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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堂的入口处，身着米白色西装的郎咸平举手在空中划过一道姿势，三步就跨上了专门为他搭建的临时舞台。坐在巴洛克宫廷式沙发上，他不断挥动“大锤”，砸向那些“那么近又如此远”的宏大经济命题。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多次听过郎咸平演讲的人感觉，这场堪称国内最贵的经济学演讲内容似曾相识。台下观众不知道的是，主办方花费了22万元来为郎先生的口若悬河买单。
而在IDEAS/REPEC近日发布的5月经济学家排行榜上，郎咸平仅列华人第十位。该机构总部位于瑞典，拥有全球最庞大经济学研究机构和科研工作者样本数据库。
圈内素有“狂名”、此次问鼎华人榜首的邹恒甫因此隔空开炮：他曾经很有学术影响力，这10年原地踏步，不进则退。
多金的“狼教授”
上海女人曾说LV的包包、卡地亚的手表，外加“郎”咸平是她们的心头好。
而完成从“郎”到“狼”的坠落，只是瞬息之间。
2011年，郭美美母女的炫富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推到”舆论焦点，使其被公众“拷问”了一个多月，就在事件的热度行将散去之时，郭美美母女做客电视节目《解码财商》，接受郎咸平的专访。
在这场并不算精彩的专访中，教授郎咸平却以一次“成功”的采访挖出了让所有大佬黯然失色的“股神”——郭美美之母。
于是，舆论再次聚焦郭美美，还额外附带上了教授郎咸平。人们纷纷质疑郎咸平的采访动机，猜测郎咸平和《解码财商》为郭美美当托，甚至有人怀疑，郎咸平收受了200万的贿赂。
之后，郎咸平愤愤不平地发表了一条名叫“我的反击”的微博，以正视听，表示要调查隐藏在郭美美母女背后的利益链。
不过，引用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的话来说，这个采访很失败。闾丘露薇认为，郎咸平这次专访存在下列三个疑点，一是只让对方想说自己要说的话。二是引导痕迹太重。三是没有追问，总是迫不及待地打断对方。
事实上，2004年以后，“郎咸平财经工作室”成立，就有专门的传播公司和工作室来对郎咸平的观点进行书籍、刊物、电视节目、网络视频等全方位的包装。卖版权、著作权，收“出场费”，这样的操作模式也与娱乐演艺界的明星包装模式并无二致。
明星化运作给郎咸平带来巨大的收益。在版税收入方面，2010年11月15日，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郎咸平以60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6位；在演讲收入方面，据《都市快报》报道，郎咸平的出场费每场已经高达15万元人民币左右。
当然，经济学者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取收益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学者过度商业化可能会不由自主地迎合民意和市场，最终影响到其独立性和外部评价。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经济学大腕们的带头，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投入到资本的怀抱中，拿他们的钱，替他们代言。在如此利益关联中，久而久之也就在经济圈内沉淀下来这样的默契：在资本利益面前，谁也不比谁更高尚，道德批评上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如此便有了“潜规则”的第二个层次：经济学家言利，而不言所谓的道德和良心。
而不讲道德和良心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圈的学术自由和学者的自由表达的萎缩——这是“潜规则”的第三个层次。正是在这个潜规则的维护下，资本、权利、经济学家的合作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的超稳定结构。
单纯的“郎监管”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当年那个单纯的郎咸平：说话总爱从1533年开始，言必提信托责任，锋芒毕露，睿智机敏，令国企老总坐立难安，令股民拍手称快。
郎咸平出生于台湾，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沃顿商学院，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后，先在美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当老师和搞研究。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定居香港，却依然默默无闻。
2000年年底，郎咸平就在北大教全中国第一届EMBA，指导门下学生深入研究当时的神秘公司德隆集团，并点出了德隆问题会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提醒投资者要警惕德隆可能出现的风险。
这时，正值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大环境，是中国企业成长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众多问题，给了他施展专业技能的机会。这个机会，成就了郎咸平。
2003年，德隆系为维持三驾马车股价，导致了资金链越绷越紧，最后彻底断裂。
德隆一役，郎咸平一举成名。成名后的郎咸平，开始天马行空。从一炮击倒德隆开始，他又搬出一个个重磅炮弹，向众多中国著名企业开战，在中国中小股民中造成巨大影响。
由于其为中小股民说话和致力于维护中小股东权益，而被中国中小股民称为“郎监管”，郎咸平此时在内地财经界的声望也达到了顶点。
2004年8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拉开了他与顾雏军的对决。
之后，他又抛出被称之为“七板斧”的长篇文章，将顾雏军兼并科龙电器后， 以科龙为平台进行的一系列国有企业收购行为，通过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等七个环节层层解开。
2004年的顾雏军同样如日中天，正在忙于缔造他的“家电帝国”。面对郎咸平射来的炮弹，他不屑一顾，还向郎咸平发出了应战的律师函。然而,也没想到，也就是一年之后，严友松和三个科龙高管突然被捕。科龙黑洞曝光，顾雏军也身陷囹圄。
