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在革命根据地开创时期出任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紧张关系趋缓。清明时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或专程或派要员向黄帝陵致祭的同时，也邀请陕甘宁边区的中共代表派员陪祭。
　　1937年4月4日，国民党派张继、顾祝同代表国民党中央，派陕西省主席孙蔚如代表国民政府主祭；而中共方面则由林祖涵（林伯渠）陪祭，并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呈读祭文。按照惯例，1938年的清明节也是共同祭扫。这次国民党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为西安行营主任、中央执监委员蒋鼎文，而中共需有相应级别官员陪祭，以共同主持儀式。中共派出了张国焘。
　　张国焘为人处世工于心计，深藏不露。杨尚昆曾评价他：“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在肚子里打主意。”
　　那时的张国焘并不忙碌，他曾颇为自得地说：“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静地设计走自己的道路。”张国焘的祭扫随行人员有他的陆秘书、警卫员张海和一个警卫班，他们合乘一辆大卡车，经甘泉、■县、洛川达到中部县。
　　4月5日清明节，蒋鼎文会同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任觉伍等人到达中部县。蒋、孙、张（国焘）三人站在前排居中位置，由蒋鼎文在黄帝陵前宣读祭文。祭祀仪式完毕后，张国焘对随行人员说：“你们先开车回延安吧！我还要到西安去，有事找林（伯渠）主席商量。”据张海回忆，他当时焦急地对张国焘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叫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吗？”
　　张国焘没有理睬。据说祭扫一毕，张国焘将自己准备脱离共产党的意愿告诉蒋鼎文，然后与蒋鼎文同乘一辆小汽车驶往西安。张海以护卫张国焘安全之名，设法搭上蒋鼎文警卫人员的大卡车，虽然略迟到达西安，最终还是在西京招待所找到了张国焘。其时，蒋鼎文也住在招待所内。张海继续回忆道：“看到他鬼鬼祟祟的行动，很生气，就产生了怀疑，心里想：张国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为什么到西安既不找林伯渠主席，又不到我八路军驻西安的办事处，却住在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呢？”
　　当蒋鼎文真正明白张国焘随他赴西安的意图后，便急忙将这一重要情况电话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当即让蒋鼎文通知戴笠安全护送张国焘到武汉来见他。于是张国焘在特务们的严密“保护”下乘火车抵达国民党的临时首都武汉。张国焘到武汉后，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李克农闻讯后亦先后苦口婆心劝导张国焘返回延安，但均未成功。4月11日，张国焘打电报给毛泽东、张闻天：“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4月12日，毛泽东等5人联名给张国焘电文劝告：“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然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张国焘4月16日上午与蒋介石相见，毛泽东等则在这天下午再次电劝张国焘，诚恳希望他早日归来，并告一切事情均可商谈。哪知在次日，张国焘发表书面声明脱离共产党。几番电文往来，毛泽东知道张国焘脱离中共之心已坚，要想劝回已不可能。于是，在1938年4月19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开除张国焘党籍。
　　至于张国焘脱离共产党投向国民党的方式和时间，蒋鼎文在以后的“访谈”中也有提到：“张国焘的出奔脱离共产党是民国二十七年四月间的事。那年中央派我主祭黄帝陵寝，中共也派代表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陪祭。某日黎明我起身不久，忽然进来一个人，跪下向我求救，自称是张国焘，要我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我身为方面之任，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一面予以抚慰，一面打电报给戴雨农，由戴雨农把他接了去。”
　　（摘自《飞将军蒋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