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泰国政局再次发生大规模波荡,泰国王权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这使得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实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政治风险.为此,把握泰国政局及其走势,并深入探究造成泰国政治现状的深层动因,无疑有着较为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中长时段泰国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势力的演变、分化、重组与博弈,不断形成新的暂时政治平衡的角度,整理分析了1932年泰国“宪政革命”以来的泰国政治史,对泰国当下政治波荡发生的深层动因进行了挖掘.
【机 构】
: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广东中山528402;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广州51063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泰国政局再次发生大规模波荡,泰国王权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这使得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实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政治风险.为此,把握泰国政局及其走势,并深入探究造成泰国政治现状的深层动因,无疑有着较为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中长时段泰国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势力的演变、分化、重组与博弈,不断形成新的暂时政治平衡的角度,整理分析了1932年泰国“宪政革命”以来的泰国政治史,对泰国当下政治波荡发生的深层动因进行了挖掘.
其他文献
办报办刊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宣传战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毛泽东在办刊办报的根本原则、基本要求、方针方法,弘扬马克思主义文风,坚持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和思考,成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办报办刊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延安时期党的理论教育是与党的革命斗争相伴而行的,为了清除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理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和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下培养优秀人才以取得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党的理论教育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的斗争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回顾延安时期党的理论教育工作,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方法,继续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工作,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素质过硬的党员干部,为争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胜利打下良好基础.
毛泽东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融合思想形成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在吸收借鉴先进知识分子们文化融合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以价值观念差异比较为现实根据,以价值观念融合为核心对象,以辩证综合、同时改造为方法原则的中西文化融合思想.该思想为中国当前的文化建设带来三点现实启示:一是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多样性;二是辩证地看待和处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往关系;三是警惕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渗透与入侵.
政治协商是一种内生于中国土壤,与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民主形式.毛泽东是中国政治协商的理论奠基者、制度创立者和实践开拓者,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他指导中国共产党与各党各派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就国家政治生活中重要问题开展广泛的政治协商.在政治协商过程中,他紧紧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价值目标,充分发挥政治协商的资源整合、利益协调和科学决策的基本职能,协商建立了新中国.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政治协商思想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团结多数、尊重少数,相互监
全面抗战爆发后,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摒弃了之前政党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之分,以最大的魄力和决心团结和联合最为广泛的抗战力量.以洛川会议中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国际宣传理念正式走向成熟,同时开始把国际宣传的基调和诉求点转为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和广泛争取外援上来,为提高党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声望,还对诸如平型关大捷这样的战绩和独创的“游击战”战法进行宣传.本文就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理念成熟过程及在全面抗战初期发挥的巨大作用进行探讨,以期为党的这段国际宣传史
自2014年印度人民党上台以来,“新印度教特性”成为印度政治最显著的特色.“新印度教特性”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顺应时代变化以及印度人民党为实现政治抱负所掀起的新一波“藏红花色浪潮”.“新印度教特性”是被本地化、现代化和日常化改造后的“印度教特性”的新形式,其从地理范围、组织运作、言论表述和国家观念构建四个方面对“印度教特性”进行了拓展和修订.同“印度教特性”一样,“新印度教特性”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之上,过于强调同质性建设,而疏于公平性发展.印度人民党在达罗毗荼运动影响深远的泰米尔纳德邦的实践充分体现了“新印
基于不同的国力判断标准,中印存在身份认知的不对等问题,该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是否承认印度的大国地位,印度对此高度敏感.中印西段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尼赫鲁最初对西段争议区表态谨慎而留有余地,但在朗久事件和收到周恩来1959年9月8日的回信后,他在西段边界上也持毫不妥协的态度.尼赫鲁认为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说明对方没有对印度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给予应有的尊重,他对中国的情绪化认知对其西段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身份认知的不对等导致边界问题的长期化,是现代中印关系的主要症结.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的对华诉求反映出印度
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先行性、基础性、工具性和人文性.“五通”愿景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语言发挥沟通观念、交流观点、推动人文交流的关键作用.南亚独特的地缘优势、资源禀赋和人文资源使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推动语言战略在南亚地区优先落地实施,不仅能够满足双边现实需求、为深化务实合作提供保障,还将为“一带一路”机制化水平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有益启示.构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战略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不仅要充分掌握沿线国家的语言国情和对华交往中的语言需求,从政策层面推动我国国内外语政
1914年中国中央政府拒绝签字而使《西姆拉条约》无效,英国方面不甘失败,试图在具体事务上“悄悄执行”《西姆拉条约》及其所谓附约《英藏贸易协定》,以期证明该条约有效,从而达至分裂中国的效果.在贸易问题上,该政策不仅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挑战,甚至英属印度的地方官员都根本不知道《西姆拉条约》及其附约的存在.经过实践,英属印度政府及其官员们一再发现,没有任何议题能够抛开中国中央政府而使用《西姆拉条约》及其附约来解决.这证明《西姆拉条约》及其附约不仅在法理上不具法律效力,甚至在英国人的政策贯彻中都无法得到执行.“麦
2021年10月29日-30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毛泽东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会议在湘潭召开.来自《求是》杂志社、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和俄罗斯科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美国菲尔丁研究生大学、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日本筑波大学等海外高校与研究机构,以及《人民论坛》《毛泽东思想研究》等媒体的一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