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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认识柴静的时候，只记得她秀气。蓝白相间的毛衣，短发，学生头，声音柔细，手腕处瘦骨嶙峋。那时候我也刚大学毕业，不知道她已经很有名，觉得她就是个笑起来挺让人亲近的同龄姐姐。
在非典来的时候，惊诧于她的能量。当时全南院儿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大领导出于安全考虑让大家没事就赶紧回家，各栏目都开始重播节目，长安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随时能飙车到140码，整个城市都空荡得充满了末日气息。我在电视里看柴静节目播，看到她浑身上下被包得如同白色粽子，头发压在帽子下面显得更像一个瘦弱的女学生，听见她在大塑料面罩后费力的呼吸声，跟随她消毒、洗手、进入病房，直面传染、无助与死亡……我在日记里写了四个字：“她真勇敢。”事后我跟人回忆，我当时想写的其实是“勇气”，因为在我看来，“勇敢”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知前方有什么的骁勇，而“勇气”是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克服恐惧依然选择去做，因为职责。
我跟柴静合作的第一个片子，是《双城的创伤》，调查六个甘肃少年连续服毒自杀事件。当时没人知道原因，只据传是跟邪教、阴谋、感情、白皮书等等有关。那是我的编导处女作，那期节目现在从操作角度看来做得极不成熟，也毫无章法，一水的DV影像风格，基本就是摄制组四个年轻人，一路拨开重重迷雾，然后发现更多的迷雾……但是这无意中回归了调查性报道的本质，就是：我们完全跟随着内心的疑问在走、在问、在追寻。柴静的采访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有一个镜头她握住幸存孩子的手，为他擦去眼泪，当时毫无新闻科班训练的我不认为那是“越界”，我认为她打动了我，也能打动他人。节目播出后，争议与赞誉齐飞。但我始终记得我接到的全国很多小朋友来信中的一封，小姑娘在末尾写道：“叔叔阿姨，原谅我字写得歪歪扭扭，我是倒挂在双杠上给你们写这封信，因为只有这样，我的眼泪才不会掉下来”。
那一次之后，我们成为了朋友。因为我们都相信，真正的好节目，可以让人看到自己。
我们一起经历了《新闻调查》环境最宽松的黄金时期，做过上市企业污染致死调查；中国音乐学院招生黑幕调查；农民工拖欠工资链条调查；中国男同性恋生存状况调查；涉及中国三十万女性健康的“注射隆胸”调查；河北杀夫女犯群体调查；早孕少女人群调查；“虐猫”事件调查等。那会儿的她剑气凌厉，一招封喉，人称“铁血女战士”，娇柔之气一扫而空，她把她身上“男人一般的理性和逻辑”发挥到了极致，让很多异性同事都自愧不如。每次前期联系采访时，我在电话里报出柴静的名字，感觉电话那头的有关部门传来隐隐的颤栗，我都自认为很有“效果”。然后……然后是风向逐渐地收紧；然后是选题越来越难以通过；然后是调查性报道的式微；然后是人心的一点点散落、凋零；然后是有一年，我也选择了出国；然后是柴静因故离开《新闻调查》……
2008年，又是地震、又是奥运，大灾、大恸、大荣、大庆，全都赶一块儿了。举国悲，举国喜，闹哄哄的一年。但最好的事情是，我们又重新开始合作了，先是《面对面》，然后是《看见》。但这次，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一些东西，从她身上长久地消失了。
