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这一点以后，历史就连缀起来了。
　　世界的近代史和现代史，是资本主义全球世界扩张的历史。“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些生产力要如何维持（原材料）、如何消化（市场），决定了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膨胀的饕餮，它的使命就是扩张，领土、殖民地和工业品市场的扩张。

科学种族论早已被现代遗传学证明为假科学，在今天的西方社会按照这种逻辑看问题和行事，既不具有说服力，也在政治上不正确，然而它依旧在社会中具有强大的隐形的生命力，一有机会就会发作。

　　这个过程，对于扩张对象而言是痛苦的，对扩张者而言也不是绝对愉快的。
　　扩张对象面对的是侵略与剥削（比如，美国的建立就是反剥削的结果），必定是一段血与泪的历史；而扩张者面对的是道德良心的谴责—无论“利己主义的冰水”如何浸泡，人总归还是人。
　　如何让扩张者在道德上释怀，同时让扩张对象在道义上失势？唯一的，也是最佳的办法，就是证明扩张对象在理论上“不是人”。 　　而这，就是逻辑的核心。
　　生产力的爆发和贸易的发展让近代化的先发国家有能力供养更多辜鸿铭先生所谓“养尊处优的集团”，这些人为了博得名声、赢得地位，必须进行各种知识创新。而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理性回归，要求知识必须有科学的外表。
　　因此，正如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罗福惠所言，“一些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学说原来就是某些社会科学理论的派生物”，“英国的强大发达，不仅体现在它是先进武器装备的军火库，同时也是思想理论的军火库”。亨廷顿则指出，世界上的所有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来自西方。
　　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的西方，善于把一切科学或假科学都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服务于扩张需要。在这一优势下，一种适应资本主义扩张需要的“科学理论”渐渐形成—人种理论。
　　人种理论是逐渐成形和完善的，其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1792年，他采用体质特征特别是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即所谓本质主义），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分别对应着白色人种、黑色人种、红色人种、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
　　有了这些基础概念，科学种族论就如芝麻开花了。白人最为优越，而黑人最为低贱，处于两者之间的红色人种、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如同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贱恶之间的过渡。通过对脑容量的测定，这种生理差异被延展为道德与智力的差异，而我们知道，道德与智力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黑人的深肤色、低眉骨和厚嘴唇，就说明他们非常接近于猿类。
　　还有医学证据。
　　比如，普遍存在于世界各人群的骶部色素斑（小孩“青屁股”），在东亚人群中因肤色原因更容易看见，就被命名为“蒙古斑”，并被认为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尾巴脱落的遗痕。“蒙古斑”在白人中不易发现，说明白人的进化程度最高。
　　又比如，唐氏综合征，患了这种智障疾病的人都呈现出欧洲人理解中的蒙古人种面部特征，因此在19世纪后期被英国医生命名为“蒙古人病”。这“说明”如果智力出问题，高加索人种就会衰退，进而拥有“低等种族”的外貌。

正因为手握理论武器，解除了道德负担，所以任何身份的人说出一些泯灭人性的观点，在当时都不会引起惊诧。

　　既然人种是对进化进程的区分，也就等于说，除了白人，其他人种都比较接近于动物。而人们残忍对待动物是不会有道德压力的，比如人吃牛羊，就不会背负良心包袱。贩奴蓄奴、灭绝印第安人、屠杀犹太人（高加索人种里最“劣等”的种族），都是他们应当应分，这是心理学上的“谴责受害者”逻辑，今天的人们并不陌生。
　　文明优胜论也正是建立在人种优胜论的基础上，得到“科学支持”。在进化论的包装下，血与火的扩张是文明扩展的必要工具，侵略与奴役是在传播福音。非西方世界在殖民时代所遭受的深重苦难，都与此紧密相关。
　　科学种族论早已被现代遗传学证明为假科学，在今天的西方社会按照这种逻辑看问题和行事，既不具有说服力，也在政治上不正确，然而它依旧在社会中具有强大的隐形的生命力，一有机会就会发作。在美国，不时浮现于社会生活领域的种族歧视，是科学种族论仍具有社会基础的表现；“DNA之父”沃森两度公开发表“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距源于遗传”的观点，则是知识界残存的执念；而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员不时显露的种族主义立场，表明过去持续进行的制度和观念的修正，并未从政治上根除人种优胜论。

