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田晓慧一说要回老家,脸涨得通红,紧接着,眼泪鼻涕一大把地往下掉。她几乎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家,尽管她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只有动物园和天安门。
2010年2月4日,立春。
北京市大兴区旧富镇树桥村的一片廉租房前,一两个月前的积雪尚未融化,冷得彻骨。不远处瓦砾堆旁的一幢三层小楼和一个院子,几乎成了这一带最庞大的建筑。一侧的墙上,“新苑学校”四个大字尽管已被敲掉,但剥落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空无一人的操场上,扔着几本被风翻开的课本。教室里残存着元旦联欢会的喜庆——五颜六色的拉花挂在窗户上,黑板上“新年快乐”的字样也没来得及擦去,看得出主人离去时的仓促。
“春节之后,就轮到拆它了。”废墟上的一节旧车厢里,钻出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他负责帮人掌管着这所学校的钥匙。
城市边缘
10岁的田晓慧曾经是新苑学校四年级的学生。从出生到现在,她只回过两次湖南株洲的老家。家里,除了年迈的奶奶,还有一个马上要读高中的姐姐。早在1992年,田晓慧的父母就开始在东高地的市场上卖菜。
东高地是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等单位的驻地。几个作业区和家属区,使得此处的市场随之繁荣起来。来京打工的外地人,和本地人穿插着住在一起。田晓慧一家的廉租房,和航天系统的家属院仅一墙之隔。
“房租每月300元,电费是1.4元。”这个10岁的孩子熟谙这些数字。
田晓慧的母亲一直觉得有些愧对女儿,“她爸爸每天凌晨一两点多就去上货,我早上五六点出门,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家。孩子上学后,一次都没送过她。学习也没时间教她,在学校靠老师,回家靠自己。农村人不像城里人,一个孩子好多人看着。但我们农村的孩子吃饭洗衣服都要靠自己。”
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田晓慧的母亲从没把自己当成过城里人,因为“户口不是城里的”。她惟一的指望就是两个孩子,“要是能考上学了,就可以从农村到城市了。”
河南人刘锋也有着同样的想法。最早来北京的时候,他在一个厂子里打工。有了女儿刘晶文后,刘锋两口子在东高地的市场上租了个门面房,开起了加工制作羽绒服的小店。为的是时间自由点儿,可以照顾孩子。
“我们老家有不少人在外打工,把孩子丢在家里。大部分孩子初中都没上,就辍学了。”刘锋家有亲戚上过大学,甚至还有个表妹出了国。家里人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否则没什么出路。
翠绿色的长羽绒服套在6岁的刘晶文身上,显得有些臃肿。小姑娘似乎完全听不懂父母说的话,径自一人晃晃悠悠地走来走去,摆弄着满地的碎布头。问到她,她会说喜欢上学。“如果不让上了呢?”刘锋逗她。“还上。”刘晶文忽闪着眼睛,奶声奶气地说。
同样来自湖南株洲的符金鹏也喜欢上学,并且会说,“学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但具体到什么叫改变命运,改变什么命运,她摇着头,一脸茫然地掏出一本练习册,其中的一篇短文,标题是《战胜命运的孩子》。
狂热的校长
新苑学校校长蒋茂堂从这些孩子身上找到了他当年的影子。
即将到知天命的年纪,蒋茂堂也没搞清楚自己究竟是哪的人,亲生父母是谁。他是个被抱养的孩子。严重的胎毒使得蒋茂堂刚生下来就被遗弃,后被一个拉车人抱走,交到了他在山西长治的养父母手中。那个年月,这对好心的夫妇抱着孩子四处寻医问药。
这段听来的身世让蒋茂堂觉得自己的命是“捡来的”。“没有这个社会和这么多好人,今天就没有我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回报这个社会。”说这些话的时候,蒋茂堂言辞恳切,目光炯炯,看上去不像“唱高调”。至今,蒋茂堂还完好地保存着当年赶大车的人抱走他时用的毛巾。几十年的侵蚀,这块普通的白毛巾泛了黄,破旧不堪。
