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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遥已逝的情况下，改编的电视剧如何做到既尊重原著，又让电视剧好看耐看面又不失其思想性？这无疑是一件极具挑战的工作，并且，最近又因编剧署名权引发争议，又一次将编剧“署名权”这一行业敏感话题推向舆论的风口。为此，我们采访了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编剧葛水平女士。
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被誉为“矛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万千青年的不朽经典”。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商界大佬潘石屹说他每晚看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都要哭”，西安书店里的《平凡的世界》几次卖到缺货，两会期间习大大也盛赞该剧。
在路遥已逝的情况下，改编的电视剧如何做到既尊重原著，又让电视剧好看耐看而又不失其思想性？这无疑是一件极具挑战的工作，并且，最近又因编剧署名权引发争议，又一次将编剧“署名权”这一行业敏感话题推向舆论的风口。为此，我们采访了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编剧葛水平女士。
葛水平作为《平凡的世界》的编剧之一，她的童年时代和路遥极为相似。葛水平出生在山西沁水县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跟爷爷一起上山放羊，度过一段艰苦岁月，正是这段农村生活的鲜活记忆，给葛水平改编《平凡的世界》带来不一样的灵性与感动。葛水平现任山西作协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裸地》，中短篇小说集《喊山》《守望》《地气》等，《喊山》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敬畏与疼爱：娱乐化时代对文学巨著的改编
Q：根据我的了解，你过去几乎一直在写小说，并且获得了鲁迅文学奖。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剧本创作，又因什么机缘开始改编《平凡的世界》的呢？
A：2009年，我与作家曹利军一起改编陕西作家高建群老师的《最后一个匈奴》，电视剧最后改名为《盘龙卧虎高山顶》。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改编，要追溯到201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魏心宏老师电话我，希望我改编《平凡的世界》电视剧。他说：“你是农村出来的作家，具备了改编这部作品的首要条件，而且晋陕就隔着一条黄河，古有秦晋之好。”我当时讲：“如果一切不违背原著，可以考虑。”
Q：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一共有几位编剧参与？你和其他编剧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关系？
A：我真不知道一共有几位编剧，制片方当初找我时只说我是编剧，之前有说夏蔚一稿将来要署名编剧之一。合同上付款最后一项条款规定，我完不成剧本创作，最后一笔稿酬不付，制片方有权可另请编剧。问题是我完成剧本创作了，他们也付了最后的稿酬，自始至终一直联系我并要求我提供编剧所需要的资料，没有人告诉我有几位编剧，或者有总编剧（执笔）一说。
Q：近年来，影视行业中编剧维权事件不断发生，有人戏称编剧已经沦为“弱势群体”，你怎么看待编剧维权事件？
A：我们山西作家里面有几位参加过剧本创作，有的稿酬没有得到，有的写了，名字也没有，有的被对方来回颠倒剪贴裱糊得一塌糊涂。大家都有尊严，大都不愿耗时间去纠缠这件事，只认为所有的付出都该有个道理在里面，其实天下道理都给了权势。
这个社会迫切需要人们安静下来
Q：你小时候也生活在农村，这和逝去的路遥先生童年有着极大的相似，你觉得自己这些艰难岁月对于《平凡的世界》剧本创作有何影响？
A：让我更懂得尊重生活尊重历史，面对所有经见过的山水、物事，人几乎没有资格指手画脚。如果没有那样的童年就不会有后来的路遥。尊重一个人后来的声名首先要尊重一个人的童年，其次是尊重一个人的故乡。故乡是一个人成长的见证，生命的见证。别处的青山绿水，因为是别处，没有这个人的足迹。我在《平凡的世界》剧本写作中，每每想到这些，我就理解了历史中走来的乡民，他们的人生构筑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而我借助《平凡的世界》的剧本创作又一次回到我的故乡。当物质的发展已经代替了人的整个精神世界，曾经贫瘠的生活中，饥饿，似为一种愤懑的拷问而拼尽全力，孙少安、孙少平是自卑的，也是尊严的。我就想告诉世人，即便是和泥土打交道的普通庄稼人，他们也是出众的！
Q：在你过去的小说创作中，对苦难的关照和底层社会小人物的悲悯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平凡的世界》原著也展示了那个年代的苦难，这种情怀对你有无影响？
