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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电下乡”政策短期内对于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有一定效果,但长期内是无效的。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的决定因素,在农民储蓄水平较低时,一切与增加收入无关的政策都不能从根本上启动农村市场。对“家电下乡”的意义与农村市场的潜力不能高估;对家电产品“挤占”农民购买其他产品的效应不能忽视;对农民的理性行为不能低估。在消费需求不足时,扩大内需的次优选择就是扩大投资需求,即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实现由一般投资向设备投资的转变,激活民间投资。
关键词:家电下乡;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投资
中图分类号:F7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1.013
美国金融海啸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外需下滑的困境,近10年来我国投资需求的连续高位运行使投资需求进一步继续扩张的空间又较为有限,因此,在出口受阻,投资乏力的情况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妥善的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据2007年统计,我国农村人口仍有7.257亿,占总人口的55.6%,潜在的消费需求巨大,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应该是实现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农村消费品市场长期疲软,农村居民消费率持续下滑。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79~1988年农村居民消费率平均在30%左右,1989~1998年下降到20.1%, 2000年下降到15.3%,2006年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10.1%;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 829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 697元,农村居民消费不到城市居民消费的1/3[1]。
一、农村消费需求不足的理论分析
(一)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
凯恩斯认为[2]443-453,影响消费的因素很多,如收入水平、商品价格水平、利率水平、收入分配状况、消费者偏好、家庭财产状况、消费信贷状况、消费者年龄构成以及制度、风俗习惯等。但这些因素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农户收入。凯恩斯认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的多,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其基本公式是:C=α+βYt。式中:C为现期消费;α为自发性消费;β为边际消费倾向;Yt为即期收入。βYt表示引致消费。凯恩斯消费函数的基本含义是:消费是自发消费和引致消费之和,决定消费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因此,要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关键的就是要进一步增加普通居民特别是消费能力最低的农民的实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但是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乡镇企业全面萎缩,外出务工收入减少,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9∶1,逐步扩大到90年代末期的2.6∶1,2004年、2005年、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更是急剧扩大到3.21∶1、3.22∶1和3.28∶1,2008年达到3.33∶1[3]。
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在收入一定时,提高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是增加消费的一条有效途径。但是边际消费倾向本身存在递减规律,农民收入增长预期悲观更加剧了消费倾向的递减速度。一方面,受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以及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农民继续增收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业保险制度尚未普及,未来不确定因素增多,为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消费,农民可行的选择就是减少现期消费,增加储蓄,所以边际消费倾向持续下降。从实证来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1980年的0.889下降到2007年的0.714[3]。
(二)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杜森贝利认为[2]443-453,消费者会受自己过去消费习惯以及周围消费水准的影响来决定消费,从而消费是相对决定的,消费与所得在长时期内维持固定比率,长期消费函数是从零点出发的直线,但短期消费函数是有正截距的曲线。杜森贝利理论的核心是消费者短期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随收入的降低而减少消费,以致产生有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这种特点被称为“棘轮效应”,即上去容易下来难。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要受到周围人们消费水准的影响,这就是“示范效应”,就一般家庭而言,虽然收入低,但因顾及其社会地位,短期内会提高消费水准。这也就证明“家电下乡”活动短期内确实可增加农民消费,对缓解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杜森贝利的“棘轮效应”与“示范效应”是针对短期消费函数而言的,长期消费函数不具有这样的特征,消费与所得在长期内维持固定比率,这也就说明在收入不能增加的情况下,类似“家电下乡”等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举措在长期内是无效的。
