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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城市景观是经过作家创造的“第二自然”，融合了作者的审美、想象和价值判断。邓一光在他的“深圳系列”小说中呈现了许多富有深圳地域特色的都市景观。作者进一步思考都市与都市人的生活，通过对都市的空间想象、都市场景的描摹和真实再现等方式与景观对话，表达出都市人身份认同的困惑、都市历史记忆的断裂、都市人的焦虑和生存困境等主题，完成了他对深圳这座城市的想象和叙述。
关键词：邓一光 小说 景观 城市想象
“景观”一词最早作为生态学和地理学概念出现，泛指风景或景色。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来看，“风景是一种意象、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建构”。[1]文学中的城市景观既不是单纯的花草树木，也不是生活实际景观，而是经过作家创造的“第二自然”。对居住之地的个体经验和体认成为作者审视城市的一个视角。作家笔下的地域景观承载着记忆，想象和生命感受。这些地域景观融合了作者的审美，投射了作者隐蔽的内在精神世界。作家对城市的再创造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感情和价值判断，为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发生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空间。邓一光在他的“深圳系列”小说中呈现了许多富有深圳地域特色的都市景观，并通过小说主人公表达了他对深圳都市景观的感知和认识，完成了他对深圳这座城市的想象和叙述。
一.身份认同的幻象与困境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无数漂泊在这个城市的打工者渴望真正拥有“深圳人”的身份。可是，又怎样才算是真正的“深圳人”呢？拥有户口？亦或房产？
在《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安洁带着成为“深圳人”的渴望搬到离市民中心最近的高级公寓。她甚至幻想著在市民中心举办自己的婚礼。她觉得住在深圳最中心、最高贵的地方便实现了成为“深圳人”梦想，而当她得知广场清洁工在三年零七个月的工作中一次也没有进入过市民中心时，清洁工的一句“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2]68将她居住在城市中心的荣耀和成为“深圳人”的幻梦瞬间击碎。如果说清洁工代表着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醒认知的底层民众，那么，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较好经济条件的“安洁”们，他们将身份的确认依附于对城市空间的占有。这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景观幻象。
邓一光将城市看作是一座森林，在这座城市森林，一切都是有生命的。自然景观也是邓一光感知城市的最直接的方式。“我对深圳的整体认知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史无法形成个人经验构成写作行为。我最早认识的是气候、植被、动物，然后是人。”[3]
在《簕杜鹃气味的猫》一文中，莲花山公园中的植物们被赋予了生命的气息，会疼痛，会散发气味，它们“和人一样，有的聪明，有的笨，有的内敛，有的张扬，它们性格不同，但气味同样活跃。”[4]51这些植物和这座城市的人的命运一样，“公园刚建时没有经验，植物选种不对，比如桂花树耐热性差，大面积种植很难养护，这些品种要不断置换，就像很多早年来这座城市闯荡的人，他们也是选种不好的植物，他们在这里生长过一段时间，要么死掉，要么迁移走。”[4]47小说主人公罗限量便是其中一员。他在深圳生活了18年，他热爱自己的工作，把那些大王椰、金山葵、大叶榕、散尾葵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街坊邻居，甚至是儿女。他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有习惯和依恋，可是，他还是要离开，他已经33岁了，“他得结婚生子，把日子过起来，这个，在深圳办不到”。[4]48他就像是迁移到这座城市的一株植物，最终不得不面对需要移栽到其他地方去的命运。小说充满了隐喻意味，树木移植成功的艰难隐喻了诸如罗限量这类人融入城市的艰难和困境，成为了“有意味的风景”。[5]
二.历史记忆的打捞与“寻根”的困境
深圳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化都市，不具备北京、上海那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短短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它似乎少了历史的厚重感。但是，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历史和记忆。邓一光从武汉移居深圳，移居地激发了他强烈的好奇心。“我想看看深圳人埋在什么地方，看看那些逝者，他们来自哪儿，怎么安葬。墓地是血缘、信仰和历史的集中地，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有墓地的地方才有前世来生。”[3]79带着对这样的困惑，邓一光从梧桐山开始，沿着地理学上的深圳河走了一趟，并把他对深圳的现在与过去的思考和感知写进了《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和《深圳河里有没有鱼》两个短篇。
