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能够在这里参加纪念大会，并代表路易·艾黎的亲属就艾黎生平发表讲话，我感到非常荣幸。
　　在亲人的眼中，艾黎是一位热情、关心他人和乐善好施的人。他总是不吝啬时间，非常好客。每次我们去探望他，他都会为我们安顿好一切，并且送给我们书或小摆设作为礼物，而这些礼物本身往往就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艾黎的一生深受其勤劳、性格坚毅的父母的影响。艾黎继承了母亲的心灵手巧，对土地的热爱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从父亲那里，他学会了创新、目光远大和热爱教育。他们的社会正义感也深深影响了艾黎。
　　我是在二战结束不久，在基督城长大的，那儿离艾黎的故乡不远。我们生活中经常听到艾黎在中国的成就和英雄事迹，他帮助中国人民抗洪救灾，发起工合运动，成立工业合作社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后来又在山丹成立培黎学校。我们期待着从艾黎寄给我父亲、祖母或其他亲人的信中了解最新进展，当地的报纸也经常报道艾黎的事迹，这对我们来说就如同一个正在上演的精彩的传奇故事。拥有这样一位闻名中国的叔叔，我们都感到很自豪。有时我们也会写信给他，每次都会收到他的回信—虽然我们无从知晓他是如何抽出时间来应付他的侄子侄女这些充满稚气而有趣的来信的。
　　到了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爆发了。几乎是一夜之间，艾黎在他的祖国已不再是一位国际英雄，而成了赤色分子，他的家人也被冠以“共产主义同情者”的名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对艾黎更是如此。然而，艾黎凭着他一贯的勇气和决心，继续撰写和关注中国，他开始作为国际和平运动的代表到世界各地游历。在20世纪60年代，他两次回到新西兰，在南奥塔哥与多萝西和我住在一起，当时我在那里得到了生平第一份乡村兽医的工作。那段日子很愉快，我们经常到河边野餐，进行很有启发性的讨论。但是艾黎还是有些失望，因为那时的新西兰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人，对世事知之甚少，对中国解放以后发生的变化也缺乏了解。
　　幸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有所好转。我们要感谢杰弗·查普尔，新中友协的忠实拥护者汤姆·纽纳姆,云达忠等人和戴维·朗伊总理，他们让新西兰人知道了艾黎这个我们国家最杰出的儿子，以及他为世界和平、为中国的繁荣和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方面作出的贡献。
　　在艰苦的岁月中，艾黎得到了很多有影响的中国朋友和他忠诚的同事的支持。当然，还有他的中国家庭，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经常听艾黎讲起这个家庭，我们与其中的很多成员也很熟悉。这些友好的情谊只是艾黎巨大的人生遗产的一小部分。
　　大概20年前的这个时候，也是在9月，我到对外友协去探望了艾黎。那时他身体比较虚弱，但是眼中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度过，他仍然坚持每天都回家来。他的心脏不太好，在无人搀扶时只能走几步远，可是当他的医生因为路途遥远而不让他前往山丹参加培黎学校的建成典礼时，他却非常不高兴。这显然是他晚年最牵挂的一个项目，他的骨灰安放在山丹的农村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自从艾黎去世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他为之奋斗的很多事业现在都已经实现。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思想就过时了，因为毋庸置疑，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中国和世界现在的很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都是艾黎曾经关心和思考过的问题。
　　艾黎去世后，有很多关于他的会议和纪念活动。我不禁想，也许艾黎知道后会感到困惑，他一定会说，只有产生出好的结果，这一切才有意义。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发扬艾黎的精神，一起努力工作，保证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