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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科学分析国内状况和世界大势，吸收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发展观。在发展的重要性、中心、阶段、目标、步骤、动力、道路、布局上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和主张。
［关键词］ 邓小平 发展观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发展之路，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思建国后特别是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从国内形势来看，1978年我们国家面临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1］邓小平在1985年8月21日曾经说过：“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2］
与此同时，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在加大。面对困境和压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分析国内状况和世界大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发展观。
1．发展的重要性：发展是硬道理
对于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不仅是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这样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且是从世界性的视域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敏锐地觉察到发展问题是个世界性问题。1985年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代表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3］他还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4］进而他认为发展不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在南方谈话中，概括为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另外，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与他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着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向和根本任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建立在快速发展上。只有坚持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创造条件，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优越性。“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5］发展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长远性、战略性问题。
2．发展的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中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摆脱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要加快改变中国的面貌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必须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指出：“现在要横下新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6］
但是，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决不意味着仅仅把发展看成是纯粹的经济现象。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指出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还包括社会的全面发展。邓小平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7］反复强调“两手抓”的方针：在思想建设方面，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在法制建设方面，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在改革开放方面，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邓小平的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关键是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充分体现了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
3．发展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和我党在改革开放中重新研究国情，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逐步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多次指出：“底子薄人口多，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这个现实情况应该是我们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建国三十年纪念讲话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已经孕育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是我们制定发展战略、目标、步骤等的基本出发点。而在之前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处级阶段。
4．发展的目标：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毛泽东时代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相对于工业化来讲虽然是一个进步，但它仍然偏重于经济和科技，还是一种传统现代化的概念。“文化大革命”的沉重灾难，使大家深切地认识到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感到只提经济和科技的现代化是不够的，应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于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就逐步提了出来。党的十三大在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奋斗目标。这样，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正式由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变成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更加全面的现代化。这个表述保持了20年，直到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才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变化过程表明，它的初始思想是邓小平的。富强、民主文明的发展目标，也体现了邓小平谋求社会各方面同步协调发展。没有把发展看成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把发展看成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发展。
5．发展的步骤：三步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从基本国情出发，借鉴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规划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步骤。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步骤：“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步骤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时代的两步走的发展步骤思想。
按照毛泽东原来的设想，中国要用大约50到100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全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实际状况。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了“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适应，我国的现代化目标有所降低。1979年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提出到20纪末的目标是达到“小康”。这样，就把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改变为实现小康。对于第三步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在1987年3月前，邓小平讲的都是接近发达国家水平；1987年4月则改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基于对我们国家和对世界各国的发展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研究后而作的调整。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个目标，认为“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8］这个现代化目标的改变，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已有深刻的认识，战略部署也更符合实际了。
6．发展的动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全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论断。他指出社会基本矛盾在当前的主要表现是，发展生产力与僵化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教体制等的矛盾。对此，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这一矛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9］，“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10］，“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11］。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改革的基本观点包括：(1)改革的性质：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发生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改革的内涵。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具体指向的是要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主要是具体体制，即领导体制、组织制度、管理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以及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对外经贸文化关系等等。 (3)改革的方式。改革要积极稳妥，看准了的坚决改，看准一条改一条，看不准的先试点，不要企图毕齐功于一役。党政各级领导机关要保持清醒头脑，精心指导。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也是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12］
7．发展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发展的道路问题，首先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3］，“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四个现代化前要有‘社会主义’四个字”［14］。其次要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十二大上，他明确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党的十三大，就正式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可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到这时已经基本形成。
8．发展的布局：非均衡的发展
1989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布隆迪总统布约亚时指出：“我们是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不一样。要我们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能照顾到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逐步走出了一条非均衡的发展之路。
(1) 经济发展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首先沿海地区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地理位置优势加快发展，然后带动内地和西部地区发展，为此他提出了顾全”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15］
按照这一发展模式的要求，中央采取了“三个倾斜”：第一，对外开放向东部倾斜，先后创办4个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辟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了长江、珠海和闽南3个三角地带，形成了41万平方公里2亿多人口的沿海开放地带。第二，优惠政策向东部倾斜，包括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第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向东部倾斜，以1994年为例，全国总投资额为15000亿元，其中向东部地区投资占到62．9%。
(2) 社会分配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同步富裕和等同富裕。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引入激励机制，允许一部分人依靠党的政策和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让一部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发展思想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搞活了经济，从1984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当然也不否认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也是至今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邓小平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索，并对贫富差距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心和提醒。邓小平过去一直强调发展经济是“大问题”，希望通过发展经济解决“十二亿怎样实现富裕”的问题，但是，1993年9月，他进一步认识到：“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分配问题搞得好不好，确实是一个与发展经济问题一样关乎国家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而且就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讲，如果搞得不好，最终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这个问题要解决”。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如果产生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对贫富差距问题的认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3］［4］［5］［6］［7］［8］［9］［10］［11］［12］［13］［14］［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4、105、282、265、248-249、250、224—225、370、138、177、131、311、138、111.