(三)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与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弗里德曼认为[2]443-453,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主要不是由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永久收入决定的。永久收入指的是消费者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弗里德曼认为短期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原因是当收入上升时,人们不能确信收入的增加是否会一直继续下去,因而不会马上充分调整其消费。只有收入变动最终证明是永久的,人们才会在最终证明是较高或较低的永久收入水平上充分调整其消费。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假设[2]443-453,认为人们总希望自己一生能平稳安定地生活,而不愿大起大落,从而会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计划生活消费开支,以达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
永久收入理论与生命周期理论都强调单个消费者是前向预期决策者,消费不只与现期收入相关,而是以一生永久收入作为消费决策的依据。一次性暂时收入变化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很小,但来自永久收入变动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大。当政府想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只是临时性的,则消费并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效果。
“家电下乡”作为一项暂定4年的临时性措施,在农业增收困难,务工收入减少,永久收入预期不乐观的情况下,很难激活农村消费市场。根据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的理论,有效扩大农村消费需求,需要作出如下努力:确保农民可预见的收入持续增加;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农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解决农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将“家电下乡”活动作为给予农民补贴的一项长期政策坚持下去,而不是金融危机下的暂时措施。
二、农村消费市场的认识误区
(一)高估了“家电下乡”的意义
“ 家电下乡”自2007年12月起在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进行试点,对彩电、冰箱(含冰柜)、手机三大类产品给予产品销售价格13%的财政资金直补。2008年“家电下乡”扩展到14个省(区、市),实施时间暂定为4年。从2009年2月起,“家电下乡”开始向全国推广,产品也从过去的4个增到8个,除了之前推出的“彩电、冰箱、手机、洗衣机”之外,又新增了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和空调。实施情况表明,多数农民是欢迎“家电下乡”的。因为“家电下乡”有利于改善民生,是中央继实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之后,推出的又一项支农惠农政策。不过,对“家电下乡”要客观评价,对其意义不能过于高估[4]。首先是不应当将“家电下乡”道德化。“家电下乡”的出发点是消化过剩产能,政府希望通过财政补贴来增加农民的消费,希望通过刺激农民消费来拉动内需,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依存度过高的被动局面。“家电下乡”更多的是指望农民在“中国制造”遭遇外销不足的危难时刻拯救企业。其次,不应对“家电下乡”寄予太高的期待,因为农民的消费能力有限。虽然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家电下乡”试点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这里的成效只是以“家电下乡”前后农民购买家电产品的数据为唯一依据的,对于家电企业来说意义确实重大,因为“家电下乡”能帮助外向型的家电企业度过难关。但将各行各类企业看作同等重要,那么“家电下乡”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农民在储蓄少,收入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增加家电产品的购买就必须减少其他产品的购买,家电产品具有“挤占”效应。对于农民来说,购买家电产品还是其他产品,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之所以要通过财政补贴来调动农民购买家电的积极性,是因为在常规情况下,依农民的收入条件和消费需要是不会增加购买家电,补贴就是要改变农民的需求偏好,让农民愿意购买相对于他们收入水平本来不会及不应购买的家电产品。但在农民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即使政府给农民以补贴,大部分农民也没有能力购买相对其收入而言带有奢侈品特点的家电产品。
(二)高估农村市场潜力
现有讨论农村市场的文献都认为我国农村市场“规模大,潜力大”,理由是我国农村人口多,耐用消费品拥有率低。从长远来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这种规模与潜力都不是建立在农村市场的现实购买力基础上的,充其量只是潜在购买力。现有对农村市场潜力的判断都是以发展的眼光与未来的角度观察的,或者根据与城市购买力的巨大差距来判断的,即农村市场的购买力“如果”达到城市居民的水平将会“如何”。这种远景预测式的判断无法成为企业开拓农村市场的依据,因为潜在购买力不等于现实购买力。
虽然今天农民收入及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与城镇居民10~15年前大体相当,但如果对农民的收入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对农村现实购买力不能高估。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8年的4 761元,年均实际增长7.1%,但农民收入仍然偏低,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差距越来越大。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由1978年的2.57∶1扩大到2008年的3.36∶l[3]。根据上述农村消费市场不足的理论分析,可知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水平的决定因素,既然短期内农村居民难以改变收入水平低的现状,所以短期内农村消费品市场巨大的市场潜力就难以转化为现实购买力。
