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南海问题的舆论热点尚未消退，突然发生的法国尼斯恐怖袭击事件和土耳其政变又持续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中国已经很难作为独善其身的看客，甚至直接成为冲突的参与主体。伴随着网络上每每出现的“中国恐将成为最大输家”的调侃，反映的恰恰是中国已经与世界高度融合并且成为世界秩序中的重要主体这一基本事实。与此同时，中国本身也在发生着复杂的变化。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格局与政治情势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又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律相呼应，开启了更深层次的政经周期的变化。
　　但现实中，我们经常发现，不同群体抱守着过往的观念，选择“站队”；理论界的左右撕裂、相互攻讦，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的解释分析能力。我们似乎再度迎来了马克思描述过的情境，“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显然，在今天，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变正在发生复杂的重整，世界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不再有一个绝对清晰的图景，既有的概念范式、分析工具和理论方法正在丧失解释力。
　　因而，我们迫切需要抛弃以固有概念和理论裁剪现实的观念教条，重新回归现实经验之中，去感知和发现变化的内在逻辑。
　　对于此种重新分析和理解现实变化的努力，我们称之为“新周期”研究。“周期”意味着是一个相对长时段历史的内在逻辑，如我们通常说的“两个三十年”；而“新”，则表现为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首先，国际经济格局自2008年以来出现的巨大变化，意味着中国30年改革开放中搭世界经济增长顺风车的格局已经遭遇挑战。国际政治的内在困境也在逐步显现，亨廷顿意义上的文明冲突已不幸应验。
　　其次，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也面临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发掘内部动能，走工业化转型升级之路。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人口规模超过10亿的经济体成功转型的先例。中国能不能成功转型？如果转型成功，又意味着什么？
　　最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步入了第三个30年。这是一个既缺乏先例指导，也没有现成理论参照的阶段。在这一个30年中，中国的实践将代表人类对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探索，其本身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正如华为总裁任正非所说，在告别跟随发展的机会主义之后，企业发展将会进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的阶段。创立引导理论的挑战已经到来。而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则将更是如此。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6年0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