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无论是开民智的“画报”，还是张女权的“女学”，上海都走在北京前面。不谈细枝末节，就讲声名显赫者，1884年5月8日创刊的《点石斋画报》，还有1898年5月31日正式开学的中国女学堂（即“经正女塾”），都让历来高傲的北京人瞠乎其后。虽有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立），谈论作为新学代表的报章、演说以及女子教育等，北京人都没能站在潮头。有1864年创立的贝满女子小学，可那属于传教士的事业。
　　要说北京民智之开，庚子事变是个重要的转捩点。“当兹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两宫仓促西狩。怠和议告成，土地割让，主权丧失，国民为之震惊，志者为之愤慨。人人发愤求强，深识者咸以振兴教育，启发民智为转弱图强之根本。”一时间，北京城里，出现了民间办学、办报的热潮。在这中间，彭翼仲之“愤国势之衰颓，毅然辞官，创办画报”（《启蒙画报》，1902），便成了标志性的举措。至于“一时文明女子，都欣欣的报名入堂，北京有女学堂，学界有女学生，从此起”的，当推沈钧及其夫人创立的豫教女学堂（1905）。

　　1907年《益森画报》第五期上的《厮役演说》，虽只提及“某女学堂”，但既然位于西四牌楼毛家湾，自是非崇芳所办振懦女学堂莫属：
　　毛家湾某女学堂，每日下午，各学生家多来相接。一女生仆人，年五十馀，初十傍晚，在该堂门首对各家父兄及仆人演说“阅报之益”，津津有味，颇能动听。演说不奇，出自厮役则奇。

　　学生年纪小，怕迷路，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其时风气未开，女学生独自上路会有危险。《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甚至明文规定：“学堂既有寝室，女师范生皆需住堂，不得任意外出。其星期及因事请假者，必须家人来接方令其行。”至于“读报”与“演说”，同为新学的象征；将其置于“女学堂”前，所谓“传播文明三利器”，可就完满无
　　缺了。
　　位于东总布胡同的淑范女学堂，原本进展顺利，1905年底的《顺天时报》上，还以《女学进步》为题，做了专题报道。两年后，学校出现了问题，《日新画报》第六期上刊出英显齐“声明开学”的告白：“北京学界仝鉴：淑范女学堂经理人文石泉君现因事告退。鄙人忝为发起人之一，不能坐视，谨择日接办，照常上课矣。”时过境迁，两位经理人何以分裂，无法查清，但知1907年的第十一期的《日新画报》上，有了《女学开课》的好消息： 　　淑范女学堂前因乏款停课，现任义务教习汪女士联合赞成员，募捐接办，并添请义务教习数位，以（已）于月之十二日开学矣。像诸位有这样的热心，真是令人佩服啊。
　　早年女学堂的教习，限于女性，且多为义务性质；也正因此，流动性很大，说不干就不干了。至于给予道义支持的“赞成员”，各学堂都有。最为豪华的阵容，当属豫教女学堂，一口气开出刑部侍郎胡燏芬、内阁学士吴郁生、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汪凤池、翰林院编修汪凤梁等官员24名，大学堂总教习服部宇之吉、八旗高等学堂教习佐伯信太郎、《顺天时报》馆总办上野岩太郎等外籍人士六名。
　　从1905年起，京师大学堂教习江亢虎（绍铨）陆续开办内城、外城、中城三处女学传习所，其一系列举措，《顺天时报》上有详细报道。江曾留学日本，与《顺天时报》自然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江亢虎君一个人办理三个女学传习所，最为学界美谈”，难怪其得到报馆主人的青睐—画报自然也不例外。“须知女学传习所的名称，出现在光绪三十一年，那时候还不成学校的规模。自从外城传习所那一处开办后，方才有具体的现象，这天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为女学传习所大纪念日。”那么，就从这备受关注的外城女学传习所的创立说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北京画报》刊出《女学传习所开学情形》，报道江亢虎所办的外城女学传习所：
　　外城女学传习所，是江亢虎君创办的，立在绳匠胡同。一切房屋，都是洋式，比别的女学堂，格外壮观。八月十三日开学那天，门口挂起国旗。十二点钟，考取的学生，陆续来到，一共一百三十几名。男女来宾，约有五百人，其中有端午帅、戴尚书、唐春卿侍郎、宝瑞臣阁学、刘仲鲁太常、孟绂臣参议，是日都登台演说，直到四点钟才散。
　　约略与此同时，1906年的《星期画报》第二期上也有一则《女学传习所开学》，其叙述更为详细，尤其是增加了端方的演说：
　　顺治门外绳匠胡同，女学传习所，房屋均改成西式，于八月十三日开学。是早，门口挂龙旗一对。十点钟，考取的女学生一百三十名，陆续到学。另外有男女来宾五百多人。两江总督端大人、礼部尚书戴大人、唐侍郎、宝阁学、刘太常、孟参议等人，皆在来宾之内。十二点钟，教习率领学生，到堂行礼毕。端大人首先登台，演说西洋女学的文明，属着美国第一。咱们中国皇太后，现在打算设一座高等女学。将来你们学生，在此毕业后，升入高等女学，作皇太后的学生，有多们体面呢。其次还有几位大老演说。最后江亢甫总办，也演说了一回。又把教习学生，合照像片一纸。到午后四点钟方散。
　　设在城南绳匠胡同的外城女学传习所开校之日，前来庆贺的男女宾客竟有五百多，来宾中包括了前一年刚被清政府派往国外考察宪政的“五大臣”里的两位，即礼部尚书戴鸿慈与两江总督端方。端大人不枉出洋考察一场，居然能谈论“西洋女学的文明，属着美国第一”；至于皇太后打算设高等女学，也只有像他这样身份的要员，才能说得出来。晚清诸封疆大吏中，端方是最为热心女学的。《东方杂志》第二年（1905）十一期的教育栏，有这样的报道：“端午帅前于召见时力言女学为教育根本，亟宜提倡，以为各省之导。”约略半年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四日《顺天时报》上刊出《拨币开办女学》消息，称：

