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有一些带着神性之光的情感，让我流连。那种由衷的悔过、愧疚、负罪感、救赎努力总让我看到天堂之光。
　　近来，媒体上有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论调和热议之声总是不绝于耳，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数据及话题也受到一些榜单的关注。时代在变，从引进来到输出去，确实能看到这些年国力在增强，国人的自信心在逐步提升。
　　不论今天是不是翻译的最好时代，至少，在法语翻译家、南京大学教授许钧看来，哪个年代都是翻译的年代。还有一点更重要：今天的翻译家是怀有幸福感的。
　　去年秋天，许钧应邀来到武汉，在华中科技大学讲学两周，并参加同期的法国文学周活动。在湖北省图书馆的讲座上，有读者为翻译家们打抱不平——不少译作的书封上译者往往留不下名字，或者名字很小。许钧却比较淡然：“我们都习惯了。我们像空气、像水，用的时候，大家觉得很重要;不用，我们也照样在。”他总结说，进行翻译，研究翻译，也教授翻译，这三件事合起来就是三种福气;自己这四十年只做了这三件事，虽然孤独，但很幸福。
　　而随后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在言谈中流露出的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也让我感受颇深。他首先畅谈了自己如何通过翻译与法国文学大师相遇的人生，包括与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三十多年相知神交的情谊。这些从他翻译的文学经典书单可见一斑，比如有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雨果的《海上劳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卷四）、波伏瓦的《名士风流》、图尔尼埃的《桤木王》、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等多部作品。
　　不止如此。译书三十余载之后，他慢慢过渡到主持编译大型思想文化丛书的工作，再到积极向外推广中国文学、文化，在战略上思考相关的政策方向。看起来，翻译工作的摊子是越铺越大了。在这个过程中，他坚信，随着全球化进度的加快，各国要保持自己的特征，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翻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路径。同时，他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一个翻译家的历史使命感和自觉意识，他感慨道：“以前翻译是以入为主，现在应该是一出一入相平衡。现在中国实力增强，需要译进来和译出去形成互动。我们要把好的思想文化输送出去，为世界文化做贡献。”
　　保护语言的多样性，
　　才可能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卢欢：近代以来，西方的诸多文学思潮与流派发轫于法国。作为法国文化的研究者，您如何看待它的魅力？
　　许钧：文学涉及到人类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法语的传统里头，文学一直跟人的状态、人性，以及人的理想、幸福和苦难紧密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在整个西方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小说的地位一直是比较高的，这跟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比方说，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写法至今是小说写作艺术中探讨的对象，像卡夫卡、昆德拉等著名作家都要对之进行研究。从19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的文学潮流或者流派基本上是在法国产生的，诸如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等等。这可能跟这个国家的一种传统相关。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法国作家大多数是思想家、哲学家。从蒙田、笛卡尔、卢梭、伏尔泰，到后来的萨特、加缪，都是这样。他们思考的一个重点是关于人的存在本身，这也是小说写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两者具有一种根本的渊源。在法国，这方面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
　　卢欢：近年来，法国官方很重视向中国推介法国文化艺术，如设立傅雷文学翻译奖，举办中法文化之春活动等等。您怎么看？
　　许钧：法国政府近三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文化多样性的推广，不遗余力地将本国语言和文化推出去。非常有趣的是，法国文化和语言往外推的时候，别人并没有一种否定性的说法。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们也在把中国的文化往外推，反而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把自己的文化产品和文学作品推广到国外去，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歌德早在两百多年前就说过，他希望在一个人类精神产品的市场里，各个民族可以竞相拿出带有自身特质的东西来互动、交换，促进世界的交流。