A：如我重新经历了一次人生。1975—1986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思想大解放、观念大变革、社会大动荡的十年。《平凡的世界》所再现的环境，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极具典型性。也是中国农村当时经历了土地改革之后最大的一次动荡和冲击的十年。是把平凡的人搁置在不平凡的时代，以平凡的环境展现不平凡的生活，以平凡的故事透视不平凡的人物内心世界。我的创作如果能够把观众带入到那并不远的时代，经历过的人必然会于细微处接受人物心灵的颤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人们安静下来去回忆从前走过的路。
农民与土地：内在情怀的自发觉醒
Q：有人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充满激情的励志小说，这种解读是不是一种误解？你在改编的过程中是如何把握的？
A：我觉得这种解读没有误解。中国文化有一种不求甚解的基因，看似没有自我，实际上“我”大得很。励志不励志是读者说了算。改编中我首先读出了孙家兄弟的父亲孙玉厚，他是走过黄河来到了隔岸之邻的山西，见过世面做过生意的人，他的眼见是比一般庄稼人更宽阔更高的人。可惜很多世事还没有来得及抚摸，裂变就纷呈在了眼前。因此他渴望儿孙读书，“从古到今，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可是，他的大儿子孙少安没有读完书，二儿子孙少平没有考上学，只有小女儿兰香考上了大学。没有钱啊，种地打粮食，那是和天争饭吃，年景不好时人命不保，只能吃钢咬铁穷折腾！社会发展最后影响的是农民，一代人或几代人。大女婿露出点资本主义尾巴露得心惊肉跳。我在改编过程中只把握，所有活着的人穷是穷，但也有活人的畅快。
Q：你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否表现了农民从土地上的一种自发觉醒？这种觉醒是一种道德觉醒还是内在情怀的萌发？ A：农民在土地上的自发觉醒，有时候很艰难。正如《平凡的世界》中所说，“你们都完全是无产阶级了？你们身上寻不到一点资本主义。”没有知识的一群无产者，一个个在底层挣扎着想活出“人样”来的农民亲人，哪个祖坟里“都没埋进去当官的福气！”没有钱财，底气不足，哪里有话语权？何谈道德觉醒？我在剧本里只写他们的情怀，那种渴望长嘘一口爽心气的梦想，需要付出几倍的努力。遍地烟尘的四季中，路遥的眼睛里看见的是比战争更酷烈的生存，正是他们的生存指引了路遥创作了《平凡的世界》，我丝毫不敢杜撰、娱乐这部作品内在的品质。
Q：在原著中关于“文革”后期，政治路线的斗争多有触及，你是如何看待这点，田福军这个角色的戏份比原著也增加了不少，你对此如何理解？
A：我们一直有这样一批领导人，诸如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他们体察民间疾苦，深知中国国情，他们以一种为国为民的博大情怀去探求真理，寻找出路。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曾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在《平凡的世界》里，如果说孙少安、王满银等人是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最初的实践者，那么田福军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最初的决策者，他们有着与农民紧紧相连的血缘之痛，有着对国家落后贫困的情感之伤。虽然经历动乱时代他们依然心有余悸，但他们义无反顾。他们案头上的每一个决定，都面临着失去个人前程，甚至断送身家性命的险境。像田福军这样一批领导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存留时间并不长，但正是他们的承前启后，决定了我们国家今天的命运，值得铭记，值得缅怀。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平凡世界”
Q：你作为编剧有没有考虑过亿万观众的挑剔所带来的后果和对自己未来艺术创作的影响？
A：《平凡的世界》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度，后人总得要去攀爬。《平凡的世界》让我想起了故乡的人事，没有欣欣向荣的景象，但那些走过的日子是热闹的，也是真诚的。贫瘠中的热闹，穷又扎不下根，对那个渐渐远离的世界，很多读者会明白路遥对这部作品付出的心血和感情。《平凡的世界》的剧情，因为最后一稿是温豪杰统稿，我不想评判《平》剧的好坏，观众是上帝，观众质疑的理由永远是正确的。
Q：《平凡的世界》所展现的历史只是（1975-1986）十年间的事情，而80后、90后，他们对那个时代可没有任何记忆，这会不会影响到这些观众？
A：应该不会。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生活在自己的时代，都有着不能逆转和改变的时空特性。但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绝对是超越时空的，喜爱是没有国界的。换句话说，喜欢一部文艺作品，也是没有时间和国界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平凡世界”。
Q：近年来农村剧在各大卫视热播，口碑不错，你觉得未来中国农村剧还会继续火下去吗？