　　顺治门外丞相胡同，外城女传习所，开学周年纪念，于八月间开展览会。十三日接待女来宾，十四日接待男来宾。本学学生课艺、画图、制造物件，暨京外各女学堂寄来之件，一概陈列学中，任人品评高下。十三日灯晚，并有电影儿戏，演毕散会。两日男女接待员，酬应都极周到。凡不在学之来宾，每位购入场券，费洋一元，此项作为捐助本学经费。本馆谬承雅爱，获入参观，模绘斯图，附录其事，登诸报端，以志盛举。
　　“谬承雅爱，获入参观”的男女来宾，亲眼目睹京津各女校成绩，必定对此“文明气象”赞叹不已。历经百年沧桑，当初展览的照片已无从寻觅，幸亏还留下了画报上的这幅图像。
　　以办女学展览的形式，吸引热心教育的各界人士前来参观；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借为灾民募捐，女学生开始走出校园。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中国妇人会在厂甸为江北灾民募捐，此事轰动一时，各报多有报道。与1907年《开通画报》第一期的《赈济难民》不同，1907年《时事画报》第一期上的《中国妇人会》焦点突出，无论图像还是文字，均以女子的卖图与收捐为中心：
　　正月十五前后，厂甸之中，商贾云集，士女纵横，洵盛事也。今年又有度支部杜主事之女公子，因江北难民，力图募捐，创设一妇人会，劝大家捐纳银钱，以济江北流民之难。当时也有捐十两银子者，也有捐七八元至一二元数十铜元不等，均已粘贴名衔榜示大众。噫，中国之热心同胞者，不意竞出于妇人女子之见，此亦中国文明之进步也。

