，更是一个巨大的阅读需求和观念的转变。当然，这是一个新的文学可能性，也是寻找可以平视的历史的起点，但愿我在书中也有这样的努力，并能够被人看到和理解。
我从2005年开始涉猎地方历史题材的写作，书中的人物最初是散落在我的一些考察笔记和阅读日记中，他们中仅有少数人单独成篇。显然这不足以成为一本书，而且当时我也没有延展这个选题的想法。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去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该做点什么了，于是决定在今人与故人之间摆上一杯茶，好好讲一讲那些快被遗忘的故事。
一动笔，才发现刹不住车，一个一个地写，写完一个感到意犹未尽，又接着写下一个，后来我发现他们并非仅仅是单个的人，而是一个群体，有相似的时代命运和人生际遇。比如写马一浮就会写到熊十力和贺昌群，写贺昌群就会自然写到叶圣陶，写叶圣陶就会写到朱东润，而这又牵扯到陈西滢，当然就有了凌叔华、竺可桢等人的出场。书中的人物渐渐汇聚到一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本书的轮廓已经出现了，就像看戏，剧情跌宕，人物粉墨登场。最关键的是，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了一起，那就是西迁东还这段历史。
《西迁东还》这本书讲的是抗战时期的一段流寓史。抗战军兴，半个中国沦陷，四川成了最大的后方，大量百姓逃往巴蜀，而八年的流亡生活是抗战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乐山是岷江边的水码头，既有交通之利，又有丘陵山地的屏障，成了一座非常重要的避难移民城市。当时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西迁到了乐山和峨眉山，盐务总局、永利和黄海社迁到了五通桥，复性书院在乐山开办，而此间嘉阳煤矿、岷江电厂、川康毛纺厂、亚西机械厂等应运而生，学校、社团、工矿企业纷纷搬迁到了这里，原本偏僻的小城突然热闹起来，涌动着一幅焦灼而纷乱的景象。
我从小就生长在小城五通桥，按说离这段历史是很近的，但实际上我在很多年中对此都非常陌生，这样的历史缺失是不可思议的，但它就真实地发生了。当年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不少一流人物汇聚的地方，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熊十力等都在此生活工作过，而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过几百米。为了追寻这段历史，2011年我到北京去拜访漫画家方成先生，记得当时我带了一罐五通桥的豆腐乳去看望他，他见后大呼“太好了，那时我就常吃”，欣喜之情让人难忘。对故物的熟悉源于他在黄海的四年生活，那座小城留下了他太多的记忆，甚至还留下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他曾经用画笔勾勒过那里的山川和草木，而这些都与抗战后方那段流寓史相关联，也与西迁东还相关联。
我已经有了走进这段历史的可能，仿佛一抬脚就能走进那个伸手可触的历史现场。但是，就这样的一点距离，我却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历史总是迷雾重重，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迷失的讲述者，这是我写这本书时面临的困境，在历史叙事中如履薄冰。这也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轻易下笔的原因，历史巍然如山，身在山中，我不过是踽踽独行的探路者。
历史是什么？这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把历史分为三个不同的观察角度，将它置于素描的透视关系下，使之纤毫毕现，但这只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钱穆先生说历史就是世道人心，一语道破，更让我信服。历史就是人生——众人之人，众生之生。历史是活的，不是死的，当下是历史的此，历史是当下的彼。当然，真实的历史不应该被刻意压低或抬高，我们需要的是可以平视的历史。
如何才能找到这样的历史呢？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我的写作开始一般不是直接动笔，而是在前面还要做大量的功课，查阅、考察和走访必不可少，从而建立起一种客观的认识。除了大量阅读各种公开或者内部发行的文献资料外，档案是我最为重视的史料资源，可以说这本书如果离开了档案资料，就如同失去了丰富的毛细血管，会成为一具空洞、冰冷的躯体。为了写作这本书，我去了很多地方，跑了很多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见到了很多一手的、珍贵的史料，这对写作的帮助非常之大。如《峨眉客：故宫文物南迁北线遗事》这篇中，讲到桥盐济陕、运送故宫文物这段史实就是新的发现，之前还没有在任何正式的记录中出现过。把五通桥的盐卖到汉中，放空的车辆运送故宫文物到成都，其中的故事还原了历史的细节，要不是我在档案中发现，也许它们还一直被厚厚的灰尘遮盖着。又如《黄汲清：寻找黑卤》一文，就是通过几十封信件拼接出的故事，几个人之间的通信，来来回回，有艰难的创业，有真诚的援助，也有利益的争夺，人性在信函中显露无遗。我用白描的叙述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就是想原汁原味地再现这段历史。当然，如果没有那些档案资料的寻觅与浮现，这些故事都将崩散如沙，消失得无影无踪。
《西迁东还》是一本以人物为主的书，但人物难写，臧否人物需要立场和角度，也涉及写作的伦理，而缺乏独立思考的评判容易失之肤浅。同时，人物也是多面的，单色描绘难免苍白，要写出人性的复杂绝非易事。这方面我有两点心得：一是在材料上需要有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挖掘得越深越好;二是写作中应怀有“小人物之心”，小人物才代表众生之相，才能体现真实的人世。前者是文本价值，后者是写作态度。就后者而言，文字的悲悯和谦卑，似乎更合我意。
尽管这是一本人物历史随笔集，但文学的丰富性与历史的真实性并不相矛盾，相反是一种互补。这在国外一些优秀的历史著作中已可以看到卓有成效的实践，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孔飞力的《叫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等。当然，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写实和求真的基礎上。客观的叙述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在历史与文学的走绳中把握平衡，我想这些都应该归于叙事学的技巧，并不需要我在此饶舌。
但我还是愿意将这本书归入非虚构写作中，因为我深恶文辞的煽情和对历史的涂脂抹粉。这些年非虚构写作逐渐被重视，我想这不仅仅是时代语境的变化，其实也是对虚假表述的唾弃，更是一个巨大的阅读需求和观念的转变。当然，这是一个新的文学可能性，也是寻找可以平视的历史的起点，但愿我在书中也有这样的努力，并能够被人看到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