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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的理论渊源与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对此，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学术界诸多学者均有论述和探讨，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求是》杂志原副总编、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所著《当代思潮论集》一书，汇集了刘润为多年来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42篇文章，内容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文艺诸多方面，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这里仅就有关红色文化研究文章进行简单介绍，同时发表自己的一点感想。
红色文化的理论渊源，概括说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三是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一） 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刘润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前者为主的对立统一关系。要实现对于这一关系的具体的科学的把握，必须十分警惕和防止形而上学、折衷主义等主观唯心主义的干扰。”（《当代思潮论集》，第148页，以下只标页码）红色文化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而不断发展壮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深厚土壤。
在刘润为看来，早期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们本身大多接受过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其中“大同思想”和“天下为公”的思想成为红色文化的深厚土壤。《礼记·礼运》中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建立一种大同社会的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先进知识分子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和高尚精神融入自己的血液，化为英勇奋斗的动力。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以人民为主体的民本思想。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就不乏民本思想。孔子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①《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②战国时期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③在《道德经》中，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④所谓“慈”，就是要有爱心、同情心，要化解矛盾，友好相处；所谓“俭”，就是要朴素节俭，不要奢侈浪费；所谓“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要懂得谦让，不要争抢，要善于等待时机。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外敌入侵、专制暴政的不懈斗争中，就养成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勇于抗争的英勇气概和精神品质。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岳飞的“精忠报国”，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勇于担当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滋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中，共产党人自觉地继承、发扬和践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刘润为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实践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以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基础；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从文化上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获得现实性的品格。如果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割裂开来，其结果必定是既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也消解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在文化实践中招致灾难性的后果。”（第150页）
（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刘润为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人民群众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中，被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显着特征：一是确定性。它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任凭潮起潮落、云卷云舒，绝不发生任何的动摇。二是开放性。它总是在指导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确定性和开放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离开确定性，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离开开放性，离开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就不成其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157页）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不是孤立的、固步自封的，而是海纳百川、不断进步的优秀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汉族与中国境内各个民族，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各国有着广泛而又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华文化因而丰富多彩、日益强大。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存、民族自强，一大批爱国人士不断地探索救国道路，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要求改革，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蓝图，到维新派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再到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理论，李石曾、刘师复等人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这些政治学说和理论，均未能彻底改变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遭受欺凌的悲惨命运。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认识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根本改造。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两篇文章，这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一。1922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使中国文化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的命运为之发生巨变。正如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建设的革命文化、抗日文化、延安文化，是取得抗战和解放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建立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是核心、是灵魂。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此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理想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机械地照搬，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而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前提和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国化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要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机结合，这就是我们要造就的新中国，这就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和皇权专制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根本目的。”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刘润为说：“纵观一部中国红色文化发展史，可以无愧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第134页）红色文化因其能海纳百川，与时俱进，始终是中华民族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世界上的文化形态尽管千变万化，但是，只要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不管存在多大的差异，总能发现它们具有某种统一性，有相通之处。这是由人之为人的共同属性、由某些群体在社会存在和主观意识方面具有相近性或相似性等因素决定的。例如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科学与艺术，古代印度的佛教文化，英国莎士比亚写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等等，并不妨碍它在20世纪中国产生强烈影响。同样，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人类的不同文化真的隔膜到了没有任何统一性的地步，那么，人类就成了瓦砾一样的存在，非但不能进行文化交流，文明传承也不可能，甚至人类不成其为人类社会了。