　　二月二十五日，北锣鼓巷慧仙女工学校行开学礼，恭迎皇太后钦赐御书匾额，悬挂中堂。是日男女来宾甚盛，经理员接待周到，学校规模也极整肃。礼毕，诚裕如君登台演说，讲女界的平权自由，宗旨正大，用在中国，句句可行。寄宿舍有女士遗像，瞻仰的人，没有不起敬的。女士托付得人，诚君善成人美，可称二难。将来中国女教的发达，当从慧仙女工学校起点。
　　采写这则新闻的杨采三君，显然没有亲临现场，以致把两件事搞混了。举行开学典礼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1907年3月9日），那时堂上悬挂的是光绪皇帝钦赐御书“育才兴学”匾；至于慈禧太后赏赐的“培才劝学”匾，则是二月二十五日（1907年4月7日）方被恭迎并高挂起来的。 　　慧仙捐产兴学的故事确实感人，称其为“忽从女界一方面，放出异样灿烂的文明光线”，也未曾不可；但若真的将其作为“女教起点”来表彰，却又不见得很合适。史实上略有出入倒在其次，关键在于立说背后隐含着的正统意识。得到皇帝及皇太后的分别题匾，如此“殊荣”，当世无双；还有，开学前一天，正好学部颁行了女学堂章程。这两点，只能说明慧仙女工学校的兴办，符合朝廷的意愿。可在晚清，兴女学的真正动力在民间，而不是什么“慈宫注重女学”；朝廷最终顺从了民意，但谈论“女教起点”，不该从此入手。

女学生的装扮成为时尚

　　晚清兴办女学堂，最缺的是合格的教习、教材、教室，以及充满求知欲的女学生。朝廷当然也关心这些，可似乎对服装设计更感兴趣。为什么？原先“养在深闺无人识”，女子爱怎么穿着，那是个人的事；如今抛头露面，走在大街上，女学生的服饰，于是关系整个社会风气。最先当然是抄袭国外的设计，如得到服部宇之吉帮助的《北京豫教女学堂章程》，便明文规定；
　　学生装服宜朴实，不宜华侈，虽富家大族，既到学堂，亦必去奢崇俭。
　　豫教女学堂以“造就贤母良妇为目的”，对服装的规定更多着眼于个人道德修养，故还只是统而言之。到了1907年，学部奏定设立女子师范学堂及女子小学堂，牵涉民族国家形象，对女学生服饰的规定，于是变得越来越具体：
　　学堂教员及学生，当一律布素（用天青或蓝色长布褂最宜），不御纨绮，不近脂粉，尤不宜规抚西装，徒存形式，贻讥大雅；女子小学堂亦当一律遵守。
　　为何在女学生的服装上大做文章？就因清廷认定，“妇容之庄，有以养成高尚端淑之人格，礼教之防，莫先于此”。故1910年《学部奏遵拟女学服色章程折（并单）》，对女学生穿着的设想，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

1. 一、女学堂制服，用长衫，长必过膝，其底襟约去地二寸以上，四周均不开衩，袖口及大襟均加以缘，缘之宽以一寸为宜。
2. 二、女学堂制服，冬春两季用蓝色，夏秋两季用浅蓝色，均缘以青。
3. 三、女学堂制服，用棉布及夏布，均以本国土产为宜。