(三)高估家电产品价格补贴的收入效应,忽视家电产品价格补贴的替代效应
政府通过补贴销售价格的13%来启动家电下乡和扩大农村市场需求,对农民而言可理解为家电产品相对于其他产品而言价格下降了。根据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理论,家电产品价格下降会给消费者带来两种效应:一方面,对于消费者而言,虽然货币收入不变,但是现有货币收入的购买力增强了,也就是说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了,这就是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会使消费者增加对家电产品的购买而减少对其他产品的购买,这就是替代效应。价格补贴的收入效应有多大?以农民购买一台2 000元的电视机为例,按政策农民可获政府补贴260元,也就是说农民通过支付1 740元购买一台电视机可使实际购买力增加260元,而这260元实际购买力的增加还是以农民必须购买家电产品为前提的,可见,13%的补贴比例给农民带来的收入效应不明显,不直接。根据替代效应理论,在农民收入一定且增加购买家电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减少其他消费。所以,在收入一定时对家电产品进行价格补贴实质上是试图通过价格补贴措施强行改变农民的消费偏好和消费顺序,实际上农村市场包括农业生产资料、日常用品、耐用消费品在内的各类产品总需求并不能增加多少,因为各类消费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部分学者曾测算若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在农村人口中对任何家电产品的普及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38万台(件)消费需求,这种测算是缺乏逻辑推理的。没有理由证明农村人口在收入增长乏力,就业困难的金融危机背景下要增加消费支出;更没有理由证明农民为了得到260元补贴(以购买一台2 000元的电视机为例)而宁愿支付1 740元去购买一台可有可无,却要以放弃其他偏好在前,效用更大的必须品为代价的电视机。况且,若家电产品的普及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其他产品的销售率还能维持原来比例吗?
(四)低估农民的理性行为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文中认为“农民也会点石成金”[5],意思就是说农民也适合理性人假设。分析农民消费行为,可以假设在收入一定时同样会追求效用最大化;在收入有限而需求多样时会遵循序数效用论中的消费者偏好假设,优先购买偏好在前的产品。由于金融危机背景下产能过剩,出口导向型的家电企业受市场约束最严重,因此政府就把启动农村市场的重点放在了工业品特别是彩电、冰箱、洗衣机、VCD等家电产品上。但根据调查分析结果[6],建房与装修房屋仍然是农民消费的首要选择,农民消费支出的先后次序依次是住房、子女教育、婚嫁、家用电器和日常消费品。收入较低时,理性的农民不会将家电的升级换代作为首选,而是会优先选择偏好在前,效用相对较大的住房和子女教育的消费。政府将开拓农村市场的重点放在城市滞销的日用消费品,“切入点”选择的偏差必然造成开拓效果的不明显。
三、扩大内需的对策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方面,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消费需求,因为这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重点又是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因为农村市场潜力巨大。但是,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难以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事实证明农村市场很难启动。比如,政府希望通过家电下乡政策拉动1 500亿元消费,而2009年一季度共计才拉动了40亿元消费[7]。所以,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相比消费与投资,最优选择是消费,次优选择是投资,在最优选择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当前扩大内需就只能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
(一)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改革开放30年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实践和成功经验,不能轻易否定。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差很远,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还很落后。因此,加大以农村地区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仍然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点领域,首先是投向农林水利、铁路、公路、港口、民航、通讯、城乡电网的建设与改造、城市交通、供水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项目[8];其次是继续加强环保和生态建设,重点治理“三河三湖”污染,支持长江、黄河中上游“坡改梯”,“退耕还林还草”,推广节水灌溉。当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优化内部结构和地区结构。在水、电、路、信、城包括城镇五大基础设施中,电、路、信的状况已有明显好转,而水、城仍处于滞后状态。在不同区域的基础设施中,广大农村和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处于滞后状态。因此,政府应当加大水利设施,城市供排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强农村道路、电网、新村、集市与城镇化的建设,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投资创造最终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还要抓好跨省和跨地区的路网、线网、管网等的建设,打破地区封锁,促进经济共同发展与繁荣。
