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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在著作中总结道：“因信称义”才符合圣经的原意。你可以通过信仰而成为新人，使你的一切罪得到赦免。人有了信仰，根本就不需要神职人员的圣礼，不需要购买赎罪券等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承认和恩典。
自从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出版以后，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以及“天职观”就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在书中，韦伯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或者资本主义伦理中，最重要的是“天职观”的观念。他说：“事实上，这种我们今天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个人对天职负起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天职观，资本主义精神才会弥漫于欧洲。传统的伦理与职业观念
在16世纪的欧洲，教皇是上帝在现实世界的代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统治者。教皇拥有最高的权威，包括圣经的解释权、教规的立法权、赎罪的赦免权、终审的判决权等等。教会的教士是教皇在各地的代表。世人的祈福与赎罪只能通过教会神职人员主持的七项圣礼，才能与上帝取得联系，才能获得降福和宽容。信徒必须行善功做好事，包括购买赎罪券才能赎罪。
这样，在路德改革之前，基督教伦理在欧洲呈现出的状况是，上帝、教会和教徒之间形成了一个链式结构，教会居于中间，是教徒获得救赎不可缺少的环节。一般的天主教徒的生活伦理是，首先他会尽职尽责的完成传统的义务，“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比如说，完成日常工作和祷告啊之类的活动。但是他不会认为完成了必要的日常工作后，还需要再去作别的事情，宗教信仰在这里对他们的世俗的经济生活没有任何激励作用。并且即使他们做的不好，教会也有赎罪券，他也偶尔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的方式补赎自己的罪过。因此可以这样说，在传统的天主教的伦理中，世俗王作与宗教道德基本上没有任何内在关系，除了在购买赎罪券的时候发生的人为的外在联系以外。
腐败改变一切
腐败一直是天主教难以解决的问题。16世纪时，教会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路德到罗马朝圣的时候，亲眼目睹了罗马的腐败。他曾回忆说，教皇的皇宫有12个裸女陪伴在吃晚饭的地方，并且有六百多个仆人在宫殿内服侍。为了应付开支，教皇想尽办法搜刮钱财，拍卖了39个红衣主教的职位，而红衣主教们也上行下效，也住着豪华府院，奴仆成群，酗酒、赌博，嫖妓无所不为，同时也大肆敛财。他们敛财的重要方式就是发售赎罪券。
赎罪券说白了就是一张纸，证明教会代表上帝免除了购买人的罪。在14世纪的时候，赎罪券就已经发展到荒谬的地步，比如规定杀人罪，可以以8个金币购买等值的赎罪券赦免，在教堂犯奸污罪是六个金币，伪造文书是7个金币等等，几乎所有的罪都可以被赦免。
终于1517年的时候，当教会又一次在德国发售赎罪券的时候，有一个人终于忍不住了，拍案而起，这个人就是马丁·路德。当时兜售赎罪券的人大肆吹嘘赎罪券的功效，让颇具正义感，身为德意志奥古斯丁修会监督的路德忍无可忍，他写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一文(又称《九十五条论纲》)，贴在了教堂的大门上，公开反驳教会有权赦免所有人的任何罪的理论。路德指出，罪的补赎来自对上帝的痛悔与转念，配合有悔改而生的善行，没有内心的悔意，赎罪券只是虚文。也就是说，每个真正悔改的基督徒即使没有赎罪券，也可以脱离惩罚和罪责。这种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是“惊世骇俗”。
新教伦理和天职观
在那个主要靠马车传递信息的时代，路德的论纲两周之内就传遍了整个德意志，一个月内就传遍了整个西欧地区。特别是在德国，他被各个阶层的人接受，贵族和封建诸侯把这看成是摆脱罗马教皇控制和经济盘剥的好机会，市民阶层认为这是反对罗马宗教的腐败，进行宗教改革的开始，农民和平民则认为这是反对教会压迫和封建主压迫的好机会。虽然他们各打各的算盘，但是都支持路德反对罗马的论纲。路德出名了，由此被视为德意志的精神领袖。宗教改革的火种被点燃了。
