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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 19 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其代表作《红字》宗教思想浓厚。对《红字》采用《圣经》原型的方式进行简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宗教思想。
【关键词】：霍桑;《红字》;圣经原型;宗教思想
前言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19 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其代表作《红字》内涵丰富，思想深邃，象征手法独特，不仅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被称作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红字》的文学评论数不胜数，众多文学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剖析，比如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女权主义的角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角度等来分析和评论《红字》，但采用原型批评的角度来评论《红字》的文章少之又少。鉴于《圣经》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霍桑自身所处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也势必在霍桑进行《红字》创作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而采用原型批评的角度进行解读，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小说的主题及其文化内涵。
诺斯诺普·弗莱认为，原型是文学中可以独立交际的单位。它可以是意象、主题、象征、人物、情节，也可以是结构单位，只要它们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且具有约定性的联想。（诺斯洛普·弗莱，1998：220）比如，霍桑在创作《红字》这部作品时，不仅从思想上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在艺术手法上也娴热地运用了《圣经》的意象和典故，他有意识地将大量的《圣经》原型“移植”到了作品中去。不难看出，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作者对《圣经》的深邃领悟和对基督教的笃信。在其小说《红字》文本中，《圣经》原型主要体现在人物、情节结构等几个方面，而且它们又各自包含着相对立的两种原型。以下从人物以及情节结构这两个方面简要论述《圣经》原型对霍桑小说创作的影响，进而揭示霍桑在《红字》中想要表达的的主题思想以及他的宗教观念。
一、人物原型
《圣经》中的人物原型对霍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圣经》中的“亚当-夏娃”原型，在《红字》中巧妙地运用了这一原型。在《红字》这部小说中，海斯特·自兰实际上是夏娃原形，而丁梅斯代尔则是亚当的化身。《圣经一旧约·创世纪》第三章《人违背命令》中讲述了人类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在蛇的引诱下，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偷吃禁果，被赶出伊旬园的经过。亚当、夏蛙及其后代的经历实际上成了基督教观念整个人类经历的原型，一个从犯罪、堕落到赎罪并获拯救的自我救赎过程。根据荣格和弗莱的观点，文学是神话的延续，是神话“位移”的结果。
首先以《红字》中的海丝特·白兰为例，她是典型的夏娃原型。自《红字》出版以来，众多的文学评论家将海斯特·白兰认定为一个道德沦丧、行为不检点的女人。海丝特·白兰被丈夫送到新大陆，这片神圣的乐园之后，久无丈夫的音讯，耐不住寂寞，与男主人公丁梅斯代尔发生关系，偷吃“禁果”，堕落之后胸前被迫佩戴象征耻辱的红字“A”，如同夏娃一样，被迫坠落人间，承受人世间无尽的苦难。不过，她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默默地留了下来，开始漫长而又孤独的赎罪生涯。她坚韧的品格以及乐于主人的精神渐渐地感动着周围的人，并使自己变成了一位更为纯洁的人，这是她自我救赎的结果。周围的人也开始认识和解释红字“A”的含义，把它看成Able（能干）的缩写，甚至有很多人开始相信，它实际上是“天使”（Angel）的缩写。（吴玉华，2005：26）