(二)实现由一般投资向设备投资的转变
投资不仅是生产能力形成的基础,也是实现生产技术水平和效率提高的主要途径[9]。按照投资投向结构可将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分为一般投资拉动和设备投资拉动两种类型。在一般型的投资结构中,建筑安装工程的比重占了绝大部分;而在设备投资拉动型的投资结构中,设备投资的比重相对较高。二者的区别表面上看是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的比例关系,但实际上代表着投资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差异。
在我国需要继续依靠投资拉动但又要避免传统低效投资扩张的情况下,采用设备拉动型增长模式,就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可行选择。首先,以设备投资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显著提高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抵消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效应和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从而改善传统投资型经济增长带来的产能过剩、通货紧缩和投资浪费等突出问题。其次,设备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够加速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只有加大设备投资和设备更新力度,才能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深加工和附加值水平,实现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与升级,从而完成我国的工业化过程。
(三)激活民间投资
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是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两个重要因素,其中,民间投资是决定性因素。所谓民间投资是指除政府投资之外的投资,从2008年的统计数据看,政府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左右,90%以上是民间投资。所以,政府投资如果不能起到带动民间投资的作用,其效果将大打折扣。我国政府4万亿元一揽子计划投资力度很大,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有限,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刺激计划中的一些投资项目,带动民间投资的作用并不大。可以说,当前扩大投资,不是没有项目,也不是没有资金,而是没有政策让社会资本发挥积极性。
应该看到,激活民间投资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加快制度创新,即深化投资、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的改革,转变政府投资调控管理方式和手段;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作用,取消针对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的服务环境。
[参考文献]
[1] 梅士建.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是当前消费主导发展模式的重点[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9(2):92-96.
[2] 高鸿生.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詹兆雄.影响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与扩大农村消费的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2):179-183.
[4] 贺雪峰.从家电下乡谈理性扩大农村消费[J].中国金融,2009(6):81-84.
[5] 舒尔茨.改革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 严先溥.重新审视中国农村市场与农民消费[J].经济研究参考,2002(25):25-28.
[7] 裴长洪.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N].南京日报,2009-06-11(A03).
[8] 李荣融.用好国债投资 关键在选好项目[J].中国投资,1999(10):6-7.
[9] 夏和平,王邦宜.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分析与我国未来政策选择[J].特区经济,2006(1):34-36.
(责任编辑 易 明)
关键词:家电下乡;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投资
中图分类号:F7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1.013
美国金融海啸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外需下滑的困境,近10年来我国投资需求的连续高位运行使投资需求进一步继续扩张的空间又较为有限,因此,在出口受阻,投资乏力的情况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妥善的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据2007年统计,我国农村人口仍有7.257亿,占总人口的55.6%,潜在的消费需求巨大,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应该是实现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农村消费品市场长期疲软,农村居民消费率持续下滑。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79~1988年农村居民消费率平均在30%左右,1989~1998年下降到20.1%, 2000年下降到15.3%,2006年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10.1%;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 829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 697元,农村居民消费不到城市居民消费的1/3[1]。