更重要的是，自从路德的论纲发表后，购买赎罪券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就等于是断了罗马的财路，于是教皇生气了。教皇生气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他命令路德到罗马去受审。众所周知，历史上凡是去罗马受审的都沒一个好下场，布鲁诺的遭遇是人人皆知的。所以路德不会傻到自己往火柴堆上跳的程度，就在当时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的庇护下拒绝了教皇的要求。
而教皇既然要置路德于死地，那路德当然也不会放过教皇。T520年路德相继出版了三部著作总结了他的思想，提出了曰后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因信称义”的理论。
路德在著作中总结道：“因信称义”才符合圣经的原意。你可以通过信仰而成为新人，使你的一切罪得到赦免。人有了信仰，根本就不需要神职人员的圣礼，不需要购买赎罪券等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承认和恩典。教会是一切基督徒的集合，哪里有教徒哪里就有教会。教会中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平等的，经大家同意，都可以主持圣礼。至此，路德在理论上打通了上帝和教徒之间的直接联系。基于个人化信仰的新教伦理开始建立起来了。
路德认识到，教会的权威被否定后，教徒依然有过集体生活的习惯和渴望，同时又要避免他们又落入到以前天主教会腐败的做法当中去，于是提出了廉俭教会的主张，提倡宗教信仰要在时间和金钱上厉行节约，同时反对奢侈、贪食醉酒、铺张浪费、大吃大喝等等。禁欲主义的思想就这样产生了。
由此，在新教伦理的基础上，路德正式提出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天职观：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赋予教徒的责任，尽管这与后来加尔文发展出来的“天职观”大不相同，但是其赋予世俗职业劳动以道德意味和宗教认同的做法为加尔文以后的改革开辟了道路。最终把因信称义的理论与教徒的世俗生活内在的联系起来的工作，由随后的加尔文完成。
添砖加瓦的加尔文
早在1518年的时候，路德的著作就已经传到了法国。1533年的时候，加尔文改信新教，开始在法国从事宗教改革的宣传。1534年由于受到法国政府的通缉，加尔文开始了逃亡生活。在逃亡的过程中，他发表了《基督教要义》一书，使他名声大振。加尔文在逃亡到日内瓦的时候，正好赶上那里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要进行宗教改革，于是被邀请去主持改革。
路德已经把新观念提出来了，而加尔文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新观念在曰内瓦重新整理成一个体系，好让这宝贵的成果得以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在改革的过程中，加尔文意识到，路德的理论是有缺陷的。路德认为，只要教徒虔诚的信仰上帝，就会获得救赎。这在加尔文看来有其正确的一面，即虔诚的信仰是获得救赎的条件。但是加尔文认为，路德把获得救赎的必要条件当成了充要条件，这种表述看起来是在“绑架上帝”，即我信仰你，那你就必须拯救我。这在加尔文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加尔文在逻辑上对这种表述进行了改变，他说，教徒之所以会有虔诚的信仰，正是上帝让他如此的结果。由于此，他才会在信仰之后被上帝救赎。“因信称义”就这样变为了“预定论”。在“预定论”中，加尔文认为，人是否得救皆由上帝事先决定，与本人努力无关。得救者为“选民”，被抛弃者是“弃民”，并且选民少，弃民多。
按照加尔文的这种预定论，一个信徒是否是上帝的选民的身份是无法确切地知道的，因为这是上帝的事情，个人无法掌握他是否进入天国的命运。加尔文主张：我们应当满足于知道一切都是由上帝决定的，应当坚贞不渝地信任基督，因为他是真正的信念的化身。加尔文在原则上摒弃了(源于路德的)这样一种假设，即人们可以按照一个人的举止行为判断他是上帝的宠儿还是上帝的罪人，因为自以为能够洞察上帝秘密的人是极不审慎的。然而对于加尔文宗的许多信徒来说，出于一种并不合乎逻辑，但属于心理上的引诱力(后来韦伯称之为内心的焦虑)，他们想在这个世界上找出他们是否属于上帝的选民的征兆，他们最终在世俗的成就中，特别是在经济的成就中，找到上帝选择的证据。新教伦理在加尔文这里与世俗的生活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了一起。
而加尔文基本上全盘继承了路德的禁欲主义思想。预定论一旦和禁欲主义结合在一起，那就会立刻产生化学反应，履行世俗义务因此被奉为个人的道德行为所应承担的最高形式，经济上的成功也被看作是荣耀上帝的方法和确认自己成为选民的办法。由此形成了新的天职观：世俗的工作不仅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义务，更是增加上帝的荣耀，确认自己获得救赎的方式。而取得经济成功就必须兢兢业业、勤劳吃苦，努力创造财富。在这样的伦理中“资本主义精神”最终产生了。