丁梅斯代尔则是活生生的亚当的典型。作为身居高位，受人尊敬的牧师，他对宗教足够的狂热，激情四射，他的声音甚至会吸引天使的聆听。但他始终抵不过“禁果”的诱惑，违背上帝的旨意，从天堂坠落。他的堕落是典型的亚当的堕落，从上帝的宠儿坠落入无止境的苦海。但他与白兰的反应大为不同，他并没有勇敢的承认自己的罪行，而是采取了自我惩罚的方式，在自己的胸前刻上红字“A”，更多地投入日常的宗教事务中，渴望与外界相脱离，将自己与外面作一了断。临终前.他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真相，得到了心灵的救赎。
可见，白兰和丁梅斯代尔的堕落和赎罪之路正是对《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道路选择的沿袭，即是对“亚当-夏娃”原型的再现。霍桑在《红字》中，表现了人类的罪与恶， 承袭了宗教中的原罪思想，体现了清教“原罪观”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但从他在描绘白兰和丁梅斯代尔的堕落—赎罪历程所运用到的另外一种人物原型形象—圣徒形象，我们可以看出其宗教观的矛盾复杂性，可以发现霍桑一方面坚信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另一方面有极力反对宗教思想中的偏执与极端。
二、结构原型
在小说结构上，《红字》的创作过程中留下了《圣经》深深的印记，具体体现在U 型结构上。弗莱认为，整部《圣经》就是一部“神圣喜剧”，即一系列的不幸和误会使情节发展到危难的低点。此后，情节中某些线索又使结局大团圆结尾。《圣经》开篇讲述了上帝创造了人类和乐园，但是人类却背叛了上帝，犯下了原罪，作为惩罚，剥夺了人类的生命和水，在历经种种磨难后，最终向上帝忏悔，得到了上帝的原谅。弗莱从中总结出《圣经》的典型结构模式是U 型结构，并且在《圣经》中贯穿了大大小小的 U 型结构。弗莱进而从这种 U 型结构分析出整部《圣经》的叙述结构都是遵循着乐园、犯罪、受难、忏悔、得救这一模式。这种 U 型结构模式形成了一种原型结构模式。
《红字》的故事情节也呈现了这样的一种U 型结构，两位主角白兰和丁梅斯代尔都经历了乐园—犯罪—受难—忏悔—得救的过程。白兰和丁梅斯代尔，好比伊甸园中的夏娃和亚当，一开始时过着衣食无忧的上等人的生活，但他们却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正如亚当和夏娃一样，偷吃“禁果”，所以被迫坠落人间，失去了美满温暖的生活。接着，两位主人公历经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又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赎罪，获得了救赎。这种经历正体现了《圣经》的 U型结构模式。
然而，除了这种喜剧式的 U 型结构，霍桑在《红字》中还采用了源于《圣经》的悲剧型结构。《圣经》中的悲剧采用了“陷入困境—做出选择—落入灾难—遭受痛苦—逐渐觉醒—最后覆灭”这样一个模式，并且悲剧的根源往往在于主人公性格上的弱点。（芮渝萍，1999：15）白兰的轻信使得她不得不在漫长的赎罪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虽然最终获得了救赎，但是其间也饱尝了种种磨难。悲剧结构在两位男主人公丁梅斯代尔和齐灵渥斯的身上得到了更好的展现，丁梅斯代尔经受身败名裂、受人唾弃的恶运，但还是没有勇敢的站出来，最后耗尽了自己的精力。
在进行《红字》创作的过程中，霍桑利用圣经原型的方法之中的阐述了自己的宗教观，在反对宗教的偏执的同时，肯定了宗教精神的净化作用。（芮渝萍，1999：15）白兰和丁梅斯代尔身上都背负着沉重的红字“A”，在经历了人世间的磨难以后，以自己切身的赎罪行为带来了上帝的原谅，自己也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和平静。宗教的净化作用在宗教的力量使他们在人们心目中，在天堂又获重生。
《红字》在人物、结构原型方面揭示了霍桑本人的宗教观念，在批评清教严酷同时，作家又基于自己的宗教思想肯定了其净化作用，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性使得《红字》具有延续不断的感染力，最终成为了经典之作，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参考文献：
[1]霍桑著，胡允桓译.红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46.
[2]诺斯洛普·弗莱著：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赫振益，何成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0.
[3]芮渝萍.从《红字》看霍桑的宗教情结[J].名作欣赏，1999，32（6）：15-19.
[4]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15-20.
[5]吴玉华.鲜红的A字霍桑的投影—《红字》海斯特形象与霍桑之思想[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15（2），26.