她不再像过去那么咄咄逼人了；她开始重视“感受”多于“道理”；“体察”世间的矛盾多于“揭示”；“宽谅”人性的弱点多于“批判”。在采访中，遇到采访对象表达过于洒狗血，她会劝对方整理一下思路再说一遍；遇到采访对象离席而去，她也不会把这当成是噱头和胜利，反而会在节目中为人开解。我慢慢明白，渐渐消失或变淡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我”字。做《静观英伦》宣传片时，她禁止我用一个特别好看的她在剑桥大学船头托着头晒太阳的镜头，因为“太作了”；她也反复叮嘱摄像别给她太大的景别，因为“人物访谈别老用记者的特写”；她的新书封面原本是“柴静看见”四个汉字一般大，排成方块状，有一种厚实的稳定感。她看到后坚决反对，“我不要这样排自己的名字，太喧宾夺主，太自恋”；原来内页中有三个彩页是她采访的工作照，出版社认为既鲜明好看，也对销售有好处，最终也在她的坚持之下删去。因为她希望一本书是关于“人”，而不是关于“我”。
许多记者问我，她是不是有点太跟自己较劲了？她是过于在意别人对她的看法吗？我回答说以我对她的了解，她不是在意他人的标准，她是在意她心里有没有达到卡梅隆说的那个“逼近自我的极限”。
在我们做节目时，观众众口难调，常常笑多一点，观众说你不端庄，严肃一点，观众又觉得你不亲和。选题亦然，有的题材贪图观众喜欢，操作简易，大家都觉得手拿把攥，忍不住松懈，采访也出溜，最终效果上只是个“完成”，播出之后，她便会开始自我检讨。我以为她是计较观众评价，宽慰她说，“别太在意一两期节目的反馈，喜爱你的，永喜爱你。”但她回答说，“我不是要被人喜爱，我要被人尊重。如果我想取悦谁，我就不能尊重自己。以后还是要做有智力含量的题。一句话，向抵抗力最大的方向走，可以少作，别轻巧，别把思想肌肉松垮了。”我理解这“抵抗力”，既包括外界的阻力和压力，也包括自身的惰怠。她要追求认识上的“翻山越岭”。
一次我们采完一个相当有争议性的人物之后，网上吵闹一片，我有点忐忑，问她：“你觉得我们对他的采访，是让他更挨骂了？还是赢得了更多理解？”
她说：“我觉得不分立场，分智力。有脑子的理解和批评都加深了；没脑子的捍卫和攻击也加深了。”她坚信，真正的“认识”在于努力探知的程度，也来自于“反复犯错，反复推翻，反复重建的过程”。
她从不讳言自己是“小暴脾气”，片子编得出彩时，她会把你夸个花枝乱颤，不吝各种溢美之词；编得糟糕时，她的脸色让人不忍卒看。最狠的一次，她说某个片子某段的节奏“跟人临终前的呼吸一样沉闷”，把人伤心的。
做电视，尤其是幕后工作者，确实是个熬人又辛苦的活儿，栏目组时常有人离开，我有时觉得沮丧，她安慰说：“目前的电视现状，需要极大的承受力和热爱才能扛住，不必遗憾，人需要‘恰如其分’地活着。”
她永远比我心态好，做节目有余地争取的时候，一微米都绝不放弃，但事与愿违的时候，内心一秒钟都不纠结。一次次出发；一次次受挫；一次次深夜调稿；一次次行到水穷，坐看云起；一次次把弓拉满，再收回来；我不曾见她抱怨，她像是一把有自动调弦功能的胡琴，你给我个调我就能拉，给我个曲我就抑扬，而且我绝，不，走，音。像周云蓬所说的那样，有松有紧，一点一点地“沤”出一首歌来。有一天心情好了，她也自我揶揄道，“咱也没有别的，就是耐劳，耐磨，耐造。”
柴静的新书拿到手，之前我一个字都没敢看，就是不想干扰她的创作。看到她写到我和老郝的部分，是眼含热泪地看完的，于是，忍不住又“女里女气”地发短信告诉了她。
在书的后记，她写道，“老范现在是《看见》的主编，老郝当了妈，我们仨，没有失散”。又是眼一热。十年了，挺好，不知不觉，盘根错节，互相拉扯着成长，互相吸收，也深深地交会到了彼此的生命中。我想说，如果“我来这世上，是为了认识太阳”，那么我多么有幸，能跟你们一起，认识太阳。