同一年，郎咸平质疑科龙、海尔和TCL等著名国企的改革，认为MBO（管理层融资收购）是国企管理层变相瓜分国有资产，建议立刻停止国企产权改革。郎咸平一个人与主流经济学界论战为其赢得“斗士”的形象。
对战张维迎
颇为抢眼的是，这场混战还牵扯进了另一个经济界的明星人物——张维迎。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怎么看待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
2004年8月28日，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高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對郎咸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并暗批郎咸平把矛头对准企业家的行为。
同一天，在一个名叫“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上，身穿隐灰格藏青西装的郎咸平静地说：“我现在回复张维迎的话，经济学家是不应当为某一个利益集团说话的，那么你为什么代表中小股东利益？我就是要代表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治理是什么啊。我要代表中小股东来促使你职业经理人必承担信托责任。”
然后，郎咸平给大家讲了一个欧洲史故事——英国人发现俄罗斯的历史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看到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支撑商业经济的关键。
之后，围绕如何评价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对民营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做怎样的价值判断，郎咸平是否代表“困苦”的中小股东利益，张维迎是否在为“无良知”的企业家们代言等，中国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公共政策大辩论。
这次对战，让张维迎承受了从未承受过的质疑，责难，压力，也奠定了两人往后的命运。不同的是，张维迎总是被“骂”，郎咸平总是被“捧”。
事实上，中国国企MBO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997年，中国政府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口号。由于经济转轨，相当多国企因不适应市场经济，亏损严重、效益下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MBO因能解决国企所有者缺位及国有资本的退出渠道问题而受推崇。不过，由于相关法律不健全，国企管理层MBO也面临“管理层自买自卖”和“空手套白狼”的质疑，引发国有资产流失担忧。2005年4月，国资委和财政部不得不联合发文叫停大型国企的MBO。此后，国企改革出现停滞，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这也许是郎咸平本人也没有预料到的。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多次听过郎咸平演讲的人感觉，这场堪称国内最贵的经济学演讲内容似曾相识。台下观众不知道的是，主办方花费了22万元来为郎先生的口若悬河买单。
而在IDEAS/REPEC近日发布的5月经济学家排行榜上，郎咸平仅列华人第十位。该机构总部位于瑞典，拥有全球最庞大经济学研究机构和科研工作者样本数据库。
圈内素有“狂名”、此次问鼎华人榜首的邹恒甫因此隔空开炮：他曾经很有学术影响力，这10年原地踏步，不进则退。
多金的“狼教授”
上海女人曾说LV的包包、卡地亚的手表，外加“郎”咸平是她们的心头好。
而完成从“郎”到“狼”的坠落，只是瞬息之间。
2011年，郭美美母女的炫富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推到”舆论焦点，使其被公众“拷问”了一个多月，就在事件的热度行将散去之时，郭美美母女做客电视节目《解码财商》，接受郎咸平的专访。
在这场并不算精彩的专访中，教授郎咸平却以一次“成功”的采访挖出了让所有大佬黯然失色的“股神”——郭美美之母。
于是，舆论再次聚焦郭美美，还额外附带上了教授郎咸平。人们纷纷质疑郎咸平的采访动机，猜测郎咸平和《解码财商》为郭美美当托，甚至有人怀疑，郎咸平收受了200万的贿赂。
之后，郎咸平愤愤不平地发表了一条名叫“我的反击”的微博，以正视听，表示要调查隐藏在郭美美母女背后的利益链。
不过，引用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的话来说，这个采访很失败。闾丘露薇认为，郎咸平这次专访存在下列三个疑点，一是只让对方想说自己要说的话。二是引导痕迹太重。三是没有追问，总是迫不及待地打断对方。
事实上，2004年以后，“郎咸平财经工作室”成立，就有专门的传播公司和工作室来对郎咸平的观点进行书籍、刊物、电视节目、网络视频等全方位的包装。卖版权、著作权，收“出场费”，这样的操作模式也与娱乐演艺界的明星包装模式并无二致。
明星化运作给郎咸平带来巨大的收益。在版税收入方面，2010年11月15日，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郎咸平以60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6位；在演讲收入方面，据《都市快报》报道，郎咸平的出场费每场已经高达15万元人民币左右。
当然，经济学者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取收益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学者过度商业化可能会不由自主地迎合民意和市场，最终影响到其独立性和外部评价。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经济学大腕们的带头，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投入到资本的怀抱中，拿他们的钱，替他们代言。在如此利益关联中，久而久之也就在经济圈内沉淀下来这样的默契：在资本利益面前，谁也不比谁更高尚，道德批评上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如此便有了“潜规则”的第二个层次：经济学家言利，而不言所谓的道德和良心。