《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以梧桐山作为故事地点背景，小说开篇就谈到“我”到梧桐山的缘由——为“深圳的原地属花木是不是都是源于梧桐山？”这个问题来寻求答案，通过主人公欧阳先生的讲述带出了一段“逃港客”的惨痛记忆。这一段个人角度的琐碎叙述，拼贴出当年大逃港历史的真实细节和面貌。“花木有自己的家。它们有自己出生的地方。它们不会告诉别人。”[2]72当年不顾生命危险逃离家乡的逃港客，现在又回到了他的出生地，而失去女儿的创伤和那段历史一起永远的沉淀在了个人的记忆里。从“现在——过去——现在”，小说在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梧桐山这一景观空间，表现了时间的纵深感，呈现出沧海桑田的历史感，也表达出对个体命运的感叹。
小说《深圳河里有没有鱼》充满隐喻，富有先锋色彩。“我”一直在寻找林若说的有着浑圆脑袋、像孩子一样笑的鱼，可是“我”最终并没有在这条城市的河流里找到鱼，连林若也是“我”想象出来的而已。最后“我”纵身跃入河中，成为了那条鱼。
这是一部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的作品，是一个城市的寓言。无处寻觅的鱼表达了对当下城市环境生态恶化的忧虑，客家女孩林若已逐步消失的客家特征是对传统消逝的感伤，养蜂老人的讲述是对“逃港”历史的记忆打捞，母亲的溺亡，亦或可理解为寻根的困境和文化的断裂。
在对城市历史的回望中，作者表达出对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之物的思索与无奈，“很多东西不在了，消失了，比如鸽哨、铁环、胡琴和竹笛声、齐额的刘海、明亮的眸子和干净的微笑，它们过去存在过，如今消失了，有关它们存在时的内容已经变成了传说，……”。[4]66这些逐步消逝的历史和传统，使城市失去了纵深感，变成了没有历史感的个人化生存，从而也引发了作者进一步对城市的集体认同的思考。“逐水而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原则，一个聚集地没有自生水源，母亲河被肢解成这样，如何超越现实？饮水者思源，深圳人无源可思，这座城市本身就不认同自己，在集体认同上都是可疑的。”[3] 三.现代都市的生存焦虑和困境
在邓一光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耳熟能详的深圳地名就直接镶嵌在小说标题当中，世界之窗、市民中心、万象城、龙华广场等等，这些地名某种意义上构建了邓一光笔下的深圳文学地图。毫无疑问，这些都市景观都是作者精心选择的结果，它们进入作者的视野，并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
万象城是“深圳最值得炫耀的地方”[2]127，它有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灯火辉煌的耀目，也有德林的容身之处——一间小小的杂物间，甚至一段相互安慰的感情。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德林想要回家过年的愿望。德林想念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甚至牵挂那个不懂事的哥哥。在一次又一次被客观现实打败，一次次地纠结徘徊之后，德林在大年三十独自走在了行人寥寥无几的街上。小说通过过年回不回家这个问题，映照出一个底层群体的辛酸和卑微。万象城是辉煌和耀目的，德林熟知它的细节，但是万象城从来不会关心德林的命运。就像深圳这座城市，无数个“德林”们像螺丝钉一样，带动着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却无法融入这座城。“城市从来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侵犯者，它是人们共同的想象体和诱惑源，人们冲着它的光芒来，在这里实现自我，但它没有成为人们惬意的生活地。”[3]
在《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工作者的焦虑、迷茫和辛酸。小说中多次提到“天桥”，下班时，在龙华的打工者们像潮水一般地涌出厂门，“他根本看不见她。数万名红色POLO，加上数万名蓝色POLO，再加上万名白色POLO”，[2]129个体的人被消解于群体之中，人成为了不同颜色的符码，散失了人的本质属性。这也深刻地反映了流水性工人在刻板的生活环境下被现代工业异化的可悲。“广场”是小说中另一个有意味的景观。无数男女青工们聚集在广场跳舞。广场是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在这个人人可享受的开放空间里，人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在广场跳舞是底层务工者为争取幸福生活和融入这座城市的努力。“什么时候不跳楼了，就让你们跳舞”[2]135也让我们看到这种努力背后的辛酸叹息。
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和记忆都是由多样化的个体感受积淀而形成。每一位作家对于一座城市的想象和叙述参与了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构建。邓一光“深圳系列”小说通过呈现和塑造各种景观，使深圳这座城市不是单纯作为物质客体或背景存在。它们或诉说中人心中的隐秘话语，或承载着这座城市的人的集体记忆，或解读出城中人的焦虑。作者进一步思考都市与都市人的生活，通过对都市的空间想象、都市场景的描摹和真实再现等方式与景观对话，表达出都市人身份认同的困惑、都市历史记忆的断裂、都市人的焦虑和生存困境等主题。作者通过人物与景观的对话，挖掘出城市与人物命运的联系，构建了属于作者想象中的深圳城市形象，也丰富了中国城市的书写。
参考文献
[1]段义孚.风景断想[J].长江学术，2012（3）：78.