红色文化吸收了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尤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的核心，當然是马克思主义。除了马克思主义，它还大量地吸收了各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由欧仁·鲍狄埃创作的诗歌《英特纳雄耐尔》，1888年由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谱写成《国际歌》，自20世纪20年代初被译成中文后，成为中国革命者为理想奋斗的精神支柱，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以及许多革命烈士，都是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即便在硝烟已经散去的今天，每逢我们听到那悲壮沉重的曲调，仍然禁不住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纪实文学作品《绞刑架下的报告》，描写他与他的同志同纳粹分子的斗争经历和被捕过程，表达了对祖国、故乡和生活的热爱，一直深刻地教育、启迪、激励着中华儿女，其中的警句“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至今仍像暮鼓那样回荡在我们的耳畔。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需要，许多人到国外学习，他们接触并积极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尽其所能地翻译成汉语传送回国内，为启蒙国民的思想观念贡献自己的力量。共产党员、诗人白莽热爱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经翻译过他的许多作品，倡导国人了解欧洲革命，学习他们的革命和奉献精神。在探索国家出路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断向世界各民族汲取精神营养，丰富自身文化涵养，世界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红色文化的重要思想渊源。
刘润为认为，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结构复杂、规模巨大的系统。分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可以有多个维度、多种方法。但是，分析其意识形态结构，恐怕是更具有根本性的工作。“其中，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灵魂。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红色文化经过近百年的艰难建设所取得的最为伟大的成就。”（第135页）
（一）什么是红色文化
说到红色文化，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文化”？古今中外，“文化”的概念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是一个组合词，由“文”和“化”两字组合而成。先秦文献中，“文”的本义，是指阴阳交合；“化”的本义，则是孕育、化生；两者共同指向了生命孕育、诞生这么一个先后递嬗的发展过程。《周易·系辞下》云：“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将“文化”一词连用是西汉末年刘向所作《说苑·指武》，但是，直到西晋时期，在一些诗文中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如束皙《补亡诗》中出现了“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句；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到这时，“文化”一词才有了独立的、完整的概念，开始为人们广泛使用，其基本含义包括文治、教化、礼乐、典章制度等，与西方古代的“文化”内涵也基本相通。
西方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是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来的，就是：“文化是心灵的哲学（修养）”。欧洲中世纪时，出现了文化与艺术结合的趋向，认为“文化是艺术的总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更趋多样化，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对“文化”一词的不同理解。如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在《文化的起源》一书中所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⑦泰勒的“文化”定义，对我们理解现代“文化”概念仍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红色文化”是一个复合词，由“红色”与“文化”两词组成。在自然界，红色本是可见光谱中长大约为630至750纳米的长波末端的一种颜色，怎么会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刘润为认为：“由于它（红色）类似人体新鲜血液的颜色，所以中国人民往往赋予它以希望、热烈、勇敢、创造、奋斗、牺牲等象征意味。这种特定的颜色及其象征意味，恰好与我们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品德情操、精神气质形成了异常完美的‘同构’关系。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善用‘比兴’，因而人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凝练地称为‘红色文化’。显而易见，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第131页。）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先进文化的综合体。红色文化肇始于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长和发展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努力奋斗去实现美好生活的乐观主义心态，积极向上的社会交往心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根本原则所催生出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载体，则是红色文化的本质所在。
（二）红色文化的基本特征
红色文化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先进文化，它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各国先进文化成果，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文化发展要求。红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其一，阶级性。文化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首先要考虑的是这种文化的服务对象。红色文化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红色文化的阶级属性。刘润为说，唱山歌是江西兴国由来已久的习俗，但是，过去山歌的内容主要是“我向地主借担谷，秋收一过还三箩”之类的哀怨和悲愤，自从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以后，演变为“千年铁树开鲜花，工农做了主人翁”这类的喜悦和自豪，新的山歌成了动员令、进军号。（第136页）这是剥削阶级不可能接受的。
其二，民族性。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指出，这种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⑧红色文化的生成环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迫切需要进行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又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红色文化是与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密不可分。
其三，先进性。红色文化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必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与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密切相关，与中国国情相适应而存在。同时，红色文化的先进性还表现在其文化自觉上。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既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不断涌现，又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落后的、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文化沉淀下来。红色文化经过革命洗礼，能够遏止腐朽的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沉渣泛起。
其四，创新性。红色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创新，是对旧的落后文化的一种批判。刘润为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每一步前进，中国红色文化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创新精神的胜利，都是爱国主义精神开出的灿烂花朵。没有这两种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第135页）
最后，传承性。文化具有历史的传承性。红色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当前，我们就是要大力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刘润为指出：“立足现实、保卫历史、创造未来，是弘扬中国红色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中，立足现实是中心，它一极连接历史，一极指向未来。”“所谓立足现实，就是要从当前的发展需要和人民意志出发，寻找发掘、整理、研究、宣传红色文化的切入点，让红色文化遗产鲜活起来。”（第139页）
（三）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刘润为指出：“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强我弱’的经济、政治、军事格局和文化格局在一个时期内仍然难以根本改变。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必然会极大地刺激国际资本，驱使他们加紧实施其西化、分化战略。”（第138页）“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切袖手旁观的论点、首鼠两端的论点、随波逐流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坚持红色文化、继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倘若我们不敢或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就会成为被后人所不齿的历史罪人！”（第139页）
