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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巨大的灾难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幸福，正是为了不放弃幸福，我们要深入地思考这场灾难。有多少个家庭，曾经和我的家庭一样，在天伦之乐中过着平凡的日子，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此时此刻，一切文字的表达都是虚伪。
我唯一能够原谅自己的理由是，我也是一个幸存者。我、你，每一个活着的人，我们都是幸存者。灾难完全可能落在我的头上，如果那样，我也只好承受。所以在这样的灾难中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对灾难的思考
越是面对大苦难，就越是要用大尺度来衡量。所谓大尺度，第一个是哲學的尺度，第二个是历史的尺度。
用哲学的尺度衡量，就是站在永恒宇宙的立场上来看人世间的事情，你就会看到，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个人，人世间的一切灾祸和幸福都是暂时的，都是过眼云烟。
你想一想，在无边的宇宙中，人类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角落里面生存，而且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生存的时间极其短暂。用这个眼光看，你就会觉得所有的祸福苦乐其实都不太重要，都是暂时的。在大尺度之下，一切苦难都显得小了。
当然，如果我们总是用这样一个大尺度看事物，那就太消极了，但是在遇到大灾难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大尺度。我们只好想开一些，否则还能怎样呢？
除了哲学的尺度，还有一个历史的尺度。用历史的尺度衡量，我们会看到，人类从来都是在灾难中生存的，灾难和重建乃是寻常经历，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遭遇灾难又不断重建的历史。
对灾难的态度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灾难？我归纳了一下，大致可以有四种态度。
第一种是理智的态度。既然灾难是事实，躲避不了，那就只好受着，否则还能怎样？儒家就有这样一个观点，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灾难属于天命，你只能顺从，在这个前提下，你可以尽人事。在减轻灾难的祸害上，人类不是无可作为的，可以提高技术，做好防灾的准备，增强抗灾的能力。
事实上，一个人即使躲过了所有的灾难，最后总有一个灾难是你躲不过的，那就是死亡。
人人都终有一死。斯多葛派哲学家特别强调，对于死亡要抱一种很平和的心情，因为死亡是最自然的事情，就好像一个旅人在旅馆里住了一夜以后第二天天亮要上路，一个演员演完了戏以后要谢幕，树上的果实成熟以后要掉下来，应该以这种非常平和的心情来接受死亡。
一个人如果对于自己的死亡都能够想得开，能够平静地接受，那就什么样的灾难都奈何不了他了，大不了就是一死。所以，经常思考死亡问题，不畏惧死亡，可以使我们面对灾难时有更从容的心态，有更强大的承受力。
第二种态度我称它为伦理的态度，就是肯定苦难的精神价值。对于灾难、苦难，不只是顺从它的问题，还要通过它来获得精神上的提升。一方面，苦难可以让人对人生有更深刻的领悟。塞涅卡就说过，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总是走运，没有经历过苦难，这样的人实际上就丧失了对生活的另一半的认识，这样的人是比较浅薄的。另一方面，苦难具有提升人的道德的价值。也是塞涅卡说的：灾难是美德的机会，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承受了什么，而是你怎么承受的。
灾难考验人，因此也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为了经受住考验，你必须提高自己。肯定苦难的伦理价值，也是一些文学家的观点，最突出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他的意思是说，承受大苦难需要人格上的伟大。
关于苦难的精神意义，我觉得讲得特别好的是一个叫弗兰克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是犹太人，弗兰克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都知道，进了奥斯威辛基本上是死路一条，事实上他的妻子、孩子、父母都在那个集中营死去了。
他说他观察到，如果一个人在那种境况里看不到苦难有任何意义的话，这样的人很容易垮掉。遭受着种种不人道的折磨，同伴们不断地被送进煤气室里处死，看不到任何生还的希望。面对这样的苦难，人生还有没有意义？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弗兰克说，当时他有一个信念，就是以有尊严的方式承受人生中这最后的苦难，本身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证明了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
