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刊记者向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求证，自唐至清，古代书院仅有记载的就达7500所之多。其中，尤以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和应天书院最具代表性。
　　古代书院的创建者大都为当时的宿学鸿儒，应天书院是范仲淹的讲学之所，嵩阳书院是程颢、程颐二兄弟的播道之地，白鹿洞书院由朱熹整顿复兴，岳麓书院经张拭盛极一时，声名遐迩。


　　在不同历史时期，古代书院围绕研究学问、教学传道、藏书刻书、祭祀、经营学田六大志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自主创建、自我管理、自由讲学、因材施教、名家治校、教研结合等教育理念对现代书院的发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据历史学者李弘祺、邓洪波教授考证，书院一词从8世纪以来就已出现。现在可以找到最早使用“书院”这个词的是唐代人苏师道，他在《司空山记》一文曾提到“光石山书院”。起初，文人把自己读书的书房叫书院，到了9、1 0世纪，由家庭或家族兴办的私人学校也称为书院。
　　书院原为宫廷修书、藏书之所。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开元五年（717年）乾元殿写四部，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以一人为判事；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奏，领中官监守院门；知书官八人，分掌四库书。“学士，掌刊辑在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所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
　　唐开元六年（718年），在今陕西蒲城和西安设立了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为集贤殿书院。据史料记载，丽正、集贤书院是最早使用“书院”名称的机构。历经宋、元、明、清直至民国，书院文化源远流长。书院本为私人或官府所创办，是科举考试的产物，后逐步衍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书院一般讲授儒学经典，是生员考取功名、进修深造的场所。书院运动产生了“宋明理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书院也影响了日本和韩国，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
　　书院萌芽于唐，繁荣于宋，延续于元，全面盛行于明清，历时一千余年。进入近代以后，由于“欧风美雨”及“坚船利炮”的影响，书院面临危机。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皇帝颁布上谕，企图将各地的书院改为学堂。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这道谕旨很快作废了。尽管如此，但此时书院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1901年初，清政府被迫宣布实行“新政”。在此情况下，张之洞、刘坤一两位总督联名上疏，请求将书院改为学校。
　　同年9月14日，清廷正式颁布了书院改学堂的谕令。下令将全国各地的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谕旨称：“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即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各地纷纷照旨办理，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书院改学堂的热潮。至此，在中国大地上前后存在了一千余年的书院制度，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一千多年，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几个高潮：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和实学都与书院息息相关。书院经过一代代学人的薪火相传，其文化教育功能泽及后代、影响深远。书院并未真正远离我们，在许多文化精英的心目中，书院仍然是一块文化圣地。书院仍然是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记忆，是中国文化人向往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
　　（史飞翔，陕西社科院特邀研究员、太一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