　　另外，还有不得缠足，不得簪花傅粉，不得效东西洋装束等详细的规定。

　　这些严苛而且琐碎的规定，不见得真能推行全国，但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京城里的服饰潮流。兰陵忧患生于1909年撰《京华百二竹枝词》，其中有：
　　或坐洋车或步行，不施脂粉最文明。
　　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绝高女学生。
　　诗后有小注，曰：“女学生或步或车，经过街市，容貌服色，毕露文明。”
　　如此正面肯定女学生的“不施脂粉”，不见得所有人都同意。比如，有人就以调笑的笔调，描述晚清京城里女子服饰的变化。1909年的《醒世画报》16、17期上，曾连载支那腐败人的来稿《女儿多爱学男妆》共六首：
　　足着乌靴假大方，女儿多爱学男妆；
　　凤头鞋子虽抛却，终是趑趄向路旁。
　　世事于今尽改良，女儿多爱学男妆；
　　乱头粗服焦黄面，只为不亲脂粉香。
　　慵挽青青百宝光，女儿多爱学男妆；
　　尖头便帽欹斜戴，借把花姑当女郎。
　　新式衣裳巧样镶，女儿多爱学男妆；
　　雌雄到此浑难辨，一任他人说短长。
　　蹀躞茶楼引领望，女儿多爱学男妆；
　　纸烟风镜娇模样，竟尔相忘是窈娘。
　　结队（出）操列几行（原缺一字，拟补），女儿多爱学男妆；
　　漫说娘子军无敌，输却哥舒半段枪。
　　这里所描述的不缠足（“足着乌靴假大方”），不簪花傅粉（“乱头粗服焦黄面”），袖口及大襟加缘（“新式衣裳巧样镶”），都是当年女学生的标准打扮。至于女子列队出操，更是学堂生活里最新鲜、最富于刺激的场面，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甚至成为新年画的绝好题材。
　　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更由于百姓的趋新骛奇，女学生的装扮，一时间竟成为时尚。嘲笑某男士模仿女学生，或“妓女穿裙子，假装正经人”，都还不是最要紧的，晚清京城里引领时装潮流的，竟然不是妓女，而是女学生，这点与上海大相径庭。或许，北京人的时装趣味太受伦理观念的制约，但也可能是京城里的妓女缺乏自信，这才需要抄袭女学生的服饰。1910年《醒世画报》34期上的《鱼目混珠》，对这种局面很不以为然：
　　十九日午后，玉广福斜街有两个妓女，打扮的很文明，穿着一双皮靴，鼻梁上架着一付金丝眼镜，大襟上带着一朵花儿，直像个女学生。咳，中国服制杂乱无章，男女随便胡乱混穿，以致鱼目混珠呦。
　　连妓女都喜欢模仿女学生的打扮，可见“女学堂制服”的成功；至于男女服装随便混穿，大街上从此不辨雌雄，这又有多大的危害呢？
　　在守旧者看来，此举确实非同小可。服饰风气的转移，意味着女性自我定位的变化。“女儿多爱学男妆”，与女性不再安于闺阁，开始勇敢地走上街头，二者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1908年《日新画报》25期上的《女界现象》称，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教养，拿着风筝满大街疯跑，皆缘于“女学堂不甚发达”。其实，作者误会了，若女学堂进一步发达，满大街疯跑的姑娘，还会更多。不妨看看宣统元年（1909）八月初四日《新铭画报》33号上的《姑娘御车》：

晚清京城里引领时装潮流的，竟然不是妓女，而是女学生，连妓女都喜欢模仿女学生的打扮，可见“女学堂制服”的成功。

　　前门大街，昨有一姑娘自己揽辔的一辆大马车。观此姑娘，约在二十上下岁。细一打听，敢情是某学堂的学生。那种得意的样子，就不必提了。咳，这就是自由吗？（有点过火吧？）
　　不只跑风筝，还亲自揽辔大马车，这样的场景，随着女学的发达，将会变得司空见惯。如此举措，是否真的“有点过火”，端看个人的立场及趣味。

不只跑风筝，还亲自揽辔大马车，这样的场景，随着女学的发达，将会变得司空见惯。

　　《木兰辞》广泛流传，《隋书·谯国夫人传》也多为人知，反而是明末女将秦良玉，因其牵涉历史与文学，需要略做辨析。吴友如制作的《古今百美图·秦良玉》，除引《明史·秦良玉传》，介绍因夫死袭职的秦良玉如何在明季的兵荒马乱中，“亲率土兵数千名，削木为梃，所至立功，保护数郡，号白杆兵”。后因勤王有功，获御制诗二章，其中有“从此麒麟添韵事，丹青先画美人图”。秋瑾《题〈芝龛记〉》八章中，“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咏的便是此事。据学者考证，秋瑾诗文里，最常提及的女侠，竟然不是人所共知的花木兰、梁红玉，而是秦良玉，这与其格外欣赏董榕撰于乾隆年间的《芝龛记乐府》有关。
　　有趣的是，这么一个生活在明末的巾帼英雄，竟与晚清北京的兴女学挂上了钩。比如，四川女学堂便很好地利用了此地乃秦良玉驻军旧址这一故实，充分调动读者的历史想象，让前代女杰为今日之“振起女魂”效劳：