【关键词】：霍桑;《红字》;圣经原型;宗教思想
前言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19 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其代表作《红字》内涵丰富，思想深邃，象征手法独特，不仅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被称作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红字》的文学评论数不胜数，众多文学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剖析，比如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女权主义的角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角度等来分析和评论《红字》，但采用原型批评的角度来评论《红字》的文章少之又少。鉴于《圣经》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霍桑自身所处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也势必在霍桑进行《红字》创作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因而采用原型批评的角度进行解读，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小说的主题及其文化内涵。
诺斯诺普·弗莱认为，原型是文学中可以独立交际的单位。它可以是意象、主题、象征、人物、情节，也可以是结构单位，只要它们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且具有约定性的联想。（诺斯洛普·弗莱，1998：220）比如，霍桑在创作《红字》这部作品时，不仅从思想上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在艺术手法上也娴热地运用了《圣经》的意象和典故，他有意识地将大量的《圣经》原型“移植”到了作品中去。不难看出，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作者对《圣经》的深邃领悟和对基督教的笃信。在其小说《红字》文本中，《圣经》原型主要体现在人物、情节结构等几个方面，而且它们又各自包含着相对立的两种原型。以下从人物以及情节结构这两个方面简要论述《圣经》原型对霍桑小说创作的影响，进而揭示霍桑在《红字》中想要表达的的主题思想以及他的宗教观念。
一、人物原型
《圣经》中的人物原型对霍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圣经》中的“亚当-夏娃”原型，在《红字》中巧妙地运用了这一原型。在《红字》这部小说中，海斯特·自兰实际上是夏娃原形，而丁梅斯代尔则是亚当的化身。《圣经一旧约·创世纪》第三章《人违背命令》中讲述了人类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在蛇的引诱下，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偷吃禁果，被赶出伊旬园的经过。亚当、夏蛙及其后代的经历实际上成了基督教观念整个人类经历的原型，一个从犯罪、堕落到赎罪并获拯救的自我救赎过程。根据荣格和弗莱的观点，文学是神话的延续，是神话“位移”的结果。
首先以《红字》中的海丝特·白兰为例，她是典型的夏娃原型。自《红字》出版以来，众多的文学评论家将海斯特·白兰认定为一个道德沦丧、行为不检点的女人。海丝特·白兰被丈夫送到新大陆，这片神圣的乐园之后，久无丈夫的音讯，耐不住寂寞，与男主人公丁梅斯代尔发生关系，偷吃“禁果”，堕落之后胸前被迫佩戴象征耻辱的红字“A”，如同夏娃一样，被迫坠落人间，承受人世间无尽的苦难。不过，她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默默地留了下来，开始漫长而又孤独的赎罪生涯。她坚韧的品格以及乐于主人的精神渐渐地感动着周围的人，并使自己变成了一位更为纯洁的人，这是她自我救赎的结果。周围的人也开始认识和解释红字“A”的含义，把它看成Able（能干）的缩写，甚至有很多人开始相信，它实际上是“天使”（Angel）的缩写。（吴玉华，2005：26）
丁梅斯代尔则是活生生的亚当的典型。作为身居高位，受人尊敬的牧师，他对宗教足够的狂热，激情四射，他的声音甚至会吸引天使的聆听。但他始终抵不过“禁果”的诱惑，违背上帝的旨意，从天堂坠落。他的堕落是典型的亚当的堕落，从上帝的宠儿坠落入无止境的苦海。但他与白兰的反应大为不同，他并没有勇敢的承认自己的罪行，而是采取了自我惩罚的方式，在自己的胸前刻上红字“A”，更多地投入日常的宗教事务中，渴望与外界相脱离，将自己与外面作一了断。临终前.他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真相，得到了心灵的救赎。