一、农村消费需求不足的理论分析
(一)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
凯恩斯认为[2]443-453,影响消费的因素很多,如收入水平、商品价格水平、利率水平、收入分配状况、消费者偏好、家庭财产状况、消费信贷状况、消费者年龄构成以及制度、风俗习惯等。但这些因素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农户收入。凯恩斯认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的多,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其基本公式是:C=α+βYt。式中:C为现期消费;α为自发性消费;β为边际消费倾向;Yt为即期收入。βYt表示引致消费。凯恩斯消费函数的基本含义是:消费是自发消费和引致消费之和,决定消费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因此,要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关键的就是要进一步增加普通居民特别是消费能力最低的农民的实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但是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乡镇企业全面萎缩,外出务工收入减少,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9∶1,逐步扩大到90年代末期的2.6∶1,2004年、2005年、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更是急剧扩大到3.21∶1、3.22∶1和3.28∶1,2008年达到3.33∶1[3]。
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在收入一定时,提高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是增加消费的一条有效途径。但是边际消费倾向本身存在递减规律,农民收入增长预期悲观更加剧了消费倾向的递减速度。一方面,受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以及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农民继续增收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业保险制度尚未普及,未来不确定因素增多,为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消费,农民可行的选择就是减少现期消费,增加储蓄,所以边际消费倾向持续下降。从实证来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由1980年的0.889下降到2007年的0.714[3]。
(二)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杜森贝利认为[2]443-453,消费者会受自己过去消费习惯以及周围消费水准的影响来决定消费,从而消费是相对决定的,消费与所得在长时期内维持固定比率,长期消费函数是从零点出发的直线,但短期消费函数是有正截距的曲线。杜森贝利理论的核心是消费者短期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随收入的降低而减少消费,以致产生有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这种特点被称为“棘轮效应”,即上去容易下来难。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要受到周围人们消费水准的影响,这就是“示范效应”,就一般家庭而言,虽然收入低,但因顾及其社会地位,短期内会提高消费水准。这也就证明“家电下乡”活动短期内确实可增加农民消费,对缓解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杜森贝利的“棘轮效应”与“示范效应”是针对短期消费函数而言的,长期消费函数不具有这样的特征,消费与所得在长期内维持固定比率,这也就说明在收入不能增加的情况下,类似“家电下乡”等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举措在长期内是无效的。
(三)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与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弗里德曼认为[2]443-453,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主要不是由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永久收入决定的。永久收入指的是消费者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弗里德曼认为短期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原因是当收入上升时,人们不能确信收入的增加是否会一直继续下去,因而不会马上充分调整其消费。只有收入变动最终证明是永久的,人们才会在最终证明是较高或较低的永久收入水平上充分调整其消费。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假设[2]443-453,认为人们总希望自己一生能平稳安定地生活,而不愿大起大落,从而会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计划生活消费开支,以达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
永久收入理论与生命周期理论都强调单个消费者是前向预期决策者,消费不只与现期收入相关,而是以一生永久收入作为消费决策的依据。一次性暂时收入变化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很小,但来自永久收入变动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大。当政府想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只是临时性的,则消费并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效果。
“家电下乡”作为一项暂定4年的临时性措施,在农业增收困难,务工收入减少,永久收入预期不乐观的情况下,很难激活农村消费市场。根据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的理论,有效扩大农村消费需求,需要作出如下努力:确保农民可预见的收入持续增加;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农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解决农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将“家电下乡”活动作为给予农民补贴的一项长期政策坚持下去,而不是金融危机下的暂时措施。