这最后的苦难本身好像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只是酷刑和死亡；但是，你是以有尊严的方式承受，还是以没有尊严的方式承受，却是完全不同的。以有尊严的方式承受，这本身就是意义，证明了你仍然拥有精神的自由，无论多么大的苦难也不能剥夺你的这个自由。
其实佛教也很看重苦难的精神价值，不过强调的不是伦理价值，而是启发人生觉悟的价值。佛教有四谛说：苦、集、灭、道。谛的含义是真理，苦是第一个真理。因为有了苦难，所以要思考它的原因；集的含义是苦难的原因，找到了原因，就要从源头上消灭苦难；道是解脱苦难的办法，就是觉悟和修行。所以，苦难是觉悟的开端。
第三种是审美的态度。在中国哲学里，庄子是一个代表。在庄子看来，人类在自然界中是很渺小的，就好像是一石一木在大山中；但是他认为，人可以靠一种精神自由的境界来超越这个渺小，超越人作为自然物所受的限制。他讲齐生死，讲逍遥游，倡导与造物者游、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样一种境界，把小我化入到宇宙的大我中去。进入了这个境界，你的小我所遭受的限制和苦难就都不在话下了。
第四种是宗教的态度。佛教和基督教有很大的区别，佛教更多的是从理智的和伦理的角度来看人生的苦难，要我们看明白痛苦的根源是那些负面的欲望和情绪，应该从中摆脱出来，那样就不会痛苦了。
它强调通过觉悟人生的真相来达到心的清净，不染负面的欲望和情绪，从而使得一切外来的打击都没有了杀伤力。基督教不同，它基本的思路是把肉体和灵魂分开，灾难只能伤害和毁灭肉体，灵魂的来源是神圣的，是上帝给你的，灵魂不会死亡，任何灾难都伤害不到它。 两者有共同之处，都强调人的精神性的那个方面，它是灾难、苦难、痛苦伤害不到的，也都认为它是每个人生来就具有的，但往往迷失在俗世之中了。区别在于对它的本质和重获它的途径的解释，佛教把它叫做佛性或清净心，通过觉悟人生得以显现，基督教把它叫做灵魂，通过信奉上帝得以觉醒。
对生命的思考
灾难往往会打断我们习惯了的日常生活，逼迫我们从中跳出来，用幸存者的眼光重新审视人生。在灾难面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最强烈、最直接的体会就是生命的宝贵。无论对社会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讲，尊重生命都是最基本的、最应该确立的一个价值观念。
我曾经说过四句话：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保护生命是法治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本。事实上，人生和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包括幸福、道德、法治、信仰，都是以尊重生命的价值为基础的。
现在社会风气普遍很浮躁，人们最看重金钱、成功、人际关系这些东西，很少把时间留给自己去做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可是你看，一场巨大的灾难来了，生命随时可能结束，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真应该好好地想一想：人生中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一直以来为之奔忙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
我們不要到了生离死别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东西，平时就要珍惜。我一直认为，人生的幸福主要是两种享受，一个是享受大自然所赐予你的生命本身的快乐，另一个是享受上帝所赐予你的精神的快乐。
生命本身的快乐似乎是很平凡的，比如亲子之爱，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它平凡就忽视它。灾难给了我们一个尺度，我们平时就应该这样来想问题，就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那么现在就要懂得珍惜这个东西。
同情生命是道德的重要基础，善良是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我们社会的同情心非常薄弱，善良成了稀缺品质。假药、伪劣食品、矿难、凶杀、野蛮执法、见死不救，各种损害生命的事件层出不穷，对生命冷漠甚至冷酷已经是普遍现象。
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灾难的巨大悲痛和感动之中，国人的同情心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了。善良这个最基本也最可贵的品质，曾经在平庸的环境里一直被压在下面，现在我们发现它还在，现在好像苏醒了、显现了，这的确是令人欣慰的。
而在灾难中表现出的对生命的同情和关爱还能不能保持下去？怎么保证它保持下去？保持下去不能靠感动，感动是会过去的，时间一长会淡忘。那么要靠什么？我认为我们对道德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且按照这个正确的认识进行道德教育，这就是真正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的出发点就是保护生命，要建立一种能够最大限度保护生命权利的社会秩序。只有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环境里，尊重生命才会成为人们的基本共识，人和人之间的同情和互助才会成为常态。