而不讲道德和良心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圈的学术自由和学者的自由表达的萎缩——这是“潜规则”的第三个层次。正是在这个潜规则的维护下，资本、权利、经济学家的合作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的超稳定结构。
单纯的“郎监管”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当年那个单纯的郎咸平：说话总爱从1533年开始，言必提信托责任，锋芒毕露，睿智机敏，令国企老总坐立难安，令股民拍手称快。
郎咸平出生于台湾，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沃顿商学院，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后，先在美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当老师和搞研究。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定居香港，却依然默默无闻。
2000年年底，郎咸平就在北大教全中国第一届EMBA，指导门下学生深入研究当时的神秘公司德隆集团，并点出了德隆问题会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提醒投资者要警惕德隆可能出现的风险。
这时，正值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大环境，是中国企业成长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众多问题，给了他施展专业技能的机会。这个机会，成就了郎咸平。
2003年，德隆系为维持三驾马车股价，导致了资金链越绷越紧，最后彻底断裂。
德隆一役，郎咸平一举成名。成名后的郎咸平，开始天马行空。从一炮击倒德隆开始，他又搬出一个个重磅炮弹，向众多中国著名企业开战，在中国中小股民中造成巨大影响。
由于其为中小股民说话和致力于维护中小股东权益，而被中国中小股民称为“郎监管”，郎咸平此时在内地财经界的声望也达到了顶点。
2004年8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拉开了他与顾雏军的对决。
之后，他又抛出被称之为“七板斧”的长篇文章，将顾雏军兼并科龙电器后， 以科龙为平台进行的一系列国有企业收购行为，通过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等七个环节层层解开。
2004年的顾雏军同样如日中天，正在忙于缔造他的“家电帝国”。面对郎咸平射来的炮弹，他不屑一顾，还向郎咸平发出了应战的律师函。然而,也没想到，也就是一年之后，严友松和三个科龙高管突然被捕。科龙黑洞曝光，顾雏军也身陷囹圄。
同一年，郎咸平质疑科龙、海尔和TCL等著名国企的改革，认为MBO（管理层融资收购）是国企管理层变相瓜分国有资产，建议立刻停止国企产权改革。郎咸平一个人与主流经济学界论战为其赢得“斗士”的形象。
对战张维迎
颇为抢眼的是，这场混战还牵扯进了另一个经济界的明星人物——张维迎。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怎么看待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
2004年8月28日，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高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對郎咸平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并暗批郎咸平把矛头对准企业家的行为。
同一天，在一个名叫“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上，身穿隐灰格藏青西装的郎咸平静地说：“我现在回复张维迎的话，经济学家是不应当为某一个利益集团说话的，那么你为什么代表中小股东利益？我就是要代表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治理是什么啊。我要代表中小股东来促使你职业经理人必承担信托责任。”
然后，郎咸平给大家讲了一个欧洲史故事——英国人发现俄罗斯的历史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看到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支撑商业经济的关键。
之后，围绕如何评价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对民营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做怎样的价值判断，郎咸平是否代表“困苦”的中小股东利益，张维迎是否在为“无良知”的企业家们代言等，中国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公共政策大辩论。
这次对战，让张维迎承受了从未承受过的质疑，责难，压力，也奠定了两人往后的命运。不同的是，张维迎总是被“骂”，郎咸平总是被“捧”。
事实上，中国国企MBO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997年，中国政府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口号。由于经济转轨，相当多国企因不适应市场经济，亏损严重、效益下降。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MBO因能解决国企所有者缺位及国有资本的退出渠道问题而受推崇。不过，由于相关法律不健全，国企管理层MBO也面临“管理层自买自卖”和“空手套白狼”的质疑，引发国有资产流失担忧。2005年4月，国资委和财政部不得不联合发文叫停大型国企的MBO。此后，国企改革出现停滞，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这也许是郎咸平本人也没有预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