自从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出版以后，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以及“天职观”就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在书中，韦伯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或者资本主义伦理中，最重要的是“天职观”的观念。他说：“事实上，这种我们今天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个人对天职负起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天职观，资本主义精神才会弥漫于欧洲。传统的伦理与职业观念
在16世纪的欧洲，教皇是上帝在现实世界的代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统治者。教皇拥有最高的权威，包括圣经的解释权、教规的立法权、赎罪的赦免权、终审的判决权等等。教会的教士是教皇在各地的代表。世人的祈福与赎罪只能通过教会神职人员主持的七项圣礼，才能与上帝取得联系，才能获得降福和宽容。信徒必须行善功做好事，包括购买赎罪券才能赎罪。
这样，在路德改革之前，基督教伦理在欧洲呈现出的状况是，上帝、教会和教徒之间形成了一个链式结构，教会居于中间，是教徒获得救赎不可缺少的环节。一般的天主教徒的生活伦理是，首先他会尽职尽责的完成传统的义务，“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比如说，完成日常工作和祷告啊之类的活动。但是他不会认为完成了必要的日常工作后，还需要再去作别的事情，宗教信仰在这里对他们的世俗的经济生活没有任何激励作用。并且即使他们做的不好，教会也有赎罪券，他也偶尔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的方式补赎自己的罪过。因此可以这样说，在传统的天主教的伦理中，世俗王作与宗教道德基本上没有任何内在关系，除了在购买赎罪券的时候发生的人为的外在联系以外。
腐败改变一切
腐败一直是天主教难以解决的问题。16世纪时，教会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路德到罗马朝圣的时候，亲眼目睹了罗马的腐败。他曾回忆说，教皇的皇宫有12个裸女陪伴在吃晚饭的地方，并且有六百多个仆人在宫殿内服侍。为了应付开支，教皇想尽办法搜刮钱财，拍卖了39个红衣主教的职位，而红衣主教们也上行下效，也住着豪华府院，奴仆成群，酗酒、赌博，嫖妓无所不为，同时也大肆敛财。他们敛财的重要方式就是发售赎罪券。
赎罪券说白了就是一张纸，证明教会代表上帝免除了购买人的罪。在14世纪的时候，赎罪券就已经发展到荒谬的地步，比如规定杀人罪，可以以8个金币购买等值的赎罪券赦免，在教堂犯奸污罪是六个金币，伪造文书是7个金币等等，几乎所有的罪都可以被赦免。
终于1517年的时候，当教会又一次在德国发售赎罪券的时候，有一个人终于忍不住了，拍案而起，这个人就是马丁·路德。当时兜售赎罪券的人大肆吹嘘赎罪券的功效，让颇具正义感，身为德意志奥古斯丁修会监督的路德忍无可忍，他写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一文(又称《九十五条论纲》)，贴在了教堂的大门上，公开反驳教会有权赦免所有人的任何罪的理论。路德指出，罪的补赎来自对上帝的痛悔与转念，配合有悔改而生的善行，没有内心的悔意，赎罪券只是虚文。也就是说，每个真正悔改的基督徒即使没有赎罪券，也可以脱离惩罚和罪责。这种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是“惊世骇俗”。
新教伦理和天职观
在那个主要靠马车传递信息的时代，路德的论纲两周之内就传遍了整个德意志，一个月内就传遍了整个西欧地区。特别是在德国，他被各个阶层的人接受，贵族和封建诸侯把这看成是摆脱罗马教皇控制和经济盘剥的好机会，市民阶层认为这是反对罗马宗教的腐败，进行宗教改革的开始，农民和平民则认为这是反对教会压迫和封建主压迫的好机会。虽然他们各打各的算盘，但是都支持路德反对罗马的论纲。路德出名了，由此被视为德意志的精神领袖。宗教改革的火种被点燃了。
更重要的是，自从路德的论纲发表后，购买赎罪券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就等于是断了罗马的财路，于是教皇生气了。教皇生气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他命令路德到罗马去受审。众所周知，历史上凡是去罗马受审的都沒一个好下场，布鲁诺的遭遇是人人皆知的。所以路德不会傻到自己往火柴堆上跳的程度，就在当时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的庇护下拒绝了教皇的要求。