花木兰、冼夫人（谯国夫人），还有秦良玉，这都是晚清常被提及的女英雄。

　　考察这四川女学堂，恰巧是秦女将军的遗址，藉此可以振起女魂。学堂果能发达，教育果能膨胀，学生的程度，一天高一天，那秦女将军的名誉也必一天大一天。秦良玉是前代的女杰，想不到过了二百多年，因为开办女学，又提起秦女将军，可见名誉是万年不会磨灭的。
　　而在1906年4月四川女学堂的开学典礼上，年仅17岁的“女教习刘大小姐”登台演说，也拿秦良玉大做文章。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九日《顺天时报》刊登的《参观四川女学堂举行开学礼式》报道称：“（刘）痛陈我国时局的危急，历述我国女界的腐败，并驳斥女子无才便是德七字的谬谈，又详论秦女少保的事迹，和古代班昭诸女伟人，及东西各国女界伟人的历史。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四座都为之动容。”

　　借秦良玉来为女学护驾，或者坚称“女子会骑马，正是自强的苗头儿”，都无法完全消解社会上对于女学生满街跑的担忧。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只是解读方式不无歧异。1907年3月的《顺天时报》上，有一则《各国女学情形》，提及走出家庭的女子的命运：

上街的女性，很容易成为观赏的对象；而观看靓丽的女学生，乃大多数男性潜藏的欲望。

　　然以深闺之弱女，浸入社会活动之中心，耸立于万目注视之焦点，世人认为轻佻、为浅薄，或所难免。倘不慎之始，流弊所及，令女界再沉沦黑暗之世界，又未可知也。
　　作者是从女性命运着眼，可言谈中带出某种偏见。何以女性一旦进入社会，便会“耸立于万目注视之焦点”？这里隐藏着一个假设：上街的女性，很容易成为观赏的对象；而观看靓丽的女学生，乃大多数男性潜藏的欲望。所谓“近日女学始兴，而一二荡检逾闲之女流，阳昌学生之名，阴行越礼之事”，板子打的是女流，根源却在男子身上。关键在于，“好女子”成群结队，坦然行走在大街上，吸引公众目光，调动男性的潜在欲望，此举很可能使得“礼崩乐坏”，整个社会秩序从此失去控制—这才是朝廷以及卫道士们最为担忧的。
　　回头再看蒙养院或女学堂章程，体会主事者深深的忧虑。荣庆、张百熙、张之洞《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站在朝廷的立场，严防女子“自行择配”、“蔑视父母”，不无道理；可为何还要禁止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呢？说是为了保护弱女子免遭侵害，可未尝没有担心男性被诱惑的考虑。《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折（附章程）》称，“中国女德，历代崇重”，最为重要的，是认真攻读《列女传》《女诫》《女训》等，“及外国女子修身书之不悖中国风教者”。接下来规定，无论中外人士，不得随便进入女学堂参观；女师范生必须住堂，不得任意外出。此等规定，所要严加约束的，不完全是女性，还包括其可能的诱惑对象。 　　1908年的《奏为遵议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折》中，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
　　所以必使住堂者，放假有定期，不使招摇过市，沾染恶习。至学堂衣装式样，定为一律，以朴素为主，概行用布，不服罗绮，其钗珥亦须一律，不准华丽。
　　一个“不服罗绮”，一个“不使招摇过市”，二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这一规定，主要不是为了女子自身的道德修养，而是担心“服罗绮”且“招摇过市”的女学生，成为都市里最为靓丽的风景，吸引大量公众目光，对现有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奏折的起草者，其实相当了解中国普通民众的趣味；只是其防患于未然的思路，未必真能奏效。
　　女人打扮入时，路人难免多看两眼，但警察对盛装女子评头品足，或者男学生“两眼直勾勾的竟瞧来往的妇女，外带着大开批评”，可就不太文明了—晚清北京画报中，多有纠正如此陋俗的。最能显示这种民间趣味的，当属1907年《开通画报》第8期上的《花界热心》。“自从江北遭此惨状，北京各色人等，都发了善念。惟妓女向例热心，因江北饥民大家商议大开演说会，上捐的人颇踊跃。”很可惜，如此激动人心的场景，被画面右上角那手持望远镜的男子给破坏殆尽。人家在募捐，他在看什么？不外是尽情欣赏那“盛装表演”的妓女。