　　法国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也是跟中国一起最早提出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国家。维护文化多样性需要两个前提。第一个就是表达的自由，首先是语言表达的自由，就是要使用自己的语言。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语言都失去了，你能想象他还有表达的自由吗？我想起了都德的《最后一课》中有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阿尔萨斯省马上要被普鲁士占领了，小弗郎士要失去自己的语言了，韩麦尔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法兰西万岁”。每一个有可能失去民族语言的人，在这一刻都会感到自己的语言是最美的。
　　只有保护语言的多样性，才有可能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因为在每一个民族语言消失的时候，其背后的文化、思想、经典也全都一同失去了。法国这么多年来一直推广法国文化是具有正面意义的，给全世界做出了榜样。现在，德国有歌德学院，西班牙有塞万提斯学院，中国有孔子学院，日本、韩国成立了翻译研究院。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得到过法国文化部的奖译金，那时候比较少，我去了法国巴黎与一些作家交流，还去阿尔的文学翻译院与各国的翻译家研讨文学翻译，交流经验。我曾经最早受韩国翻译研究院邀请，参加国际翻译家交流活动。当今的世界，为了交流的便利，英语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如果英语过于强势，很多国家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失去了表达的自由和话语权之后，它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传播就变得岌岌可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在倡导文化多样性的时候要特别倡导语言的多样性。就像我们国家对少数民族的语言也是有特别的保护一样。
　　卢欢：人们常会热议，法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数量在全世界最多。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其中的经验，对中国又有什么启示？
　　许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今已经有一百多个了。在诺奖颁奖史上，第一得主就是法国人，如今一共大概有十六七位法国作家获奖，其中萨特拒绝领奖。这个数量应该说是特别多的。 　　整个法国小说创作一直处于非常多元的、旺盛的状态，现在每年出版二千多部，各种各样的评奖也非常活跃。每年的10月、11月都是狂欢节日。龚古尔奖等奖项评选都集中在那几个月，造成一种盛大的氛围。法国有六千多万人，而好的小说可以卖到一百万册以上。地铁上，好多法国人都拿着书看。这种传统应该跟整个小说创作氛围、读者的接受、媒体的关注、社会的关注都有直接关系，更与法国具有哲学的思考传统和对人性思考的传统有关。
　　中国真正的现代小说历史并不长。从历史来看，现代小说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它实际是跟我们的传统决裂，接受西方的思想。这些小说有现代性的追求，不少技法是从国外学来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小说写作也经历过学习与吸收的阶段，都是从借鉴开始，慢慢独立成长。
　　几年前，我说外国人读中国小说的时刻到了，中国人很快就可能会得诺贝尔奖。为什么呢？中国每个大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民族经历过磨难和社会变革的时期，就有可能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更加深刻。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判断一部小说好与不好，或者能不能获奖，有三个特点需要关注：
　　第一，好的小说是有思想的。一个小说家应该是思想家，而一个没有思想的小说家没有灵魂，不可能写出好的小说。
　　第二，好的小说家对人性有特别的洞察力和感受力，对人类的苦难和社会的善恶有深刻的认识。
　　第三，好的小说家应该运用各种手法，既可以是宏观的，更应该是微观的，甚至从一个人写起，来折射整个时代的命运和人类的发展可能性。
　　从译书到编书，
　　我的翻译有三个不同阶段
　　卢欢：您起初做法国文学翻译的工作，是选择热门作家，还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而不论名气的作家？换句话说，您选择翻译的标准是什么？
　　许钧：在中国，法国文学翻译有良好的传统，傅雷等老一辈翻译家对我的影响很深。我是学法语的，大学毕业后，1976到1978年在法国留学，自然会接触到一些古典和现当代的书。那时候，我每个月有十块人民币的零用钱，常常到巴黎塞纳河畔的书摊淘书，很便宜，一两个法郎一本，两年多后带回国的小说就有一百多本。我接触到的法国作家，比如说勒克莱齐奥，他的第一部作品《诉讼笔录》应该说是比较难读的。亚当在一个所谓物质化的社会，看似精神不正常，实际上对这个疯狂的社会有所警醒。这个人物形象在我脑海里一直抹灭不去。到了1980年，当我读到勒克莱齐奥的《沙漠》后，又想起来他了。我发现他的写作有一些变化，从比较先锋的写作慢慢回归到传统的写作了。这个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讲述大沙漠蓝面人的部族，另一条线索讲述主人公拉拉，她从大沙漠到了法国马赛，在当上了封面女郎，出人头地的那一刻，却又要回归到大沙漠。我一下子被吸引了，决定要翻译这本书。到后来，我特别关注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也是通过翻译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一个翻译家或者做翻译的人都会面临选择什么样的书来翻译的问题。获奖情况当然是可以参照的，历史上有定论的作家和当代获奖的作家的作品无疑是值得翻译的。我一开始翻译作品也大抵是参照这两条来选书。比如说，我1979年翻译的第一部书《永别了，疯妈妈》，1981年在湖南人民出版出版后，《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评论认为，这是法国文学半个世纪奠基性的作品。“疯妈妈”中的“疯”实际上是暗喻战争，战争就像一个疯子，人们希望告别苦难，告别疯狂，告别战争。即便是获奖作品，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有两个方面要衡量：第一就是内容要积极向上，宣传正义的，具有批判色彩的。第二就是写法引人入胜的，能打动读者的。