[2]邓一光.深圳在北纬22°27’—22° 52’[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2
[3]张克.邓一光的城市书写[J].名作欣赏.2017（31）：79
[4]邓一光.深圳蓝[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5]施暢.真实的风景和风景的政治 [J].文艺研究2013（4）：37
基金：广东科技学院2019校级科研一般项目“广东作家的城市想象与叙述”（GKY-2019KYYB-91）.
（作者单位：广东科技学院）
关键词：邓一光 小说 景观 城市想象
“景观”一词最早作为生态学和地理学概念出现，泛指风景或景色。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来看，“风景是一种意象、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建构”。[1]文学中的城市景观既不是单纯的花草树木，也不是生活实际景观，而是经过作家创造的“第二自然”。对居住之地的个体经验和体认成为作者审视城市的一个视角。作家笔下的地域景观承载着记忆，想象和生命感受。这些地域景观融合了作者的审美，投射了作者隐蔽的内在精神世界。作家对城市的再创造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感情和价值判断，为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发生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空间。邓一光在他的“深圳系列”小说中呈现了许多富有深圳地域特色的都市景观，并通过小说主人公表达了他对深圳都市景观的感知和认识，完成了他对深圳这座城市的想象和叙述。
一.身份认同的幻象与困境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无数漂泊在这个城市的打工者渴望真正拥有“深圳人”的身份。可是，又怎样才算是真正的“深圳人”呢？拥有户口？亦或房产？
在《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安洁带着成为“深圳人”的渴望搬到离市民中心最近的高级公寓。她甚至幻想著在市民中心举办自己的婚礼。她觉得住在深圳最中心、最高贵的地方便实现了成为“深圳人”梦想，而当她得知广场清洁工在三年零七个月的工作中一次也没有进入过市民中心时，清洁工的一句“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2]68将她居住在城市中心的荣耀和成为“深圳人”的幻梦瞬间击碎。如果说清洁工代表着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醒认知的底层民众，那么，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较好经济条件的“安洁”们，他们将身份的确认依附于对城市空间的占有。这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景观幻象。
邓一光将城市看作是一座森林，在这座城市森林，一切都是有生命的。自然景观也是邓一光感知城市的最直接的方式。“我对深圳的整体认知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史无法形成个人经验构成写作行为。我最早认识的是气候、植被、动物，然后是人。”[3]
在《簕杜鹃气味的猫》一文中，莲花山公园中的植物们被赋予了生命的气息，会疼痛，会散发气味，它们“和人一样，有的聪明，有的笨，有的内敛，有的张扬，它们性格不同，但气味同样活跃。”[4]51这些植物和这座城市的人的命运一样，“公园刚建时没有经验，植物选种不对，比如桂花树耐热性差，大面积种植很难养护，这些品种要不断置换，就像很多早年来这座城市闯荡的人，他们也是选种不好的植物，他们在这里生长过一段时间，要么死掉，要么迁移走。”[4]47小说主人公罗限量便是其中一员。他在深圳生活了18年，他热爱自己的工作，把那些大王椰、金山葵、大叶榕、散尾葵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街坊邻居，甚至是儿女。他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有习惯和依恋，可是，他还是要离开，他已经33岁了，“他得结婚生子，把日子过起来，这个，在深圳办不到”。[4]48他就像是迁移到这座城市的一株植物，最终不得不面对需要移栽到其他地方去的命运。小说充满了隐喻意味，树木移植成功的艰难隐喻了诸如罗限量这类人融入城市的艰难和困境，成为了“有意味的风景”。[5]
二.历史记忆的打捞与“寻根”的困境
深圳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化都市，不具备北京、上海那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短短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它似乎少了历史的厚重感。但是，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历史和记忆。邓一光从武汉移居深圳，移居地激发了他强烈的好奇心。“我想看看深圳人埋在什么地方，看看那些逝者，他们来自哪儿，怎么安葬。墓地是血缘、信仰和历史的集中地，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有墓地的地方才有前世来生。”[3]79带着对这样的困惑，邓一光从梧桐山开始，沿着地理学上的深圳河走了一趟，并把他对深圳的现在与过去的思考和感知写进了《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和《深圳河里有没有鱼》两个短篇。