　　甘石桥第一女学蒙养院，每日下学时候，街上人挤了个满儿，简直的过不去人。看学生虽是好事，可也别妨碍交通呵。可是该处守望的，也该竭力的劝劝才好。
　　女学堂门口挤满人，是来看女学生的；不用说，观众都是男性。校门口牌子，横的是“京师第一蒙养院”，竖的则为“西城私立第一两等女学堂”。可以与此媲美的，是1909年《正俗画报》18期刊登的《太不像事》：西单牌楼北边京师第一蒙养院附设女学传习所门口，站着几位女学生，旁边不远处就是停放人力车处；车夫们不只窥视，而且调笑，说这个发式新潮，那个脚太大。作者于是感叹：这实在不成体统，警察应赶紧将车夫轰走。
　　围在女学堂门口的男性，倘若只是“观赏”，即便你认定其举止不太文明，也奈何他不得。当初学部设计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时，已经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故称：
　　开办之后，倘有劣绅地棍，造谣诬蔑，借端生事者，地方官有保护之责。
　　问题在于，人家不是“劣绅地棍”，也没有“借端生事”，地方官吏无权弹压。不必驾马车、跑风筝，单是年轻漂亮的女学生，成群结队，游走街市，如此流动的风景，便是对于男性潜在欲望的充分调动。这才明白，“女学堂服装”为何会成为妓女争相模仿的对象。

觉醒的女子

　　晚清北京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走过若干身着崭新校服的女学生，吸引了众多民众以及记者/画师的目光。千万别小看这幅略显黯淡的图景。正是这些逐渐走出深闺的女子，十几年后，借助五四新文化潮流，登上了文学、教育乃至政治的舞台，展现其“长袖善舞”的身姿，并一举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
　　画报的存在，起码让我们了解，这些其实并不弱小的“弱女子”们，如何在公众的凝视下，逐渐成长的艰辛历程。那些充满好奇心的“凝视”，包含惊讶与激赏，也隐藏偏见与误会，但所有这些目光，已经融入女学成长的历程，值得我们认真钩稽、仔细品味。
　　“画报中的女学”，不仅仅混合着民众的街头窥探与画师的笔墨技巧，还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直面的，除了具体的图像资料，还包括凝视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以及凝视本身的历史性。
　　视野开阔、兴趣广泛的晚清北京画报，并没自觉承担记录女学历史的重任；今人即便披沙拣金，所呈现出来的图景，无论如何都是残缺不全的，且多少带有“后设”的味道。明知存在如此陷阱，仍想借助五个具体场景，迅速掠过那风云激荡的年代，给予晚清女学“惊鸿一瞥”。
　　1906年的《开通画报》6期上，有《说说没有教育的女子罢》，讲述的竟然是汉朝朱买臣休妻的故事。借助于《烂柯山》等传统戏曲，女性读者大都晓得什么叫“马前泼水”。作者正是希望通过这广为人知的故事，激发女性受教育的欲望：
　　我望那有钱有力量的旗汉同胞哇，马马利利儿的多立些处女学堂女工厂，将来咱们全国的女子通盘的都有学问，全明白了人之大伦，不但没有嫌贫爱富的妇女，就连那不懂得家庭教育的妇女也就见不着一个儿了。

