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蒋介石确立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的那一年，设在北京的国际反鸦片协会秘书长抱怨说：“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从鸦片之中挤出来供做军事作战和内部宣传之用。”由于蒋介石必须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动禁烟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须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1928年8月成立全国查缉烟毒总局。他说：“中央政府绝不会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发现中央把鸦片税当作它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但就在这一年，湖北、山西和广西征收到1700万元左右所谓的“禁烟所得”。1930年，13万英镑的鸦片从波斯和印度进口到上海；同一时期，四川、云南也提供好几百吨鸦片，由蒋介石的部队押运保护，沿着中国的“鸦片公路”——长江东进。蒋介石当家执政3年，中国生产的毒品已占全球的7/8。那一年及次年，国民政府成立鸦片专卖以便逼退竞争者，但新闻媒体群起挞伐，使它放弃此一计划。
　　宋子文以及当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都支持蒋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国极有影响力的记者伍德海德也支持这个构想，认为这是克服中国经济问题唯一的方法。1931年4月27日的《时代周刊》报道：“财政部长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布，中国即将有一套‘新而实际的鸦片政策’……依据宋部长的说法，‘实际的’鸦片政策不能只讲取缔、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在他的财政部马车上驾驭住鸦片，他或许在未来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国的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