A：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有10亿农民，而中国的电视观众总量高达9亿，可见农民已成为电视观众中的绝对主力。我认为农村剧是否受青睐受欢迎，绝不在于它“土”不“土”，而在于是否鲜活生动，它的根须是否扎在了农民的思想深处，它的触点是否拨动了农民的情感神经，而且好的作品从人性人情的角度上讲都是共通的。优秀的农村剧也会像其他电视剧一样受欢迎受追捧，这是必然的。
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被誉为“矛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万千青年的不朽经典”。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商界大佬潘石屹说他每晚看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都要哭”，西安书店里的《平凡的世界》几次卖到缺货，两会期间习大大也盛赞该剧。
在路遥已逝的情况下，改编的电视剧如何做到既尊重原著，又让电视剧好看耐看而又不失其思想性？这无疑是一件极具挑战的工作，并且，最近又因编剧署名权引发争议，又一次将编剧“署名权”这一行业敏感话题推向舆论的风口。为此，我们采访了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编剧葛水平女士。
葛水平作为《平凡的世界》的编剧之一，她的童年时代和路遥极为相似。葛水平出生在山西沁水县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跟爷爷一起上山放羊，度过一段艰苦岁月，正是这段农村生活的鲜活记忆，给葛水平改编《平凡的世界》带来不一样的灵性与感动。葛水平现任山西作协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裸地》，中短篇小说集《喊山》《守望》《地气》等，《喊山》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敬畏与疼爱：娱乐化时代对文学巨著的改编
Q：根据我的了解，你过去几乎一直在写小说，并且获得了鲁迅文学奖。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剧本创作，又因什么机缘开始改编《平凡的世界》的呢？
A：2009年，我与作家曹利军一起改编陕西作家高建群老师的《最后一个匈奴》，电视剧最后改名为《盘龙卧虎高山顶》。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改编，要追溯到201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魏心宏老师电话我，希望我改编《平凡的世界》电视剧。他说：“你是农村出来的作家，具备了改编这部作品的首要条件，而且晋陕就隔着一条黄河，古有秦晋之好。”我当时讲：“如果一切不违背原著，可以考虑。”
Q：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一共有几位编剧参与？你和其他编剧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关系？
A：我真不知道一共有几位编剧，制片方当初找我时只说我是编剧，之前有说夏蔚一稿将来要署名编剧之一。合同上付款最后一项条款规定，我完不成剧本创作，最后一笔稿酬不付，制片方有权可另请编剧。问题是我完成剧本创作了，他们也付了最后的稿酬，自始至终一直联系我并要求我提供编剧所需要的资料，没有人告诉我有几位编剧，或者有总编剧（执笔）一说。
Q：近年来，影视行业中编剧维权事件不断发生，有人戏称编剧已经沦为“弱势群体”，你怎么看待编剧维权事件？
A：我们山西作家里面有几位参加过剧本创作，有的稿酬没有得到，有的写了，名字也没有，有的被对方来回颠倒剪贴裱糊得一塌糊涂。大家都有尊严，大都不愿耗时间去纠缠这件事，只认为所有的付出都该有个道理在里面，其实天下道理都给了权势。
这个社会迫切需要人们安静下来
Q：你小时候也生活在农村，这和逝去的路遥先生童年有着极大的相似，你觉得自己这些艰难岁月对于《平凡的世界》剧本创作有何影响？
A：让我更懂得尊重生活尊重历史，面对所有经见过的山水、物事，人几乎没有资格指手画脚。如果没有那样的童年就不会有后来的路遥。尊重一个人后来的声名首先要尊重一个人的童年，其次是尊重一个人的故乡。故乡是一个人成长的见证，生命的见证。别处的青山绿水，因为是别处，没有这个人的足迹。我在《平凡的世界》剧本写作中，每每想到这些，我就理解了历史中走来的乡民，他们的人生构筑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而我借助《平凡的世界》的剧本创作又一次回到我的故乡。当物质的发展已经代替了人的整个精神世界，曾经贫瘠的生活中，饥饿，似为一种愤懑的拷问而拼尽全力，孙少安、孙少平是自卑的，也是尊严的。我就想告诉世人，即便是和泥土打交道的普通庄稼人，他们也是出众的！
Q：在你过去的小说创作中，对苦难的关照和底层社会小人物的悲悯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平凡的世界》原著也展示了那个年代的苦难，这种情怀对你有无影响？
A：如我重新经历了一次人生。1975—1986这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思想大解放、观念大变革、社会大动荡的十年。《平凡的世界》所再现的环境，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极具典型性。也是中国农村当时经历了土地改革之后最大的一次动荡和冲击的十年。是把平凡的人搁置在不平凡的时代，以平凡的环境展现不平凡的生活，以平凡的故事透视不平凡的人物内心世界。我的创作如果能够把观众带入到那并不远的时代，经历过的人必然会于细微处接受人物心灵的颤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人们安静下来去回忆从前走过的路。