（本文转载自范铭的博客，本刊有删节。）
（本文编辑 谢宁）
在非典来的时候，惊诧于她的能量。当时全南院儿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大领导出于安全考虑让大家没事就赶紧回家，各栏目都开始重播节目，长安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随时能飙车到140码，整个城市都空荡得充满了末日气息。我在电视里看柴静节目播，看到她浑身上下被包得如同白色粽子，头发压在帽子下面显得更像一个瘦弱的女学生，听见她在大塑料面罩后费力的呼吸声，跟随她消毒、洗手、进入病房，直面传染、无助与死亡……我在日记里写了四个字：“她真勇敢。”事后我跟人回忆，我当时想写的其实是“勇气”，因为在我看来，“勇敢”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知前方有什么的骁勇，而“勇气”是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克服恐惧依然选择去做，因为职责。
我跟柴静合作的第一个片子，是《双城的创伤》，调查六个甘肃少年连续服毒自杀事件。当时没人知道原因，只据传是跟邪教、阴谋、感情、白皮书等等有关。那是我的编导处女作，那期节目现在从操作角度看来做得极不成熟，也毫无章法，一水的DV影像风格，基本就是摄制组四个年轻人，一路拨开重重迷雾，然后发现更多的迷雾……但是这无意中回归了调查性报道的本质，就是：我们完全跟随着内心的疑问在走、在问、在追寻。柴静的采访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有一个镜头她握住幸存孩子的手，为他擦去眼泪，当时毫无新闻科班训练的我不认为那是“越界”，我认为她打动了我，也能打动他人。节目播出后，争议与赞誉齐飞。但我始终记得我接到的全国很多小朋友来信中的一封，小姑娘在末尾写道：“叔叔阿姨，原谅我字写得歪歪扭扭，我是倒挂在双杠上给你们写这封信，因为只有这样，我的眼泪才不会掉下来”。
那一次之后，我们成为了朋友。因为我们都相信，真正的好节目，可以让人看到自己。
我们一起经历了《新闻调查》环境最宽松的黄金时期，做过上市企业污染致死调查；中国音乐学院招生黑幕调查；农民工拖欠工资链条调查；中国男同性恋生存状况调查；涉及中国三十万女性健康的“注射隆胸”调查；河北杀夫女犯群体调查；早孕少女人群调查；“虐猫”事件调查等。那会儿的她剑气凌厉，一招封喉，人称“铁血女战士”，娇柔之气一扫而空，她把她身上“男人一般的理性和逻辑”发挥到了极致，让很多异性同事都自愧不如。每次前期联系采访时，我在电话里报出柴静的名字，感觉电话那头的有关部门传来隐隐的颤栗，我都自认为很有“效果”。然后……然后是风向逐渐地收紧；然后是选题越来越难以通过；然后是调查性报道的式微；然后是人心的一点点散落、凋零；然后是有一年，我也选择了出国；然后是柴静因故离开《新闻调查》……
2008年，又是地震、又是奥运，大灾、大恸、大荣、大庆，全都赶一块儿了。举国悲，举国喜，闹哄哄的一年。但最好的事情是，我们又重新开始合作了，先是《面对面》，然后是《看见》。但这次，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一些东西，从她身上长久地消失了。