从1921年7月嘉兴“红船”上建党，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精神力量，是红色文化的生命源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形成的“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集中體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⑨习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⑩井冈山精神至今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苏区精神是指土地革命战争中由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人民和革命战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发展和保卫苏区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的革命精神。其基本内涵：一是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二是反对“本本主义”，创立“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三是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四是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五是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延安还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圣地”。习总书记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西柏坡精神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驻西柏坡期间所体现和创立的一系列革命精神，其精髓是实事求是。毛主席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务必谦虚谨慎、务必艰苦奋斗。”正确地分析敌情、我情、友情，适时作出战略决策，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 人类文明是一个逐步累积、延续不断的发展过程，通过历史记载、传承而不断发展；没有历史，就没有文明。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2012年11月，习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红色文化蕴涵着我们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诉求，勇于奉献、敢于担当和百折不挠等崇高品质。红色文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个人利益服务于党和国家建设的需要。这样的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精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风尚、培育公民道德，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因此，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刘润为说：“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而一直以伟岸的身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拥有山海一般的文化自信。”（第162页）迄今为止，我们党和人民依靠红色文化打了三场大仗，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胜利。“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造并且还在创造的红色文化，正在复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就其先进性来说，不仅超越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超越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使得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园中重新焕发出夺人心魄的光彩，它使得中华民族再次以伟岸的身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具有民族感情的中国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对这种文化产生由衷的自信和自豪。”（第166页）
注释：
①（三国·魏）王肃编，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6页。
②梁濤解读：《孟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422页。
③（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0页。
④王中江解读：《老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24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1439页。
⑥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46、706页。
⑦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100页。
⑨ 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
⑩ 《东风送暖入赣鄱——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在江西看望慰问干部群众纪实》，《江西日报》，2016年2月4日。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习近平：《结合新的实际弘扬延安精神 坚持求真务实推进党的建设》，《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7日。
红色文化的理论渊源
红色文化的理论渊源，概括说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三是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一） 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刘润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前者为主的对立统一关系。要实现对于这一关系的具体的科学的把握，必须十分警惕和防止形而上学、折衷主义等主观唯心主义的干扰。”（《当代思潮论集》，第148页，以下只标页码）红色文化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而不断发展壮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深厚土壤。
在刘润为看来，早期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们本身大多接受过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其中“大同思想”和“天下为公”的思想成为红色文化的深厚土壤。《礼记·礼运》中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建立一种大同社会的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先进知识分子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和高尚精神融入自己的血液，化为英勇奋斗的动力。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以人民为主体的民本思想。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就不乏民本思想。孔子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①《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②战国时期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③在《道德经》中，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④所谓“慈”，就是要有爱心、同情心，要化解矛盾，友好相处；所谓“俭”，就是要朴素节俭，不要奢侈浪费；所谓“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要懂得谦让，不要争抢，要善于等待时机。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外敌入侵、专制暴政的不懈斗争中，就养成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勇于抗争的英勇气概和精神品质。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岳飞的“精忠报国”，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勇于担当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滋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中，共产党人自觉地继承、发扬和践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刘润为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实践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以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基础；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从文化上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获得现实性的品格。如果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割裂开来，其结果必定是既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也消解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在文化实践中招致灾难性的后果。”（第150页）
（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