农民与土地：内在情怀的自发觉醒
Q：有人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充满激情的励志小说，这种解读是不是一种误解？你在改编的过程中是如何把握的？
A：我觉得这种解读没有误解。中国文化有一种不求甚解的基因，看似没有自我，实际上“我”大得很。励志不励志是读者说了算。改编中我首先读出了孙家兄弟的父亲孙玉厚，他是走过黄河来到了隔岸之邻的山西，见过世面做过生意的人，他的眼见是比一般庄稼人更宽阔更高的人。可惜很多世事还没有来得及抚摸，裂变就纷呈在了眼前。因此他渴望儿孙读书，“从古到今，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可是，他的大儿子孙少安没有读完书，二儿子孙少平没有考上学，只有小女儿兰香考上了大学。没有钱啊，种地打粮食，那是和天争饭吃，年景不好时人命不保，只能吃钢咬铁穷折腾！社会发展最后影响的是农民，一代人或几代人。大女婿露出点资本主义尾巴露得心惊肉跳。我在改编过程中只把握，所有活着的人穷是穷，但也有活人的畅快。
Q：你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否表现了农民从土地上的一种自发觉醒？这种觉醒是一种道德觉醒还是内在情怀的萌发？ A：农民在土地上的自发觉醒，有时候很艰难。正如《平凡的世界》中所说，“你们都完全是无产阶级了？你们身上寻不到一点资本主义。”没有知识的一群无产者，一个个在底层挣扎着想活出“人样”来的农民亲人，哪个祖坟里“都没埋进去当官的福气！”没有钱财，底气不足，哪里有话语权？何谈道德觉醒？我在剧本里只写他们的情怀，那种渴望长嘘一口爽心气的梦想，需要付出几倍的努力。遍地烟尘的四季中，路遥的眼睛里看见的是比战争更酷烈的生存，正是他们的生存指引了路遥创作了《平凡的世界》，我丝毫不敢杜撰、娱乐这部作品内在的品质。
Q：在原著中关于“文革”后期，政治路线的斗争多有触及，你是如何看待这点，田福军这个角色的戏份比原著也增加了不少，你对此如何理解？
A：我们一直有这样一批领导人，诸如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他们体察民间疾苦，深知中国国情，他们以一种为国为民的博大情怀去探求真理，寻找出路。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曾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在《平凡的世界》里，如果说孙少安、王满银等人是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最初的实践者，那么田福军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最初的决策者，他们有着与农民紧紧相连的血缘之痛，有着对国家落后贫困的情感之伤。虽然经历动乱时代他们依然心有余悸，但他们义无反顾。他们案头上的每一个决定，都面临着失去个人前程，甚至断送身家性命的险境。像田福军这样一批领导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存留时间并不长，但正是他们的承前启后，决定了我们国家今天的命运，值得铭记，值得缅怀。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平凡世界”
Q：你作为编剧有没有考虑过亿万观众的挑剔所带来的后果和对自己未来艺术创作的影响？
A：《平凡的世界》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度，后人总得要去攀爬。《平凡的世界》让我想起了故乡的人事，没有欣欣向荣的景象，但那些走过的日子是热闹的，也是真诚的。贫瘠中的热闹，穷又扎不下根，对那个渐渐远离的世界，很多读者会明白路遥对这部作品付出的心血和感情。《平凡的世界》的剧情，因为最后一稿是温豪杰统稿，我不想评判《平》剧的好坏，观众是上帝，观众质疑的理由永远是正确的。
Q：《平凡的世界》所展现的历史只是（1975-1986）十年间的事情，而80后、90后，他们对那个时代可没有任何记忆，这会不会影响到这些观众？
A：应该不会。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生活在自己的时代，都有着不能逆转和改变的时空特性。但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绝对是超越时空的，喜爱是没有国界的。换句话说，喜欢一部文艺作品，也是没有时间和国界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平凡世界”。
Q：近年来农村剧在各大卫视热播，口碑不错，你觉得未来中国农村剧还会继续火下去吗？
A：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有10亿农民，而中国的电视观众总量高达9亿，可见农民已成为电视观众中的绝对主力。我认为农村剧是否受青睐受欢迎，绝不在于它“土”不“土”，而在于是否鲜活生动，它的根须是否扎在了农民的思想深处，它的触点是否拨动了农民的情感神经，而且好的作品从人性人情的角度上讲都是共通的。优秀的农村剧也会像其他电视剧一样受欢迎受追捧，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