最后，我们对生命都应该怀有敬畏之心，敬畏生命是任何一种信仰都不可缺少的因素。
【来源】周国平《幸福的哲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6月版。
【作者简介】周国平（1945年-），哲学研究者、作家，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较早研究尼采的学者，著有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等。
【阅读导引】灾难来临后，回归正常生活就成了所有人的渴望；但面对灾难，我们也应该有更深入的反思。本文是周国平在汶川地震时所写的文稿，时过境迁，虽然灾难不同，但很多问题都有相通之处，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当灾难发生时，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
周国平认为有这样四种对待灾难的态度：一是理智地对待。只有平时放得下，面对死亡的时候才会有安详的境界。二是伦理的态度。这样的态度要求我们去肯定灾难的精神价值，就像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以其自身在纳粹集中营中的经历告诉我们的，人应该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承受最后的苦难。三是审美的态度。持有这种态度的人认为人生的所谓意义都是我们自己去赋予的，但其实人类本身是无意义的。但这不是消极的看法，按照尼采的看法，如果我们敢于把人生的无意义承受下来，就是伟大的，这本身就是种意义。四是宗教的态度。如果我们相信灵魂不死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更坦然地面对死亡。无论如何，肉体是会死的，而灵魂可能会存在得更久，所以不应该只追求肉体享受，而应该去追求精神享受。其实很多东西不是生命本身所需要的，而是社会所刺激出来的，可以去追求，但不能本末倒置。灾难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想一想生命的意义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一直都在为之奔波的事情究竟有没有价值。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有两个：生命的享受和灵魂的享受，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健康、安全感、闲暇以及最重要的亲情和爱情都是我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东西。
我唯一能够原谅自己的理由是，我也是一个幸存者。我、你，每一个活着的人，我们都是幸存者。灾难完全可能落在我的头上，如果那样，我也只好承受。所以在这样的灾难中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对灾难的思考
越是面对大苦难，就越是要用大尺度来衡量。所谓大尺度，第一个是哲學的尺度，第二个是历史的尺度。
用哲学的尺度衡量，就是站在永恒宇宙的立场上来看人世间的事情，你就会看到，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个人，人世间的一切灾祸和幸福都是暂时的，都是过眼云烟。
你想一想，在无边的宇宙中，人类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角落里面生存，而且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生存的时间极其短暂。用这个眼光看，你就会觉得所有的祸福苦乐其实都不太重要，都是暂时的。在大尺度之下，一切苦难都显得小了。
当然，如果我们总是用这样一个大尺度看事物，那就太消极了，但是在遇到大灾难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大尺度。我们只好想开一些，否则还能怎样呢？
除了哲学的尺度，还有一个历史的尺度。用历史的尺度衡量，我们会看到，人类从来都是在灾难中生存的，灾难和重建乃是寻常经历，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遭遇灾难又不断重建的历史。
对灾难的态度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灾难？我归纳了一下，大致可以有四种态度。
第一种是理智的态度。既然灾难是事实，躲避不了，那就只好受着，否则还能怎样？儒家就有这样一个观点，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灾难属于天命，你只能顺从，在这个前提下，你可以尽人事。在减轻灾难的祸害上，人类不是无可作为的，可以提高技术，做好防灾的准备，增强抗灾的能力。
事实上，一个人即使躲过了所有的灾难，最后总有一个灾难是你躲不过的，那就是死亡。
人人都终有一死。斯多葛派哲学家特别强调，对于死亡要抱一种很平和的心情，因为死亡是最自然的事情，就好像一个旅人在旅馆里住了一夜以后第二天天亮要上路，一个演员演完了戏以后要谢幕，树上的果实成熟以后要掉下来，应该以这种非常平和的心情来接受死亡。