她不再像过去那么咄咄逼人了；她开始重视“感受”多于“道理”；“体察”世间的矛盾多于“揭示”；“宽谅”人性的弱点多于“批判”。在采访中，遇到采访对象表达过于洒狗血，她会劝对方整理一下思路再说一遍；遇到采访对象离席而去，她也不会把这当成是噱头和胜利，反而会在节目中为人开解。我慢慢明白，渐渐消失或变淡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我”字。做《静观英伦》宣传片时，她禁止我用一个特别好看的她在剑桥大学船头托着头晒太阳的镜头，因为“太作了”；她也反复叮嘱摄像别给她太大的景别，因为“人物访谈别老用记者的特写”；她的新书封面原本是“柴静看见”四个汉字一般大，排成方块状，有一种厚实的稳定感。她看到后坚决反对，“我不要这样排自己的名字，太喧宾夺主，太自恋”；原来内页中有三个彩页是她采访的工作照，出版社认为既鲜明好看，也对销售有好处，最终也在她的坚持之下删去。因为她希望一本书是关于“人”，而不是关于“我”。
许多记者问我，她是不是有点太跟自己较劲了？她是过于在意别人对她的看法吗？我回答说以我对她的了解，她不是在意他人的标准，她是在意她心里有没有达到卡梅隆说的那个“逼近自我的极限”。
在我们做节目时，观众众口难调，常常笑多一点，观众说你不端庄，严肃一点，观众又觉得你不亲和。选题亦然，有的题材贪图观众喜欢，操作简易，大家都觉得手拿把攥，忍不住松懈，采访也出溜，最终效果上只是个“完成”，播出之后，她便会开始自我检讨。我以为她是计较观众评价，宽慰她说，“别太在意一两期节目的反馈，喜爱你的，永喜爱你。”但她回答说，“我不是要被人喜爱，我要被人尊重。如果我想取悦谁，我就不能尊重自己。以后还是要做有智力含量的题。一句话，向抵抗力最大的方向走，可以少作，别轻巧，别把思想肌肉松垮了。”我理解这“抵抗力”，既包括外界的阻力和压力，也包括自身的惰怠。她要追求认识上的“翻山越岭”。
一次我们采完一个相当有争议性的人物之后，网上吵闹一片，我有点忐忑，问她：“你觉得我们对他的采访，是让他更挨骂了？还是赢得了更多理解？”
她说：“我觉得不分立场，分智力。有脑子的理解和批评都加深了；没脑子的捍卫和攻击也加深了。”她坚信，真正的“认识”在于努力探知的程度，也来自于“反复犯错，反复推翻，反复重建的过程”。
她从不讳言自己是“小暴脾气”，片子编得出彩时，她会把你夸个花枝乱颤，不吝各种溢美之词；编得糟糕时，她的脸色让人不忍卒看。最狠的一次，她说某个片子某段的节奏“跟人临终前的呼吸一样沉闷”，把人伤心的。
做电视，尤其是幕后工作者，确实是个熬人又辛苦的活儿，栏目组时常有人离开，我有时觉得沮丧，她安慰说：“目前的电视现状，需要极大的承受力和热爱才能扛住，不必遗憾，人需要‘恰如其分’地活着。”
她永远比我心态好，做节目有余地争取的时候，一微米都绝不放弃，但事与愿违的时候，内心一秒钟都不纠结。一次次出发；一次次受挫；一次次深夜调稿；一次次行到水穷，坐看云起；一次次把弓拉满，再收回来；我不曾见她抱怨，她像是一把有自动调弦功能的胡琴，你给我个调我就能拉，给我个曲我就抑扬，而且我绝，不，走，音。像周云蓬所说的那样，有松有紧，一点一点地“沤”出一首歌来。有一天心情好了，她也自我揶揄道，“咱也没有别的，就是耐劳，耐磨，耐造。”
柴静的新书拿到手，之前我一个字都没敢看，就是不想干扰她的创作。看到她写到我和老郝的部分，是眼含热泪地看完的，于是，忍不住又“女里女气”地发短信告诉了她。
在书的后记，她写道，“老范现在是《看见》的主编，老郝当了妈，我们仨，没有失散”。又是眼一热。十年了，挺好，不知不觉，盘根错节，互相拉扯着成长，互相吸收，也深深地交会到了彼此的生命中。我想说，如果“我来这世上，是为了认识太阳”，那么我多么有幸，能跟你们一起，认识太阳。
（本文转载自范铭的博客，本刊有删节。）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