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一部划时代意义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不仅代表着刘勰为文的创作原则和写作思维，更是处处透漏出刘勰本人的文学精神。本文既以诸子篇为代表分析刘勰所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文学精神。
　　关键词：刘勰；诸子；文学精神；创新；宗经
　　诸子篇是刘勰对于先秦至魏晋的子书的评述，从入手对子书名义性质的阐述定义到着重论述先秦子书的思想内容并列举孟轲、庄周以至青史子等九流十家的著作，揭示其内容特色。在此篇中对于子书洋洋洒洒的评述中笔者认为在经意或不经意间不无表现出刘勰的某种文学精神。
　　一、文学精神的自觉
　　汉末建安年间开始，文学创作已跨入一个新的时期： 文学自觉时代。《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魏晋以来，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开始显著提高和认知。从动于情而发于声的诗歌吟咏到怨而为离骚的屈原，文学渐渐不再仅仅当作政教的工具和附庸，它本身的审美作用被充分肯定，人们对其审美特点的认识也日益深化。刘勰正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文学炽热的氛围中，所以文学观念无不受其感染，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文学精神，在篇章中处处流露出强烈的文学自觉性。《文心雕龙·序志》中刘勰开篇就云“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1]246刘勰选择立言，就是要解决生命的有限性问题，以求传世扬名。如果说序志的意图还比较隐晦模糊，那么《诸子》篇则无疑铿锵有力，坚毅无疑：“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耀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2]79开首就阐明了文章与名德的关系，并确信为文是彰显声名，扬名立万的唯一途径。篇末更是再次不无絮叨的重申“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1]84。这种把文章作为传播声名，流芳千古的意图使文学具有了明显的功利性和创作的自觉性，文学创作摆脱了原先那种不自觉的本能性的行为，真正进入了一种自觉性的时代。刘勰的这种自觉的文学精神无疑是当时整个时代文坛作家的一种精神风貌在文心雕龙著作的反映。正是这种的自觉地文学意识才使得魏晋时代名才辈出，著作纷纭，并成就了这部“体大思精”“体大虑周”的文论专著。
　　二、通变创新与宗经固守的矛盾交织
　　刘勰可谓是儒家思想的极大推崇和遵守者，骨子里有强烈的崇儒思想，这种情感在文章中则是化作对于儒家经典的固守效仿，并把儒家经典作为其评价衡量其他文章好坏的标尺。所谓“宗经”，就是以经书为“正式”，弄清各种文体的渊源及规格、要求，学习经书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这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刘勰对于一些文学类著作价值上认识的偏颇狭隘。在刘勰看来诸子百家中浩瀚如烟的著作中“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不外乎二类：合乎经典的纯粹和异于经典的之踳驳类，“云蚊睫有雷霆之声；云蜗角有伏尸之战；移山跨海之谈，倾天折地之说”[1]80等这些子书记载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都属于出规的踳驳之类，要求“取纯粹而去踳驳”，“弃邪而采正”[1]80。这些对于诸子的评价取舍具有浓浓的儒家卫道的色彩，折射出他宗经固守崇儒重道的思想观念。而刘勰在宗经不变的思想上却又矛盾交织着通变创新的观念。所谓“通变”，其实就是在继承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学习古人各种文体的创作规律和技巧的前提下，凭借自己的气性才情创作今天的时事。刘勰正是思想上这种矛盾体的集合，才会在诸子论述中出现让人莫衷一是的感觉：“宜摄纲要，览华而食实”，“极睇参差，亦学家之壮观”。[1]80本以按儒家正统思想把子书中中出规者狠狠批判踳驳为者，弃而不采，却在句尾又折中的以为“宜摄纲要”遍览群言，也是学者自豪壮观的事情。并且在论述《孟子》、《荀子》等十八种子书的文辞特点的时候，不是抱残守缺的唯儒独尊，而是客观的肯定了他们的文采和价值，并以一种赞许认同的态度肯定先秦子书“越世高谈，自开户牖”的创新能力，虽归结于“六国以前，去圣未远”，认识偏颇无据，而这种原因总结却更加能够例证他思想上宗经和通变的矛盾。
　　三、结语
　　生活在当时时代的刘勰，其思想必然会体现自身和时代的烙印，而《文心雕龙》作为刘勰的代表之作，必然会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刘勰的这种似保守而又创新的观念既是其局限性又体现出其突破时代藩篱而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创新的可贵性。
　　参考文献：
　　[1]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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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秦军委，秦天功.刘勰“宗经”思想的探析[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0，9（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