而教皇既然要置路德于死地，那路德当然也不会放过教皇。T520年路德相继出版了三部著作总结了他的思想，提出了曰后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因信称义”的理论。
路德在著作中总结道：“因信称义”才符合圣经的原意。你可以通过信仰而成为新人，使你的一切罪得到赦免。人有了信仰，根本就不需要神职人员的圣礼，不需要购买赎罪券等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承认和恩典。教会是一切基督徒的集合，哪里有教徒哪里就有教会。教会中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平等的，经大家同意，都可以主持圣礼。至此，路德在理论上打通了上帝和教徒之间的直接联系。基于个人化信仰的新教伦理开始建立起来了。
路德认识到，教会的权威被否定后，教徒依然有过集体生活的习惯和渴望，同时又要避免他们又落入到以前天主教会腐败的做法当中去，于是提出了廉俭教会的主张，提倡宗教信仰要在时间和金钱上厉行节约，同时反对奢侈、贪食醉酒、铺张浪费、大吃大喝等等。禁欲主义的思想就这样产生了。
由此，在新教伦理的基础上，路德正式提出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天职观：履行世俗义务是上帝赋予教徒的责任，尽管这与后来加尔文发展出来的“天职观”大不相同，但是其赋予世俗职业劳动以道德意味和宗教认同的做法为加尔文以后的改革开辟了道路。最终把因信称义的理论与教徒的世俗生活内在的联系起来的工作，由随后的加尔文完成。
添砖加瓦的加尔文
早在1518年的时候，路德的著作就已经传到了法国。1533年的时候，加尔文改信新教，开始在法国从事宗教改革的宣传。1534年由于受到法国政府的通缉，加尔文开始了逃亡生活。在逃亡的过程中，他发表了《基督教要义》一书，使他名声大振。加尔文在逃亡到日内瓦的时候，正好赶上那里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要进行宗教改革，于是被邀请去主持改革。
路德已经把新观念提出来了，而加尔文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新观念在曰内瓦重新整理成一个体系，好让这宝贵的成果得以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在改革的过程中，加尔文意识到，路德的理论是有缺陷的。路德认为，只要教徒虔诚的信仰上帝，就会获得救赎。这在加尔文看来有其正确的一面，即虔诚的信仰是获得救赎的条件。但是加尔文认为，路德把获得救赎的必要条件当成了充要条件，这种表述看起来是在“绑架上帝”，即我信仰你，那你就必须拯救我。这在加尔文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加尔文在逻辑上对这种表述进行了改变，他说，教徒之所以会有虔诚的信仰，正是上帝让他如此的结果。由于此，他才会在信仰之后被上帝救赎。“因信称义”就这样变为了“预定论”。在“预定论”中，加尔文认为，人是否得救皆由上帝事先决定，与本人努力无关。得救者为“选民”，被抛弃者是“弃民”，并且选民少，弃民多。
按照加尔文的这种预定论，一个信徒是否是上帝的选民的身份是无法确切地知道的，因为这是上帝的事情，个人无法掌握他是否进入天国的命运。加尔文主张：我们应当满足于知道一切都是由上帝决定的，应当坚贞不渝地信任基督，因为他是真正的信念的化身。加尔文在原则上摒弃了(源于路德的)这样一种假设，即人们可以按照一个人的举止行为判断他是上帝的宠儿还是上帝的罪人，因为自以为能够洞察上帝秘密的人是极不审慎的。然而对于加尔文宗的许多信徒来说，出于一种并不合乎逻辑，但属于心理上的引诱力(后来韦伯称之为内心的焦虑)，他们想在这个世界上找出他们是否属于上帝的选民的征兆，他们最终在世俗的成就中，特别是在经济的成就中，找到上帝选择的证据。新教伦理在加尔文这里与世俗的生活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了一起。
而加尔文基本上全盘继承了路德的禁欲主义思想。预定论一旦和禁欲主义结合在一起，那就会立刻产生化学反应，履行世俗义务因此被奉为个人的道德行为所应承担的最高形式，经济上的成功也被看作是荣耀上帝的方法和确认自己成为选民的办法。由此形成了新的天职观：世俗的工作不仅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义务，更是增加上帝的荣耀，确认自己获得救赎的方式。而取得经济成功就必须兢兢业业、勤劳吃苦，努力创造财富。在这样的伦理中“资本主义精神”最终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