一个人如果对于自己的死亡都能够想得开，能够平静地接受，那就什么样的灾难都奈何不了他了，大不了就是一死。所以，经常思考死亡问题，不畏惧死亡，可以使我们面对灾难时有更从容的心态，有更强大的承受力。
第二种态度我称它为伦理的态度，就是肯定苦难的精神价值。对于灾难、苦难，不只是顺从它的问题，还要通过它来获得精神上的提升。一方面，苦难可以让人对人生有更深刻的领悟。塞涅卡就说过，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总是走运，没有经历过苦难，这样的人实际上就丧失了对生活的另一半的认识，这样的人是比较浅薄的。另一方面，苦难具有提升人的道德的价值。也是塞涅卡说的：灾难是美德的机会，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承受了什么，而是你怎么承受的。
灾难考验人，因此也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为了经受住考验，你必须提高自己。肯定苦难的伦理价值，也是一些文学家的观点，最突出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他的意思是说，承受大苦难需要人格上的伟大。
关于苦难的精神意义，我觉得讲得特别好的是一个叫弗兰克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是犹太人，弗兰克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都知道，进了奥斯威辛基本上是死路一条，事实上他的妻子、孩子、父母都在那个集中营死去了。
他说他观察到，如果一个人在那种境况里看不到苦难有任何意义的话，这样的人很容易垮掉。遭受着种种不人道的折磨，同伴们不断地被送进煤气室里处死，看不到任何生还的希望。面对这样的苦难，人生还有没有意义？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弗兰克说，当时他有一个信念，就是以有尊严的方式承受人生中这最后的苦难，本身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证明了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
这最后的苦难本身好像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只是酷刑和死亡；但是，你是以有尊严的方式承受，还是以没有尊严的方式承受，却是完全不同的。以有尊严的方式承受，这本身就是意义，证明了你仍然拥有精神的自由，无论多么大的苦难也不能剥夺你的这个自由。
其实佛教也很看重苦难的精神价值，不过强调的不是伦理价值，而是启发人生觉悟的价值。佛教有四谛说：苦、集、灭、道。谛的含义是真理，苦是第一个真理。因为有了苦难，所以要思考它的原因；集的含义是苦难的原因，找到了原因，就要从源头上消灭苦难；道是解脱苦难的办法，就是觉悟和修行。所以，苦难是觉悟的开端。
第三种是审美的态度。在中国哲学里，庄子是一个代表。在庄子看来，人类在自然界中是很渺小的，就好像是一石一木在大山中；但是他认为，人可以靠一种精神自由的境界来超越这个渺小，超越人作为自然物所受的限制。他讲齐生死，讲逍遥游，倡导与造物者游、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样一种境界，把小我化入到宇宙的大我中去。进入了这个境界，你的小我所遭受的限制和苦难就都不在话下了。
第四种是宗教的态度。佛教和基督教有很大的区别，佛教更多的是从理智的和伦理的角度来看人生的苦难，要我们看明白痛苦的根源是那些负面的欲望和情绪，应该从中摆脱出来，那样就不会痛苦了。
它强调通过觉悟人生的真相来达到心的清净，不染负面的欲望和情绪，从而使得一切外来的打击都没有了杀伤力。基督教不同，它基本的思路是把肉体和灵魂分开，灾难只能伤害和毁灭肉体，灵魂的来源是神圣的，是上帝给你的，灵魂不会死亡，任何灾难都伤害不到它。 两者有共同之处，都强调人的精神性的那个方面，它是灾难、苦难、痛苦伤害不到的，也都认为它是每个人生来就具有的，但往往迷失在俗世之中了。区别在于对它的本质和重获它的途径的解释，佛教把它叫做佛性或清净心，通过觉悟人生得以显现，基督教把它叫做灵魂，通过信奉上帝得以觉醒。
对生命的思考
灾难往往会打断我们习惯了的日常生活，逼迫我们从中跳出来，用幸存者的眼光重新审视人生。在灾难面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最强烈、最直接的体会就是生命的宝贵。无论对社会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讲，尊重生命都是最基本的、最应该确立的一个价值观念。
我曾经说过四句话：热爱生命是幸福之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保护生命是法治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本。事实上，人生和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包括幸福、道德、法治、信仰，都是以尊重生命的价值为基础的。