　　卢欢：除了勒克莱齐奥的小说等当代经典之外，我看到您也大力推荐了法国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这样的畅销书，还专门为它写了论文。您觉得它值得推荐阅读的理由是什么？
　　许钧：我一直在研究法国文学翻译理论，并促进其在中国的传播，一般选择对中国读者影响大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中国译介法国20世纪文学作品有几千本，《小王子》则是在中国翻译最多的作品之一，也是全世界翻译最多的书之一。
　　我为什么选择《小王子》这本书呢？首先，作者是法国1940年代的重要作家，对人类境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那时候，人类处于战争中，人类的命运真不知道将走向哪里。《小王子》是他在战争期间写的。其次，他有两种形象紧密联系着，他既是飞行在死亡线上的英雄飞行员，又是创造了从另一个视角看地球的作家。他对人类境遇、对人性、对孩子的命运、对地球的命运进行思考，面对人类史上最大的灾难，采取童话的写法，以小孩的口吻来写。
　　在如今这样一个地球村里，人们过分崇尚物质化。恰恰《小王子》持有童真目光，以另一种星球的视角看地球的时候，带来的是纯粹善良的、跟自然万物友好相处的理念，不是对物质盲目追求，而是去追求更加美好的东西。因而，我说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和哲学底蕴，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
　　卢欢：您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几十年，译作颇丰，也受到了业界和读者的好评。您怎么总结自己的文学翻译工作的？
　　许钧：我从1979年开始，到1990年代，翻译的书应该有三四十部。我曾经说过，我的翻译有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单本作品翻译。只要是好的小说，是法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只要是符合我的审美标准的，我就把它翻译出来与读者分享。
　　第二阶段是从文化层面上主编翻译丛书，选择一批法兰西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历史文化的经典书籍、代表一种文化潮流趋势的作品组织翻译。我跟南京大学周宪教授主编了《现代性研究译丛》、《文化传播译丛》，跟山东画报出版社等单位主编了《法国日常生活译丛》，跟广西师大出版社主编了《法兰西书库》，等等。我曾经在每套书的前言里阐述了我的翻译理念。一个是思想层面的。中国走入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已有的很多经验和反思会给我们一种参照。这即是《现代性研究译丛》的重要思想价值。再者，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传统的媒介发生变化，比如计算机的介入，使得文化传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又对人的思想、对人的存在产生什么影响，这也是这套丛书要回答的问题。第二是人文社科层面的。法国的“年鉴派”、“私人生活派”、“日常生活派”等对历史研究非常有贡献。以前的历史都是男性的历史，专注于帝王将相和战争史。但是那些同样为人类做出贡献、繁衍后代的普通女子，在战争中最为痛苦的女人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在每个历史关头，女人的生活及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研究历史，那么将成就另外一种历史的写作。《法国日常生活译丛》这套书对历史学家思考历史和写作历史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法国还有《私人生活史》五卷本，经过译介，对我们国内历史研究和写作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卢欢：在当今中国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您觉得有什么需要重视的地方？
　　许钧：好的翻译人才要做到五点，一是对翻译的热爱，二是认真，三是对两种语言的驾驭能力，四是拥有宽广的知识面，五是对翻译有全面清醒深刻的认识。但是，伟大的翻译家是时代造就的。在每个社会变革时代，都会出现伟大的翻译家，比如玄奘、严复、林纾、鲁迅、傅雷。他们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强大的动机，以及对艺术有独特的追求。
　　现在，读者都想要好的翻译，但社会又没有树立对好翻译的选择意识。政府应该重视培养翻译人才。目前教育部鼓励有关高校开设小语种专业，国内大学已经有四五十种语言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呼吁在大学设立翻译专业学科。通过我们的努力，南京大学已经设立了翻译硕士专业，还培养翻译方向的博士，指导博士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建立一整套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有了好的培养机制，人才一定是可以出来的。
　　跟作家的培养不一样，翻译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难的。我们可以有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天才作家。但是，从来没听说过十几岁的天才翻译家。如果有人认为是天才翻译家，那他绝对是错误地认识了自己。很多人到五十岁都不敢自称是翻译家。翻译家对语言的能力、知识的能力和文学的造诣等都有很高的要求。而且，翻译是无止境的。理解永远是需要不断克服的障碍。
