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兰认为，美国面临三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困境：一个是中东混乱的欧亚大陆腹地，一个是崛起而自信的“超级大国”—中国，还有一个是墨西哥面临的失败困境。
　　罗伯特·D·卡普兰在其所著《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一书中，曾十分称许法国年鉴派的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称赞他把地理学、人口学、物质和环境因素引进历史学，开辟了历史学的新天地，尽管布罗代尔与麦金德、斯皮克曼和马汉不同，没有创立专门的地缘政治理论，但是他却更富于远见，取得的成就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迄今为止所有战略思想家的集大成者”。
　　卡普兰引用牛津大学巴里·坎利夫教授所概括的布罗代尔对历史认识方法上的重要贡献：提出了“时间波长变化”的概念，即把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不同周期。“长时段”是地理意义上的变化，最为缓慢而又最为基本；“中时段”是人口、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的系统性变化，时间通常限制在一个世纪；而“短时段”则是“历史小事件”，它是政治和外交的流水账，也是媒体报道摄取的主食。布罗代尔用大海作比喻：在海底最深处，庞大的水体缓慢流动；再往上面是潮汐涌动；而最终浮在海面上的则是“惊涛拍岸的瞬间，浪花四溅，转瞬即逝”（坎利夫语）。观察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从长计议，关注“长时段”和“中时段”那些表现出人类生活“基本结构”的东西，因为那才是最终对历史走向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卡普兰之所以推崇布罗代尔，就是因为布罗代尔的这一观点，可以为他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世界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
　　2009年，卡普兰参加了在华盛顿由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办的一次战略研讨会，聆听了一些学者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的批评，并从“21世纪与美国相关的地理问题”的角度，综合了沃尔特、米尔斯海默等一行著名学者，包括已故的亨廷顿在内的观点，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美国面临三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困境：一个是中东混乱的欧亚大陆腹地，一个是崛起而自信的‘超级大国’—中国，还有一个是墨西哥面临的失败困境。”他认为，这应是决定美国对外政策最基本的因素，是长期起作用的东西。
　　在他看来，美国应尽早从中东抽身，以便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和墨西哥提出的挑战。中东地近欧亚大陆腹地，是麦金德所说的控制世界的枢纽，美国当然不会放弃。但是发动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战争，却得不偿失，既耗费了大量资源，又搞乱了中东政局，以至后来又接连发生了利比亚和叙利亚战争，一发而不可收拾，美国由此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他认为，这是美国一个不小的战略失着，把大量的军事力量和资源分散投放到中东这些“无用的战争”上面，坐视中国国力和军力迅速发展而无法遏止，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本末倒置。
　　为什么中国一定要被视为是美国的世纪对手？是社会制度的原因？是价值观的原因？也是，但不是主要的。在卡普兰等人看来，最根本的是中国的发展挑战了美国的地位，中国在东半球的地缘优势对美国继续称霸全球构成了障碍。作为一名学者，卡普兰也承认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那么好战的国家，“现在也没有要传播的意识形态，也不想把自己的政治系统扩展到其他地方；在国际政治中推动道德进步是美国打出的目标，中国人不玩这个。”中国是用经济和商业的办法融入世界各地的，但这也会误撞误入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动了别人的奶酪；即使中国只是确保自己经济的发展，也会自然而然地改变东半球的力量平衡。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将不断增强，这更为美国所不容。“北京凭借在地图上的有力位置以及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其影响力正从中亚向俄罗斯远东地区，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逐渐发展。”他引用拿破仑的话说：“某些国家的政策扎根于地理”，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扎根于地理的“迅速崛起的大陆力量”。
　　在卡普兰眼里，中国的地缘政治虽然面临诸多问题，诸多挑战，但总体上实在是太优越了，“中国在向麦金德所谓的中亚心脏地带进取的同时，也可能对斯皮克曼所谓的大陆边缘地带施加重要影响。”对“心脏地带”和大陆“边缘地带”可以一手挽之，同时施加影响力，这怎么得了？于是中国犯下了地理上的“原罪”，这是典型的“躺枪”，躺着“被敌人”！对此，我们无话可说。
　　至于卡普兰指出的美国另一个地缘政治困境，它与墨西哥的问题，那离我们太远，不议也罢。但要多说一句的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困境恐怕不止这三个，起码还包括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