《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以梧桐山作为故事地点背景，小说开篇就谈到“我”到梧桐山的缘由——为“深圳的原地属花木是不是都是源于梧桐山？”这个问题来寻求答案，通过主人公欧阳先生的讲述带出了一段“逃港客”的惨痛记忆。这一段个人角度的琐碎叙述，拼贴出当年大逃港历史的真实细节和面貌。“花木有自己的家。它们有自己出生的地方。它们不会告诉别人。”[2]72当年不顾生命危险逃离家乡的逃港客，现在又回到了他的出生地，而失去女儿的创伤和那段历史一起永远的沉淀在了个人的记忆里。从“现在——过去——现在”，小说在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梧桐山这一景观空间，表现了时间的纵深感，呈现出沧海桑田的历史感，也表达出对个体命运的感叹。
小说《深圳河里有没有鱼》充满隐喻，富有先锋色彩。“我”一直在寻找林若说的有着浑圆脑袋、像孩子一样笑的鱼，可是“我”最终并没有在这条城市的河流里找到鱼，连林若也是“我”想象出来的而已。最后“我”纵身跃入河中，成为了那条鱼。
这是一部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的作品，是一个城市的寓言。无处寻觅的鱼表达了对当下城市环境生态恶化的忧虑，客家女孩林若已逐步消失的客家特征是对传统消逝的感伤，养蜂老人的讲述是对“逃港”历史的记忆打捞，母亲的溺亡，亦或可理解为寻根的困境和文化的断裂。
在对城市历史的回望中，作者表达出对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之物的思索与无奈，“很多东西不在了，消失了，比如鸽哨、铁环、胡琴和竹笛声、齐额的刘海、明亮的眸子和干净的微笑，它们过去存在过，如今消失了，有关它们存在时的内容已经变成了传说，……”。[4]66这些逐步消逝的历史和传统，使城市失去了纵深感，变成了没有历史感的个人化生存，从而也引发了作者进一步对城市的集体认同的思考。“逐水而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原则，一个聚集地没有自生水源，母亲河被肢解成这样，如何超越现实？饮水者思源，深圳人无源可思，这座城市本身就不认同自己，在集体认同上都是可疑的。”[3] 三.现代都市的生存焦虑和困境
在邓一光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耳熟能详的深圳地名就直接镶嵌在小说标题当中，世界之窗、市民中心、万象城、龙华广场等等，这些地名某种意义上构建了邓一光笔下的深圳文学地图。毫无疑问，这些都市景观都是作者精心选择的结果，它们进入作者的视野，并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
万象城是“深圳最值得炫耀的地方”[2]127，它有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灯火辉煌的耀目，也有德林的容身之处——一间小小的杂物间，甚至一段相互安慰的感情。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德林想要回家过年的愿望。德林想念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甚至牵挂那个不懂事的哥哥。在一次又一次被客观现实打败，一次次地纠结徘徊之后，德林在大年三十独自走在了行人寥寥无几的街上。小说通过过年回不回家这个问题，映照出一个底层群体的辛酸和卑微。万象城是辉煌和耀目的，德林熟知它的细节，但是万象城从来不会关心德林的命运。就像深圳这座城市，无数个“德林”们像螺丝钉一样，带动着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却无法融入这座城。“城市从来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侵犯者，它是人们共同的想象体和诱惑源，人们冲着它的光芒来，在这里实现自我，但它没有成为人们惬意的生活地。”[3]
在《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工作者的焦虑、迷茫和辛酸。小说中多次提到“天桥”，下班时，在龙华的打工者们像潮水一般地涌出厂门，“他根本看不见她。数万名红色POLO，加上数万名蓝色POLO，再加上万名白色POLO”，[2]129个体的人被消解于群体之中，人成为了不同颜色的符码，散失了人的本质属性。这也深刻地反映了流水性工人在刻板的生活环境下被现代工业异化的可悲。“广场”是小说中另一个有意味的景观。无数男女青工们聚集在广场跳舞。广场是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在这个人人可享受的开放空间里，人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在广场跳舞是底层务工者为争取幸福生活和融入这座城市的努力。“什么时候不跳楼了，就让你们跳舞”[2]135也让我们看到这种努力背后的辛酸叹息。
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和记忆都是由多样化的个体感受积淀而形成。每一位作家对于一座城市的想象和叙述参与了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构建。邓一光“深圳系列”小说通过呈现和塑造各种景观，使深圳这座城市不是单纯作为物质客体或背景存在。它们或诉说中人心中的隐秘话语，或承载着这座城市的人的集体记忆，或解读出城中人的焦虑。作者进一步思考都市与都市人的生活，通过对都市的空间想象、都市场景的描摹和真实再现等方式与景观对话，表达出都市人身份认同的困惑、都市历史记忆的断裂、都市人的焦虑和生存困境等主题。作者通过人物与景观的对话，挖掘出城市与人物命运的联系，构建了属于作者想象中的深圳城市形象，也丰富了中国城市的书写。
参考文献
[1]段义孚.风景断想[J].长江学术，2012（3）：78.
[2]邓一光.深圳在北纬22°27’—22° 52’[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2
[3]张克.邓一光的城市书写[J].名作欣赏.2017（31）：79
[4]邓一光.深圳蓝[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5]施暢.真实的风景和风景的政治 [J].文艺研究2013（4）：37
基金：广东科技学院2019校级科研一般项目“广东作家的城市想象与叙述”（GKY-2019KYYB-91）.
（作者单位：广东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