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能力与维护霸权需求之间的差距，经常是美国全球战略必须面对的难题。反恐战争历经十余年，美国虽然实现了其一些地区性的战略目标，控制重要的地缘枢纽和资源的流量和流向，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耗损了自身的权力资源，削弱了其全球霸权的领导地位。事实说明，过度依赖硬实力的运用，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成果与代价严重失衡。因此，美国政府不得不对其全球战略进行调整，以寻求战略收缩与霸权维护之间的最优结合点。
　　根据其新的防务政策，美正逐步减少在欧洲的驻军、争取从两场反恐战争抽身、调整军事力量结构与布势，强化在亚洲的存在，并更加注重加强军事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这一系列战略收缩举动的背后，根本用意并非是放弃或削弱对全球霸权的维护，而是转而寻求一种成本更为低廉而成效更为显著的“超脱”型战略控制与管理。这种战略调整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巧实力”的运用，寻求某种“超越控制”；强化同盟作用，以分摊责任和降低成本；调整军力结构部署，以突出战略防范重点。调整之后美全球战略的根本战略目的并未改变——依然是继续维护和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发生改变的仅仅是战略手段和战略途径的选择。美国在西亚北非变局中尝到了巧妙运用“超脱”战略的甜头，而当今美国所要做的恰恰是将这一战略运用到亚太地区的格局重塑中去，以此来防范和应对在该地区可能出现的一个向美国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或者敌对联盟。
　　因此，在战略收缩的同时，美国实际上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美削减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驻军，随着向当地政府权力移交工作的进行，大部分驻军还将陆续撤离。与此同时，在亚太美国却常年保持十万左右的军力，并将一半以上的航母、核潜艇、“宙斯盾”战舰和战略轰炸机部署到该地区。同时，针对这一地区可能出现的威胁，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的作战理念，用来应对和摧毁作战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并通过加强传统盟友作用和进一步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等创新手段，来强化和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充当着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美韩同盟也因“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而进一步得到强化；美菲军事关系进一步加强，近日菲方已承诺允许美海军在苏比克湾半永久性驻扎；美澳军事同盟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亚太安全战略中重要支点的地位越发凸显。此外，美国还计划加大投入构建与印度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支持印在大印度洋地区发挥经济稳定器和安全提供者的作用。以上军事同盟关系的加强，都显示出美国越发重视通过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紧密合作，来推进和建立一个基于某种规则的国际秩序，而这种规则和秩序的根本目的恰恰是构建一个跨太平洋的安全体系，以此来确保美国在战略收缩的同时，可以有效应对“安全威胁”，不断强化对其霸权地位的维护。
　　尽管美国的战略调整不能仅被视为应对中国崛起那么简单，但其防范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快，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日益凸显。因此，对美战略调整可能对中国安全带来的影响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周边地缘战略压力将明显增加。随着新一届奥巴马政府对该战略的进一步落实，中美之间的博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之中。对此，美国充分利用了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负面解读和中国周边战略不尽完善的空隙，不断强化其战略影响的渗透力，以巩固在东亚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美国试图利用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挑起、制造矛盾和摩擦，以期“重返”东亚，强化对南海、东海等地区的影响和作用等。美国不断加强其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背后用意就是对中国实施一种“绑缚战略”，即通过主导的同盟体系和地区安全机制，以综合动员和运用政治、安全、外交、经济和文化等多种资源和手段，实现对中国的限制，以期实现在中国尚未真正崛起之前，将中国束缚于美国的霸权体系之下，从而开辟一个真正属于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面对新变化与新挑战，中国应全面分析中美关系的时代特征，冷静应对中美结构性矛盾所带来的挑战，同时深刻认知中美之间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应更加强调关注彼此利益的协调与磨合，用谨慎而实用的方法来化解利益冲突，加强积极的战略沟通与大国协调，以分散化解由于中国崛起而带来的外部压力。只有不断发挥中国自身的战略主动性，寻求拓展战略合作空间，才能有效避免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