　　早期女子教育的宗旨，并非培养独立意识与工作能力，而是“涵养女子之德性”，故“慧眼识丈夫”，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学部终于同意开女学了，可又设置众多限制，目的是严防“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如此朝廷意图，画报作者心领神会。1908年的《北京日日画报》160期上，有《学部限制女学生》图，配上三言两语，竟然就把这一切说得清清楚楚：
　　听学部人说，该部以朝廷现在创设女子学堂，各省自应由官家一体设立，特订《女学堂章程》，今将最要紧的录于下。（一）男女学生不准交友；（二）禁止蓄留前额发；（三）不准创自由结婚之说；（四）男学开会，女生禁到，女学开会，男生禁到；（五）女学堂以三从四德为根本；（六）开女学原为昌明家庭教育，举凡一切关于国家之事，无须女学生干预，尤不准有登场演说之事。
　　简洁的画面上，听训的，是毕恭毕敬的女学生；手持文本（或许就是《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训话的，自然又是学业有成、地位显赫的中年男子。

早期子女教育的宗旨，并非培养独立意识与工作能力，而是“涵养女子之德性”，故“慧眼识丈夫”，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按照朝廷的设想，可以开办女学堂，但必须防止女学生目无尊长甚至妄议朝政。所谓“其无益文词概不必教，其干预外事、妄发关系重大之议论，更不可教”，就是这个道理。可思想的闸门一旦开启，后面的事情，其实很难控制。1908年的《北京日日画报》61期上，报道湖南某女子，撰写一《女界国会请愿书》，洋洋数千言，切中要害，可格于禁例，无法入都呈递，只好邮寄。接受了新教育的众女子，虽暂时无法亲自进京递交请愿书，但其议论朝政的意愿，已跃然纸上。

　　只要朝廷允许兴女学，总有一天，觉醒了的女子，会走上街头，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一大趋势，根本无法阻挡。终于，风声鹤唳中，女革命党携带炸弹；随后，又有北洋女师范学堂组织提灯游行，庆贺中华民国成立。短短几年间，行走在北京画报中的女学生，竟然从早先的“贤妻良母”，一转而为“女革命党”。如此女学论述/想象的演变，可谓一日千里。
　　不妨说，晚清北京的画报，为中国女学的发展，勾勒了一个大致轮廓。但就像所有的“凝视”都有其历史性一样，北京画报观察女学的视角，以及描述女学的技法，严重受制于那个时候京城里的舆论环境。
　　京城里的女学生，会关心国事，但不可能像秋瑾那样运动会党，奔走革命；京城里的画报，有若干尖锐的讽刺画，也不可能像1905年创办于广州的《时事画报》（潘达微、高剑父、陈垣等编辑），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家反抗清廷的政治立场。作为“第一声啼哭”， 1902年6月23日《启蒙画报》创刊号上的《小英雄歌》，就已经为整个晚清北京画报的叙述定下了调子。所谓“英雄本原有二事，为子当孝臣当忠”，如此温和的文化立场，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完全可以接受。接下来的“曲终奏雅”，更预示了日后北京画报某种很难超越的局限：
　　小英雄，休云小，少不好学行将耄。
　　古人因文能见道，今人开智宜阅报。
　　臧否人物且勿谈，是非朝政故勿告。
　　我愿小英雄，流览画报启颛蒙，从兹世界开大同。
　　既然是办报（即便是娱乐性较强的画报），不可能没有任何褒贬抑扬。所谓“臧否人物且勿谈”，日后多有突破；可“是非朝政故勿告”，则成为晚清北京画报很难逾越的禁区。相对于同时期广州、上海等地的画报，北京人显得谨小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