刘润为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人民群众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中，被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显着特征：一是确定性。它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任凭潮起潮落、云卷云舒，绝不发生任何的动摇。二是开放性。它总是在指导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确定性和开放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离开确定性，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离开开放性，离开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就不成其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157页）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不是孤立的、固步自封的，而是海纳百川、不断进步的优秀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汉族与中国境内各个民族，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各国有着广泛而又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华文化因而丰富多彩、日益强大。近代以来，为了救亡图存、民族自强，一大批爱国人士不断地探索救国道路，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要求改革，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蓝图，到维新派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再到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理论，李石曾、刘师复等人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这些政治学说和理论，均未能彻底改变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遭受欺凌的悲惨命运。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认识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根本改造。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两篇文章，这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一。1922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使中国文化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的命运为之发生巨变。正如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建设的革命文化、抗日文化、延安文化，是取得抗战和解放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建立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是核心、是灵魂。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此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理想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机械地照搬，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而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前提和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国化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要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有机结合，这就是我们要造就的新中国，这就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和皇权专制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根本目的。”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刘润为说：“纵观一部中国红色文化发展史，可以无愧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是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第134页）红色文化因其能海纳百川，与时俱进，始终是中华民族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世界上的文化形态尽管千变万化，但是，只要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不管存在多大的差异，总能发现它们具有某种统一性，有相通之处。这是由人之为人的共同属性、由某些群体在社会存在和主观意识方面具有相近性或相似性等因素决定的。例如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科学与艺术，古代印度的佛教文化，英国莎士比亚写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等等，并不妨碍它在20世纪中国产生强烈影响。同样，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人类的不同文化真的隔膜到了没有任何统一性的地步，那么，人类就成了瓦砾一样的存在，非但不能进行文化交流，文明传承也不可能，甚至人类不成其为人类社会了。
红色文化吸收了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尤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的核心，當然是马克思主义。除了马克思主义，它还大量地吸收了各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创造的无产阶级文化。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由欧仁·鲍狄埃创作的诗歌《英特纳雄耐尔》，1888年由工人作曲家皮埃尔·狄盖特谱写成《国际歌》，自20世纪20年代初被译成中文后，成为中国革命者为理想奋斗的精神支柱，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以及许多革命烈士，都是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即便在硝烟已经散去的今天，每逢我们听到那悲壮沉重的曲调，仍然禁不住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纪实文学作品《绞刑架下的报告》，描写他与他的同志同纳粹分子的斗争经历和被捕过程，表达了对祖国、故乡和生活的热爱，一直深刻地教育、启迪、激励着中华儿女，其中的警句“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至今仍像暮鼓那样回荡在我们的耳畔。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需要，许多人到国外学习，他们接触并积极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尽其所能地翻译成汉语传送回国内，为启蒙国民的思想观念贡献自己的力量。共产党员、诗人白莽热爱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经翻译过他的许多作品，倡导国人了解欧洲革命，学习他们的革命和奉献精神。在探索国家出路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断向世界各民族汲取精神营养，丰富自身文化涵养，世界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红色文化的重要思想渊源。
红色文化的核心内容
刘润为认为，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结构复杂、规模巨大的系统。分析这个系统的结构，可以有多个维度、多种方法。但是，分析其意识形态结构，恐怕是更具有根本性的工作。“其中，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灵魂。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红色文化经过近百年的艰难建设所取得的最为伟大的成就。”（第135页）
（一）什么是红色文化
说到红色文化，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文化”？古今中外，“文化”的概念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是一个组合词，由“文”和“化”两字组合而成。先秦文献中，“文”的本义，是指阴阳交合；“化”的本义，则是孕育、化生；两者共同指向了生命孕育、诞生这么一个先后递嬗的发展过程。《周易·系辞下》云：“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将“文化”一词连用是西汉末年刘向所作《说苑·指武》，但是，直到西晋时期，在一些诗文中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如束皙《补亡诗》中出现了“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句；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到这时，“文化”一词才有了独立的、完整的概念，开始为人们广泛使用，其基本含义包括文治、教化、礼乐、典章制度等，与西方古代的“文化”内涵也基本相通。
西方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是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来的，就是：“文化是心灵的哲学（修养）”。欧洲中世纪时，出现了文化与艺术结合的趋向，认为“文化是艺术的总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更趋多样化，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对“文化”一词的不同理解。如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在《文化的起源》一书中所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⑦泰勒的“文化”定义，对我们理解现代“文化”概念仍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红色文化”是一个复合词，由“红色”与“文化”两词组成。在自然界，红色本是可见光谱中长大约为630至750纳米的长波末端的一种颜色，怎么会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刘润为认为：“由于它（红色）类似人体新鲜血液的颜色，所以中国人民往往赋予它以希望、热烈、勇敢、创造、奋斗、牺牲等象征意味。这种特定的颜色及其象征意味，恰好与我们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品德情操、精神气质形成了异常完美的‘同构’关系。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善用‘比兴’，因而人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凝练地称为‘红色文化’。显而易见，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创造！”（第131页。）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先进文化的综合体。红色文化肇始于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长和发展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努力奋斗去实现美好生活的乐观主义心态，积极向上的社会交往心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根本原则所催生出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载体，则是红色文化的本质所在。