现在社会风气普遍很浮躁，人们最看重金钱、成功、人际关系这些东西，很少把时间留给自己去做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可是你看，一场巨大的灾难来了，生命随时可能结束，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真应该好好地想一想：人生中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一直以来为之奔忙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
我們不要到了生离死别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东西，平时就要珍惜。我一直认为，人生的幸福主要是两种享受，一个是享受大自然所赐予你的生命本身的快乐，另一个是享受上帝所赐予你的精神的快乐。
生命本身的快乐似乎是很平凡的，比如亲子之爱，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它平凡就忽视它。灾难给了我们一个尺度，我们平时就应该这样来想问题，就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那么现在就要懂得珍惜这个东西。
同情生命是道德的重要基础，善良是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我们社会的同情心非常薄弱，善良成了稀缺品质。假药、伪劣食品、矿难、凶杀、野蛮执法、见死不救，各种损害生命的事件层出不穷，对生命冷漠甚至冷酷已经是普遍现象。
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灾难的巨大悲痛和感动之中，国人的同情心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了。善良这个最基本也最可贵的品质，曾经在平庸的环境里一直被压在下面，现在我们发现它还在，现在好像苏醒了、显现了，这的确是令人欣慰的。
而在灾难中表现出的对生命的同情和关爱还能不能保持下去？怎么保证它保持下去？保持下去不能靠感动，感动是会过去的，时间一长会淡忘。那么要靠什么？我认为我们对道德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且按照这个正确的认识进行道德教育，这就是真正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的出发点就是保护生命，要建立一种能够最大限度保护生命权利的社会秩序。只有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环境里，尊重生命才会成为人们的基本共识，人和人之间的同情和互助才会成为常态。
最后，我们对生命都应该怀有敬畏之心，敬畏生命是任何一种信仰都不可缺少的因素。
【来源】周国平《幸福的哲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6月版。
【作者简介】周国平（1945年-），哲学研究者、作家，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较早研究尼采的学者，著有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等。
【阅读导引】灾难来临后，回归正常生活就成了所有人的渴望；但面对灾难，我们也应该有更深入的反思。本文是周国平在汶川地震时所写的文稿，时过境迁，虽然灾难不同，但很多问题都有相通之处，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当灾难发生时，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
周国平认为有这样四种对待灾难的态度：一是理智地对待。只有平时放得下，面对死亡的时候才会有安详的境界。二是伦理的态度。这样的态度要求我们去肯定灾难的精神价值，就像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以其自身在纳粹集中营中的经历告诉我们的，人应该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承受最后的苦难。三是审美的态度。持有这种态度的人认为人生的所谓意义都是我们自己去赋予的，但其实人类本身是无意义的。但这不是消极的看法，按照尼采的看法，如果我们敢于把人生的无意义承受下来，就是伟大的，这本身就是种意义。四是宗教的态度。如果我们相信灵魂不死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更坦然地面对死亡。无论如何，肉体是会死的，而灵魂可能会存在得更久，所以不应该只追求肉体享受，而应该去追求精神享受。其实很多东西不是生命本身所需要的，而是社会所刺激出来的，可以去追求，但不能本末倒置。灾难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想一想生命的意义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一直都在为之奔波的事情究竟有没有价值。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有两个：生命的享受和灵魂的享受，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健康、安全感、闲暇以及最重要的亲情和爱情都是我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