　　文学翻译是不灭的
　　卢欢：去年，“以一己之力翻译托尔斯泰”的俄语文学翻译家草婴逝世，引发很多读者的感慨。他这一代翻译家身上有什么值得同行学习的地方？有人针对这样一个粗鄙主义彻底压倒精英文化的时代，在媒体上发声：“托尔斯泰都不读了，你为什么还怀念草婴？”当我们纪念一个翻译家时应当纪念什么？
　　许钧：我在1990年代跟二十三个翻译家有过十八次对话，其中就有草婴，当时对话文章的题目是《认认真真翻译，老老实实做人》。草婴存世的理论文章不多，最重要的就是这篇对话。包括草婴在内的老一辈翻译家生活清苦，全凭着对文学、对翻译的热爱，把生命献给了翻译，这种精神特别值得学习。现在很多人到了六十岁，就想去享受生活。获过国际翻译奖的北大教授许渊冲已经九十多岁了，还在攀登翻译的高峰。他的房子没有一百平方米，除了书橱外，没有更重要的家具，且还都是1980年代的。第二，他们对翻译的认真。傅雷翻译《高老头》，改了多少次都不满意。翻译就是不断求真求美的事业。第三，他们对翻译有独到的理解。考虑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的需要，他们会选择精神上、道德上、文学审美上都堪称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自己的民族。第四，他们淡泊名利，追求精神生活。第五，他们对翻译艺术的精益求精，不断提升。
　　你刚刚提的那种疑问，不是说不要读托尔斯泰，不是说不要纪念草婴，而是对社会风气的一种不满和批评。既然有这种声音发出，就说明我们社会还有良心在。我相信，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只要人类要走向未来，文学是不灭的。文学翻译也是不灭的。我们永远需要托尔斯泰，也需要草婴。这是我们怀念的理由所在。
　　卢欢：近二十年来复译现象在国内出版界是个热门，只要哪一部名著有市场，且没有版权的约束，就会被许多出版社跟风出版。在1990年代，您曾参与过国内有关《红与黑》汉译的大讨论，认为文学复译应该有所超越，至少应该对原著有一点新的理解，新的阐释。对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确实很常见，但谈到新的阐释或对前人的超越，是不是对译者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许钧：复译要从两面来看。一本著作不可能一次完成阐释。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解读。重新阅读理解阐释是必然的。上帝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法国，一百年至少要出现一个新的《圣经》译本。文学作品更是如此，它是开放的系统，需要读者的参与。时代变了，语言变了，个人遭遇变了，读者都会读出不同的东西来。从文本上来说，它同样呼唤不同的翻译，这样原著才能有新的活力和生命。再者，有一千个翻译家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翻译家呈现的面貌是不同的。
　　第二，我想区分的是，在中国市场条件下的复译已经走了味。在1992年《伯尔尼公约》后，我们要购买版权，一些旧的经典作品一下子出现了很多版本。比如《红与黑》有二十多个版本，《小王子》有四十多个版本。这就需要判别复译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有新的理解、语言，有新的表达，对社会有新的阐释，还是仅仅通过复译赢得市场、赚点钱？这当中，甚至有译者剽窃拼凑前任的成果，对此我们要批评和谴责。当然，我们更鼓励对作品进行新的解读、理解，在语言使用与作品阐释方面，有新的突破，有新的发展。
　　另外，我们要有生产优秀合格作品的意识，辨别优秀译本和伪劣译本的能力。社会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制。一方面呼吁出版社严格管控，另一方面要选择好的翻译家。
　　卢欢：在作家韩少功翻译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您也重译了它，这个过程中的感受如何？据说，您在翻译前还曾与韩少功进行了笔头交流，这起到了什么作用？
　　许钧：我对复译有选择。一开始，出版社找我，我没有答应。理由很简单，韩少功已经翻译得很好了，他的影响很大，功劳很大。有人问我，你到底对这部作品有没有研究，这部作品的价值到底如何？在我看来，这个作家是二三流作家。人家又会问，他真是二三流作家吗？你没读过，怎么下这样的结论啊？你是有这么多翻译经验的翻译家，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吗？
　　后来，我接受了这个挑战，在旧译本基础上尝试一种文化研究的可能性。在开始翻译前，我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阅读英译本、法文本及二三百万字的评论，我确定了这是好的作品，值得翻译。第二是比较英文本、法文本跟中文本后，我发现它们是有差异的。有差异就有重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况且，昆德拉说得很明确，希望作品从法文翻译。在这部书的理解上，我跟韩少功先生有一定程度的区别，特别是时代赋予我们两个人的可能性也不一样。他与他姐姐翻译的时候所处的那个时期是比较封闭的，有的文字要删掉或者改写，个别词要软化处理，到我那个时候，则都可以不予回避。第三，作为文学家，他的词汇很丰富;作为翻译者，我信奉的是以信为本，求真求美。我接受翻译这本书，体现了我对复译理论的认识，也符合我对翻译的立场和原则。这部书的翻译，我还比较满意，可以说是积极意义上的复译，一为给读者提供理解的可能性，二是进一步促进原作在中国的传播。
　　我和韩少功先生之间进行过对话，为此我在文汇报写过一篇文章。翻译是一种文化交流与积累。第一，我肯定了韩少功先生的功劳。他在1980年代就发现了这部好书。没有他，昆德拉不可能在中国开始广为人知。第二，他是非常好的作家，思想开放，有很好的文学鉴赏力，能判断这部书的价值。第三，他的译本本身就很有特点，我们只是探讨重新翻译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 向 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