（二）红色文化的基本特征
红色文化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先进文化，它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各国先进文化成果，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文化发展要求。红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其一，阶级性。文化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首先要考虑的是这种文化的服务对象。红色文化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红色文化的阶级属性。刘润为说，唱山歌是江西兴国由来已久的习俗，但是，过去山歌的内容主要是“我向地主借担谷，秋收一过还三箩”之类的哀怨和悲愤，自从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以后，演变为“千年铁树开鲜花，工农做了主人翁”这类的喜悦和自豪，新的山歌成了动员令、进军号。（第136页）这是剥削阶级不可能接受的。
其二，民族性。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指出，这种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⑧红色文化的生成环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迫切需要进行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又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红色文化是与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密不可分。
其三，先进性。红色文化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必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与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密切相关，与中国国情相适应而存在。同时，红色文化的先进性还表现在其文化自觉上。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既有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不断涌现，又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落后的、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文化沉淀下来。红色文化经过革命洗礼，能够遏止腐朽的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沉渣泛起。
其四，创新性。红色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创新，是对旧的落后文化的一种批判。刘润为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每一步前进，中国红色文化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创新精神的胜利，都是爱国主义精神开出的灿烂花朵。没有这两种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第135页）
最后，传承性。文化具有历史的传承性。红色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当前，我们就是要大力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刘润为指出：“立足现实、保卫历史、创造未来，是弘扬中国红色文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中，立足现实是中心，它一极连接历史，一极指向未来。”“所谓立足现实，就是要从当前的发展需要和人民意志出发，寻找发掘、整理、研究、宣传红色文化的切入点，让红色文化遗产鲜活起来。”（第139页）
（三）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刘润为指出：“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强我弱’的经济、政治、军事格局和文化格局在一个时期内仍然难以根本改变。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必然会极大地刺激国际资本，驱使他们加紧实施其西化、分化战略。”（第138页）“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切袖手旁观的论点、首鼠两端的论点、随波逐流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坚持红色文化、继承红色文化、弘扬红色文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倘若我们不敢或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就会成为被后人所不齿的历史罪人！”（第139页）
从1921年7月嘉兴“红船”上建党，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革命精神。这些革命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精神力量，是红色文化的生命源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形成的“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集中體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⑨习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⑩井冈山精神至今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苏区精神是指土地革命战争中由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人民和革命战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发展和保卫苏区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的革命精神。其基本内涵：一是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二是反对“本本主义”，创立“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三是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四是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五是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延安还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圣地”。习总书记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西柏坡精神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驻西柏坡期间所体现和创立的一系列革命精神，其精髓是实事求是。毛主席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务必谦虚谨慎、务必艰苦奋斗。”正确地分析敌情、我情、友情，适时作出战略决策，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 人类文明是一个逐步累积、延续不断的发展过程，通过历史记载、传承而不断发展；没有历史，就没有文明。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2012年11月，习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红色文化蕴涵着我们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诉求，勇于奉献、敢于担当和百折不挠等崇高品质。红色文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个人利益服务于党和国家建设的需要。这样的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精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风尚、培育公民道德，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因此，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刘润为说：“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而一直以伟岸的身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拥有山海一般的文化自信。”（第162页）迄今为止，我们党和人民依靠红色文化打了三场大仗，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胜利。“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造并且还在创造的红色文化，正在复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就其先进性来说，不仅超越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超越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使得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园中重新焕发出夺人心魄的光彩，它使得中华民族再次以伟岸的身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具有民族感情的中国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对这种文化产生由衷的自信和自豪。”（第166页）
注释：
①（三国·魏）王肃编，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6页。
②梁濤解读：《孟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422页。
③（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0页。
④王中江解读：《老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24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1439页。
⑥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46、706页。
⑦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100页。
⑨ 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
⑩ 《东风送暖入赣鄱——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在江西看望慰问干部群众纪实》，《江西日报》，2016年2月4日。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习近平：《结合新的实际弘扬延安精神 坚持求真务实推进党的建设》，《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