可见，白兰和丁梅斯代尔的堕落和赎罪之路正是对《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道路选择的沿袭，即是对“亚当-夏娃”原型的再现。霍桑在《红字》中，表现了人类的罪与恶， 承袭了宗教中的原罪思想，体现了清教“原罪观”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但从他在描绘白兰和丁梅斯代尔的堕落—赎罪历程所运用到的另外一种人物原型形象—圣徒形象，我们可以看出其宗教观的矛盾复杂性，可以发现霍桑一方面坚信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另一方面有极力反对宗教思想中的偏执与极端。
二、结构原型
在小说结构上，《红字》的创作过程中留下了《圣经》深深的印记，具体体现在U 型结构上。弗莱认为，整部《圣经》就是一部“神圣喜剧”，即一系列的不幸和误会使情节发展到危难的低点。此后，情节中某些线索又使结局大团圆结尾。《圣经》开篇讲述了上帝创造了人类和乐园，但是人类却背叛了上帝，犯下了原罪，作为惩罚，剥夺了人类的生命和水，在历经种种磨难后，最终向上帝忏悔，得到了上帝的原谅。弗莱从中总结出《圣经》的典型结构模式是U 型结构，并且在《圣经》中贯穿了大大小小的 U 型结构。弗莱进而从这种 U 型结构分析出整部《圣经》的叙述结构都是遵循着乐园、犯罪、受难、忏悔、得救这一模式。这种 U 型结构模式形成了一种原型结构模式。
《红字》的故事情节也呈现了这样的一种U 型结构，两位主角白兰和丁梅斯代尔都经历了乐园—犯罪—受难—忏悔—得救的过程。白兰和丁梅斯代尔，好比伊甸园中的夏娃和亚当，一开始时过着衣食无忧的上等人的生活，但他们却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正如亚当和夏娃一样，偷吃“禁果”，所以被迫坠落人间，失去了美满温暖的生活。接着，两位主人公历经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又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赎罪，获得了救赎。这种经历正体现了《圣经》的 U型结构模式。
然而，除了这种喜剧式的 U 型结构，霍桑在《红字》中还采用了源于《圣经》的悲剧型结构。《圣经》中的悲剧采用了“陷入困境—做出选择—落入灾难—遭受痛苦—逐渐觉醒—最后覆灭”这样一个模式，并且悲剧的根源往往在于主人公性格上的弱点。（芮渝萍，1999：15）白兰的轻信使得她不得不在漫长的赎罪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虽然最终获得了救赎，但是其间也饱尝了种种磨难。悲剧结构在两位男主人公丁梅斯代尔和齐灵渥斯的身上得到了更好的展现，丁梅斯代尔经受身败名裂、受人唾弃的恶运，但还是没有勇敢的站出来，最后耗尽了自己的精力。
在进行《红字》创作的过程中，霍桑利用圣经原型的方法之中的阐述了自己的宗教观，在反对宗教的偏执的同时，肯定了宗教精神的净化作用。（芮渝萍，1999：15）白兰和丁梅斯代尔身上都背负着沉重的红字“A”，在经历了人世间的磨难以后，以自己切身的赎罪行为带来了上帝的原谅，自己也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和平静。宗教的净化作用在宗教的力量使他们在人们心目中，在天堂又获重生。
《红字》在人物、结构原型方面揭示了霍桑本人的宗教观念，在批评清教严酷同时，作家又基于自己的宗教思想肯定了其净化作用，正是由于这种矛盾性使得《红字》具有延续不断的感染力，最终成为了经典之作，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参考文献：
[1]霍桑著，胡允桓译.红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46.
[2]诺斯洛普·弗莱著：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赫振益，何成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0.
[3]芮渝萍.从《红字》看霍桑的宗教情结[J].名作欣赏，1999，32（6）：15-19.
[4]圣经.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15-20.
[5]吴玉华.鲜红的A字霍桑的投影—《红字》海斯特形象与霍桑之思想[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15（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