二、农村消费市场的认识误区
(一)高估了“家电下乡”的意义
“ 家电下乡”自2007年12月起在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进行试点,对彩电、冰箱(含冰柜)、手机三大类产品给予产品销售价格13%的财政资金直补。2008年“家电下乡”扩展到14个省(区、市),实施时间暂定为4年。从2009年2月起,“家电下乡”开始向全国推广,产品也从过去的4个增到8个,除了之前推出的“彩电、冰箱、手机、洗衣机”之外,又新增了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和空调。实施情况表明,多数农民是欢迎“家电下乡”的。因为“家电下乡”有利于改善民生,是中央继实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之后,推出的又一项支农惠农政策。不过,对“家电下乡”要客观评价,对其意义不能过于高估[4]。首先是不应当将“家电下乡”道德化。“家电下乡”的出发点是消化过剩产能,政府希望通过财政补贴来增加农民的消费,希望通过刺激农民消费来拉动内需,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依存度过高的被动局面。“家电下乡”更多的是指望农民在“中国制造”遭遇外销不足的危难时刻拯救企业。其次,不应对“家电下乡”寄予太高的期待,因为农民的消费能力有限。虽然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家电下乡”试点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这里的成效只是以“家电下乡”前后农民购买家电产品的数据为唯一依据的,对于家电企业来说意义确实重大,因为“家电下乡”能帮助外向型的家电企业度过难关。但将各行各类企业看作同等重要,那么“家电下乡”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农民在储蓄少,收入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增加家电产品的购买就必须减少其他产品的购买,家电产品具有“挤占”效应。对于农民来说,购买家电产品还是其他产品,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之所以要通过财政补贴来调动农民购买家电的积极性,是因为在常规情况下,依农民的收入条件和消费需要是不会增加购买家电,补贴就是要改变农民的需求偏好,让农民愿意购买相对于他们收入水平本来不会及不应购买的家电产品。但在农民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即使政府给农民以补贴,大部分农民也没有能力购买相对其收入而言带有奢侈品特点的家电产品。
(二)高估农村市场潜力
现有讨论农村市场的文献都认为我国农村市场“规模大,潜力大”,理由是我国农村人口多,耐用消费品拥有率低。从长远来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这种规模与潜力都不是建立在农村市场的现实购买力基础上的,充其量只是潜在购买力。现有对农村市场潜力的判断都是以发展的眼光与未来的角度观察的,或者根据与城市购买力的巨大差距来判断的,即农村市场的购买力“如果”达到城市居民的水平将会“如何”。这种远景预测式的判断无法成为企业开拓农村市场的依据,因为潜在购买力不等于现实购买力。
虽然今天农民收入及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与城镇居民10~15年前大体相当,但如果对农民的收入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对农村现实购买力不能高估。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8年的4 761元,年均实际增长7.1%,但农民收入仍然偏低,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差距越来越大。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由1978年的2.57∶1扩大到2008年的3.36∶l[3]。根据上述农村消费市场不足的理论分析,可知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水平的决定因素,既然短期内农村居民难以改变收入水平低的现状,所以短期内农村消费品市场巨大的市场潜力就难以转化为现实购买力。
(三)高估家电产品价格补贴的收入效应,忽视家电产品价格补贴的替代效应
政府通过补贴销售价格的13%来启动家电下乡和扩大农村市场需求,对农民而言可理解为家电产品相对于其他产品而言价格下降了。根据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理论,家电产品价格下降会给消费者带来两种效应:一方面,对于消费者而言,虽然货币收入不变,但是现有货币收入的购买力增强了,也就是说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了,这就是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会使消费者增加对家电产品的购买而减少对其他产品的购买,这就是替代效应。价格补贴的收入效应有多大?以农民购买一台2 000元的电视机为例,按政策农民可获政府补贴260元,也就是说农民通过支付1 740元购买一台电视机可使实际购买力增加260元,而这260元实际购买力的增加还是以农民必须购买家电产品为前提的,可见,13%的补贴比例给农民带来的收入效应不明显,不直接。根据替代效应理论,在农民收入一定且增加购买家电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减少其他消费。所以,在收入一定时对家电产品进行价格补贴实质上是试图通过价格补贴措施强行改变农民的消费偏好和消费顺序,实际上农村市场包括农业生产资料、日常用品、耐用消费品在内的各类产品总需求并不能增加多少,因为各类消费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部分学者曾测算若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在农村人口中对任何家电产品的普及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38万台(件)消费需求,这种测算是缺乏逻辑推理的。没有理由证明农村人口在收入增长乏力,就业困难的金融危机背景下要增加消费支出;更没有理由证明农民为了得到260元补贴(以购买一台2 000元的电视机为例)而宁愿支付1 740元去购买一台可有可无,却要以放弃其他偏好在前,效用更大的必须品为代价的电视机。况且,若家电产品的普及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其他产品的销售率还能维持原来比例吗?