思路清奇黄祸论

　　理论可能会在客观上带来灾难，尽管这可能不是理论家的本意。
　　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作为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对人类的意义，用刷新世界观来形容也不为过。随后，各类学科都纷纷把其核心思想引入自身的解释逻辑，许多“杂交理论”产生。
　　其中传播最为广泛的，是斯宾塞开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本只适用于动植物界的自然科学，被用于解释人类社会，把国家、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生存竞争”视为铁律，把弱肉强食认作“天道”。而且奥拓·阿蒙和L.M.德拉普热还认为，人种在社会中的分布严格受制于决定论，任何东西都无法改变种族的命运。
　　用生活化的话语一言以蔽之就是：挨打挨饿，受苦受难，都是命中注定。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人种理论可谓珠联璧合。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而“科学”，也及时地给它“递刀”了。那时的中国，国力衰弱，文化停滞，生产力落后，正是合适的宰割对象，于是就遇上了这把刀。
　　正因为手握理论武器，解除了道德负担，所以任何身份的人说出一些泯灭人性的观点，在当时都不会引起惊诧。比如，1900年末，德国大主教昂塞在《未来》杂志上撰写评论，认为八国联军应该批量杀死中国俘虏。“我们俘虏五万名中国佬干什么？养活他们都很困难。如果我们遇上五万条毛毛虫，我们会怎么做？把他们统统碾死！”
　　这只是黄祸论大合唱里的一个极为微不足道的表达，昂塞的背后站著的，正是黄祸论的始作俑者之一—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亲手打草稿画了一幅题为《黄祸图》的画，送给俄国沙皇，鼓动与中国接壤的俄国加大对中国的武装侵入，并抗衡日益崛起的日本。
　　黄祸论的大意，就是黄种人是对白种人的威胁，必须对之实施种族灭绝，以未雨绸缪。在当时的西方政治、宗教、文学和知识界，威廉二世和昂塞非但不是特例，还是主流，俄国的巴枯宁、索洛维耶夫、雅思琴科，法国的约瑟夫·亚瑟·戈宾诺、查理·维纳、埃米尔·法盖，德国的奥托·阿蒙、海尔曼·布隆霍弗，英国的寇松、怀特海德、豪斯顿·张伯伦，美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汉、萨克斯·洛莫尔、杰克·伦敦，都是著名的黄祸论者，也是自身所在领域的学术、媒体或文学名人。
　　持有黄祸论立场的学者、文学家、媒体人、政治家，多得可以像菜贩一样问你“要几把”，几乎每一个白人社会都有唱和。少数秉持良知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如阿纳托尔·法郎士、狄更森、马克·吐温、顾立克、托尔斯泰等，以及列宁这样的国际主义政治家，发出的声音非常孤立。正因如此，对西方文明及其逻辑研究极深的辜鸿铭先生才会说，“耶稣基督也会变成肉食动物”。 　　黄祸论，就是前文所述的西方文明里的“两希精神”的产物，是一种对未来的极端夸大其词的想象。想象形成了对自身力量衰退的普遍的怵惕，为了导流这一焦虑，便需要将它在外部对象化，寻找一个现实的敌人。正如一个人走夜路，总是担心有鬼，此时就希望路边跳出来的是一个人，至少可以上前一搏。中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对象，因为黄色在西方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和恐怖，而蒙古则是“上帝之鞭”—欧洲人的噩梦，所以“黄色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落到中国人头上，中国就成了最便于引起文化恐惧的意象。

想象形成了对自身力量衰退的普遍的怵惕，为了导流这一焦虑，便需要将它在外部对象化，寻找一个现实的敌人。

　　所以我们看到，黄祸论的兴起在逻辑上呈现出一种中国“躺着中枪”的诡异性：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西方就担心如果中国也通过日本那样的改革而实现自强，那后果不可想象；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俄国，西方同样地把焦虑倾泻在中国身上。挨打者、被欺凌者反而被渲染为最大的威胁，因此《中国：是黄祸还是红色希望》的作者C.R.亨斯曼才说，西方的主流舆论多是污蔑、夸张，甚至是完全无中生有之辞，西方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没有联系”，甚至完全背离。
　　因为前提来自想象，所以黄祸论在逻辑上是无稽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本身无法自圆其说。梳理一下，它大概包含几种解析方式。
　　第一种，是最现实主义的，那就是担心中国学习了西方的制度、技术，实现工业化，从而成为竞争威胁，如果中国要对过去的罪恶进行清算，那还将是一个敌人，因此应当发动预防性攻击。分布于西方各国的索洛维耶夫、布隆霍弗、埃米尔·巴尔贝、保罗·拉洛格-博利、A.戴奥西、布鲁克斯·亚当斯都持这一看法。
　　第二种，中国可能崩溃，崩溃后数亿饥饿的人必然向北、向南移民，这对于所到之处都是灾难。
　　第三种，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可能带来“狗咬狗”的效果，以至于发生列强间的混战，从而造成灾难。这一逻辑最为荒唐，群狼争抢和撕咬一只羊，最后互相血腥厮杀，罪过在于那只羊，并且，这只羊可能还是有预谋的自我牺牲，以便离间各狼。1898年，英国人M.P.希尔出版的传奇小说《黄祸》，就是说中国突然向欧洲各国通告，愿意把领土无偿分让，对法国让出海南岛和云南，对俄国让出扬子江流域，对德国让出胶州湾，利用这种“领土离间计”让列强兵戎相见，欧洲大乱。此外，法国外交官沙利·维克多·瓦里尼在美国排华运动中持赞成立场，也遵循类似的思路。他认为如果美国不排华，中国人将抢占白人的工作机会，白人劳工将会对中国人施暴，进而无法控制，他们还会进一步攻击资本家、铁路大股东和地方当局，引发革命。
　　了解了这些对黄祸论的解析方式，就明白了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频频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事实上都是黄祸论在新的世界格局下的变种。
　　以萨克斯·洛莫尔的关于“傅满洲博士”的系列小说为蓝本的好莱坞系列电影，以及让·雅南在1974年执导的电影《解放军在巴黎》，都是黄祸论这一西方共同心理背景在面对新中国的场景下的肆意发挥。