［15］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要有权威》的著名谈话中，对“两个大局”的重要思想作了经典的阐述。邓小平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责任编辑 梅 宏
［关键词］ 邓小平 发展观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发展之路，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思建国后特别是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从国内形势来看，1978年我们国家面临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1］邓小平在1985年8月21日曾经说过：“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2］
与此同时，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在加大。面对困境和压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分析国内状况和世界大势，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发展观。
1．发展的重要性：发展是硬道理
对于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不仅是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这样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且是从世界性的视域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敏锐地觉察到发展问题是个世界性问题。1985年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代表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3］他还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4］进而他认为发展不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在南方谈话中，概括为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另外，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与他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着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向和根本任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建立在快速发展上。只有坚持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创造条件，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优越性。“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5］发展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长远性、战略性问题。
2．发展的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中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摆脱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要加快改变中国的面貌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必须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指出：“现在要横下新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6］
但是，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决不意味着仅仅把发展看成是纯粹的经济现象。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指出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还包括社会的全面发展。邓小平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7］反复强调“两手抓”的方针：在思想建设方面，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在法制建设方面，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在改革开放方面，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邓小平的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关键是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充分体现了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
3．发展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和我党在改革开放中重新研究国情，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逐步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多次指出：“底子薄人口多，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这个现实情况应该是我们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建国三十年纪念讲话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已经孕育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是我们制定发展战略、目标、步骤等的基本出发点。而在之前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处级阶段。
4．发展的目标：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毛泽东时代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相对于工业化来讲虽然是一个进步，但它仍然偏重于经济和科技，还是一种传统现代化的概念。“文化大革命”的沉重灾难，使大家深切地认识到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感到只提经济和科技的现代化是不够的，应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于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就逐步提了出来。党的十三大在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奋斗目标。这样，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正式由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变成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更加全面的现代化。这个表述保持了20年，直到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才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变化过程表明，它的初始思想是邓小平的。富强、民主文明的发展目标，也体现了邓小平谋求社会各方面同步协调发展。没有把发展看成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把发展看成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发展。
5．发展的步骤：三步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从基本国情出发，借鉴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规划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步骤。党的十三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步骤：“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步骤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时代的两步走的发展步骤思想。
按照毛泽东原来的设想，中国要用大约50到100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全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实际状况。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了“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适应，我国的现代化目标有所降低。1979年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提出到20纪末的目标是达到“小康”。这样，就把到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改变为实现小康。对于第三步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在1987年3月前，邓小平讲的都是接近发达国家水平；1987年4月则改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基于对我们国家和对世界各国的发展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研究后而作的调整。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个目标，认为“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8］这个现代化目标的改变，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已有深刻的认识，战略部署也更符合实际了。
6．发展的动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全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论断。他指出社会基本矛盾在当前的主要表现是，发展生产力与僵化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教体制等的矛盾。对此，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这一矛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9］，“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10］，“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11］。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改革的基本观点包括：(1)改革的性质：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发生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改革的内涵。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具体指向的是要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主要是具体体制，即领导体制、组织制度、管理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以及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对外经贸文化关系等等。 (3)改革的方式。改革要积极稳妥，看准了的坚决改，看准一条改一条，看不准的先试点，不要企图毕齐功于一役。党政各级领导机关要保持清醒头脑，精心指导。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也是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12］
7．发展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发展的道路问题，首先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3］，“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四个现代化前要有‘社会主义’四个字”［14］。其次要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十二大上，他明确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党的十三大，就正式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可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到这时已经基本形成。
8．发展的布局：非均衡的发展
1989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布隆迪总统布约亚时指出：“我们是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不一样。要我们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能照顾到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逐步走出了一条非均衡的发展之路。
(1) 经济发展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首先沿海地区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地理位置优势加快发展，然后带动内地和西部地区发展，为此他提出了顾全”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15］
按照这一发展模式的要求，中央采取了“三个倾斜”：第一，对外开放向东部倾斜，先后创办4个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辟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了长江、珠海和闽南3个三角地带，形成了41万平方公里2亿多人口的沿海开放地带。第二，优惠政策向东部倾斜，包括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第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向东部倾斜，以1994年为例，全国总投资额为15000亿元，其中向东部地区投资占到62．9%。
(2) 社会分配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同步富裕和等同富裕。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引入激励机制，允许一部分人依靠党的政策和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让一部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发展思想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搞活了经济，从1984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当然也不否认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也是至今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邓小平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思索，并对贫富差距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心和提醒。邓小平过去一直强调发展经济是“大问题”，希望通过发展经济解决“十二亿怎样实现富裕”的问题，但是，1993年9月，他进一步认识到：“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分配问题搞得好不好，确实是一个与发展经济问题一样关乎国家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而且就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讲，如果搞得不好，最终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这个问题要解决”。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如果产生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对贫富差距问题的认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3］［4］［5］［6］［7］［8］［9］［10］［11］［12］［13］［14］［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4、105、282、265、248-249、250、224—225、370、138、177、131、311、138、111.
［15］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要有权威》的著名谈话中，对“两个大局”的重要思想作了经典的阐述。邓小平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