(四)低估农民的理性行为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文中认为“农民也会点石成金”[5],意思就是说农民也适合理性人假设。分析农民消费行为,可以假设在收入一定时同样会追求效用最大化;在收入有限而需求多样时会遵循序数效用论中的消费者偏好假设,优先购买偏好在前的产品。由于金融危机背景下产能过剩,出口导向型的家电企业受市场约束最严重,因此政府就把启动农村市场的重点放在了工业品特别是彩电、冰箱、洗衣机、VCD等家电产品上。但根据调查分析结果[6],建房与装修房屋仍然是农民消费的首要选择,农民消费支出的先后次序依次是住房、子女教育、婚嫁、家用电器和日常消费品。收入较低时,理性的农民不会将家电的升级换代作为首选,而是会优先选择偏好在前,效用相对较大的住房和子女教育的消费。政府将开拓农村市场的重点放在城市滞销的日用消费品,“切入点”选择的偏差必然造成开拓效果的不明显。
三、扩大内需的对策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方面,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消费需求,因为这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重点又是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因为农村市场潜力巨大。但是,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难以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事实证明农村市场很难启动。比如,政府希望通过家电下乡政策拉动1 500亿元消费,而2009年一季度共计才拉动了40亿元消费[7]。所以,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相比消费与投资,最优选择是消费,次优选择是投资,在最优选择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当前扩大内需就只能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
(一)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改革开放30年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实践和成功经验,不能轻易否定。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差很远,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还很落后。因此,加大以农村地区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仍然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点领域,首先是投向农林水利、铁路、公路、港口、民航、通讯、城乡电网的建设与改造、城市交通、供水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项目[8];其次是继续加强环保和生态建设,重点治理“三河三湖”污染,支持长江、黄河中上游“坡改梯”,“退耕还林还草”,推广节水灌溉。当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优化内部结构和地区结构。在水、电、路、信、城包括城镇五大基础设施中,电、路、信的状况已有明显好转,而水、城仍处于滞后状态。在不同区域的基础设施中,广大农村和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处于滞后状态。因此,政府应当加大水利设施,城市供排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强农村道路、电网、新村、集市与城镇化的建设,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投资创造最终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还要抓好跨省和跨地区的路网、线网、管网等的建设,打破地区封锁,促进经济共同发展与繁荣。
(二)实现由一般投资向设备投资的转变
投资不仅是生产能力形成的基础,也是实现生产技术水平和效率提高的主要途径[9]。按照投资投向结构可将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分为一般投资拉动和设备投资拉动两种类型。在一般型的投资结构中,建筑安装工程的比重占了绝大部分;而在设备投资拉动型的投资结构中,设备投资的比重相对较高。二者的区别表面上看是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的比例关系,但实际上代表着投资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差异。
在我国需要继续依靠投资拉动但又要避免传统低效投资扩张的情况下,采用设备拉动型增长模式,就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可行选择。首先,以设备投资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显著提高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抵消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效应和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从而改善传统投资型经济增长带来的产能过剩、通货紧缩和投资浪费等突出问题。其次,设备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够加速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只有加大设备投资和设备更新力度,才能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深加工和附加值水平,实现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与升级,从而完成我国的工业化过程。
(三)激活民间投资
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是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两个重要因素,其中,民间投资是决定性因素。所谓民间投资是指除政府投资之外的投资,从2008年的统计数据看,政府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左右,90%以上是民间投资。所以,政府投资如果不能起到带动民间投资的作用,其效果将大打折扣。我国政府4万亿元一揽子计划投资力度很大,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有限,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刺激计划中的一些投资项目,带动民间投资的作用并不大。可以说,当前扩大投资,不是没有项目,也不是没有资金,而是没有政策让社会资本发挥积极性。
应该看到,激活民间投资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加快制度创新,即深化投资、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的改革,转变政府投资调控管理方式和手段;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作用,取消针对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的服务环境。
[参考文献]
[1] 梅士建.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是当前消费主导发展模式的重点[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9(2):92-96.
[2] 高鸿生.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詹兆雄.影响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与扩大农村消费的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2):179-183.
[4] 贺雪峰.从家电下乡谈理性扩大农村消费[J].中国金融,2009(6):81-84.
[5] 舒尔茨.改革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 严先溥.重新审视中国农村市场与农民消费[J].经济研究参考,2002(25):25-28.
[7] 裴长洪.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N].南京日报,2009-06-11(A03).
[8] 李荣融.用好国债投资 关键在选好项目[J].中国投资,1999(10):6-7.
[9] 夏和平,王邦宜.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分析与我国未来政策选择[J].特区经济,2006(1):34-36.
(责任编辑 易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