冲突的本质：谁先加害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是黄祸论在西方世界最为盛行的时期，但中国政界和知识界却极少回应。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核心思想。严复强调该书与“强国保种之事有关”，“人种”“种族”概念闯入中国社会，“亡国灭种”在其后成为普遍的忧思，不过知识分子主要还是从自身找原因，反思集中于内部的制度与文化。
　　孙中山先生、辜鸿铭先生、鲁迅先生都有过抗辩，其中一直鏖战最有力的是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先生，他的代表作《中国人的精神》正是一种回应的产物，但他基本是以外文在外国发表文章，因而没有被国人注意到。
　　辜鸿铭说：“只要无私和仁慈—那么，不论你是犹太人、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也不论你是商人、传教士、外交官还是苦力—你都是一个基督之徒，文明之人。但假若你自私和不仁，那么即使你是全世界的皇帝，你也是一个乱臣、贼子、庸人、异教徒、夷、蛮子和残忍的野兽。”言下之意，是否文明，是否高尚，与人种、民族、地位、身份无关，而只与道德教养造成的生活态度有关，而这，才是评判文明高下的标准。
　　辜鸿铭对西方的侵略性有很深刻的剖析，他认为，谁是“祸”，要看谁先加害于人。这是人类最朴素因而也是最本源的善恶判断标准，事实上，他已经触及了所谓“文明冲突”的真正要害所在。
　　西方人中并不是没有清醒者，只是他们的声音总是被淹没。英国剑桥大学讲师高登瓦尔斯·洛斯·狄更森1911年也在《东方杂志》撰文指出，如果认为“冲突之挑拨者”是中国，这是“诬之甚也”。他说，中国人从不以布道的心态要求别人强行接受自己的教化，更不可能“以炮火与刀剑遂其使命”。“东西交际之开始，西人实以强力行之。”
　　美国传教士、人类学家顾立克针对黄祸论，在1905年出版了《东洋之白祸》一书，指出是先有“白祸”才有黄祸，正是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控制，强力“执行白种人的意志”，帶来了义和团等反抗运动。推己及人，“美国对于那些掠夺了美国的国家还会十分友好吗”？

善意往来的文明之间不会冲突，冲突往往是因为一方为了自身利益而主动损害对方，这才是要害所在。

　　此外，八国联军占领京津期间，住在上海的一位名为玛丽·菲奇的传教士夫人也提出过“究竟谁是魔鬼？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问题。辜鸿铭正是沿着这一本质之问，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有什么样的道，而不是你自称有什么样的道，就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一从孔子思想发挥出来的观点，深刻地指出了西方用发明的理论来自证优越的一贯逻辑的荒谬性。
　　正如今天的西方国家在经历全球民族解放运动、内部工人阶级的反抗、国家治理上的自我改革后，制度和文化看上去变得非常文明一样，文明冲突论也承认了种族间平等、文明无高下、普世主义不可取等等价值。然而把国际政治冲突转换为“文明的冲突”，一样存在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模糊了是非善恶。善意往来的文明之间不会冲突，冲突往往是因为一方为了自身利益而主动损害对方，这才是要害所在。
　　如果要证明文明之间难免冲突，那就要先证明文明内部必然和谐。而只看东亚和西方的历史，就知道事实正好相反，东亚儒家文明国家之间分裂严重，至于西方，则一战、二战这两场造成最惨烈悲剧的战争，都发生于西方文明内部。威廉二世在黄祸论的包装下把俄罗斯东正教文明引为同道，但后来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证明文明不是主题，现实利益才是。
　　顾立克在100多年前就论证了黄祸论可能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按照怀特海德所认为的中国人在屈辱之下“发生了爱国心并且联合起来保护他们的领土和共同利益”就是黄祸，这个预言无疑已经实现，当然，最后“祸”并未出现。同理，“文明冲突论”如果真的作为美国外交的观念背景，那它在这世界头号强国的应用下也可能自我兑现，亨廷顿所希望的让大家意识到危险从而促进文明对话的愿景更无法实现—何况这种动机解释读起来感觉非常牵强。
　　强者对弱者怎么想，从来不会感兴趣，在近现代历史上，西方就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外部文明。傅满洲形象的创造者洛莫尔晚年就说：“我对中国一无所知，这使我出名。”而黄祸论的鼓吹者威廉二世，以自己创造了“黄祸论”这一名词为荣，但他的《黄祸图》里代表威胁的是骑着龙的佛陀，他不但把亚洲文明理解为佛教文明，而且还把几乎没有一丝侵略性的和平主义宗教佛教视为扩张主义文化。所以他们对于外部文明，从来都是“我猜它是什么”。
　　所以，如果以文明冲突论作为思考国际冲突的框架，强势者将只看到冲突，而不会注意到文明，那么文明冲突论就只会成为实现其他目的的外衣。
　　今天，这样的景象并非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