真正让他疯狂投身教育事业的原因,来自另一个小插曲。
刚上小学,周围的孩子就听说了蒋茂堂的身世,还发现他身上有胎毒留下的疤痕。“小疤瘌屁股”、“不是亲妈生的”……蒋茂堂在前面走,后面就有人跟着喊,更调皮的孩子甚至会找准机会扒下他的裤子。“放学是要排队回家的,每次我都不排,一下课就赶紧往家跑。慢了,就会有人追上来喊。”蒋茂堂记得,最后还是老师挺身而出,批评了那些孩子。蒋茂堂找回了自己仅存的尊严。
“当老师”从此成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根植于他的童年。
高中毕业后,蒋茂堂没上大学,直接当起了老师。此后的几十年,他又因为各种原因转投其他行业,开过长途车、在街边画过像、下井挖过煤。挖煤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都会想着自己站在讲台上,有学生等他上课。
上世纪90年代,蒋茂堂到了北京,先是在一个贵族学校当老师。那里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每学年的学费是85万兀。
“那些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蒋茂堂的语气中带着些鄙夷,倒是那些外来打工者的孩子更让他揪心,“他们虽然有亲爹亲妈跟着,但毕竟是从大山走到北京,走在边缘地带,是弱势群体。在这个城市里,没人眨他们一眼。像我当年一样,孤零零的。”
2001年,蒋茂堂拿着全家人2.5万元的积蓄,在大兴区租了两个民宅,建起了学校。当年,一个挺有名的教育家给他题词,说他“急家长所急,为国家分忧”。大兴区政协的领导也参观过学校,并鞠了个躬,说是代表大兴人民感谢他。
蒋茂堂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
三次“蒸发”
2003年,蒋茂堂接到了“逐客令”。主管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地方太小,不适合办学。当年的蒋茂堂还很“听话”,把能卖的东西卖了,课桌和椅子拆了腿,拉回山西老家。学生们能转学的转学,实在没办法的,就送回了老家。
蒋茂堂管那天叫“黑色的8月25日”。后来别人告诉他,他离开后,学校还是好端端地摆在那儿。办学的是附近一个做小生意的人。“你蒋校长这个人做人太厚道了,吃亏。”有人这样提醒他。
仅仅三个月后的11月26日,蒋茂堂再次“杀回”北京。而今,当天的火车票就夹在他的笔记本里,车票背后写着教委、双语等几个关键词。“我在火车上想着,来了北京一是要再找一下教委,二是看看一个双语学校的教学楼能不能用,另外就是,干脆回以前的那个贵族学校。”
奔走了一个月后,蒋茂堂找到了一个地方租用。对方要求他交22万元,蒋茂堂只凑了5万元,双方便达成协议,蒋茂堂办学,对方收学费。蒋茂堂花了6000块钱,把以前的桌椅板凳从老家拉回了北京。
半年后,蒋茂堂再次被逐。合伙人看到蒋办学校挣不到多少钱,索性把他赶走。
从学校离开时,蒋茂堂的身上只有1000块钱。随后,他找到了大兴区的一座二层小楼。他和人家谈合作,依旧是由他办学,对方收学费。
第三次搬离,是蒋茂堂惟一一次“主动出击”。他觉得学校成了规模,应该有更好的校舍,更大的发展。 2005年,蒋茂堂找到了新苑学校现在的房东。他和房东去谈,先交了8万元钱,盖起了学校。接下来,每年25万元的租金。
“几乎每一次,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搬迁。”蒋茂堂认为,搬迁指的是找好新的地方,迁过去,“我的每一次搬离都是一次蒸发,一次消失,一次中止。”
主管部门
“如果时光能倒流,你要是我的学生,一定会崇拜我的。”蒋茂堂陶醉在他的光环中,丝毫不在意脚上那双几十块钱的皮鞋已经有了个裂缝。他甚至不吝啬用“伟大”这样的词形容自己,说出之后,又会补充一句,“其实也不是什么伟大,只是借用这个词。”
老师曹丽红也认为蒋茂堂挺了不起。此前,曹丽红已经辗转过三个打工子弟学校任教。第一个学校因为离家远,第二个学校没过多久就拆了,“我骑着车在北京周边转了好几天,最后找到了新苑学校。这个学校收费低,条件也还不错。更主要的是,校长这个人有感染力。”
蒋茂堂的感染力在主管部门那里并没起到什么作用。新校舍刚建好不久,当地管理站的领导找上门来,一进门,就给开了5000块钱罚单,说是设施不全。并称是为儿童健康考虑。“你是关注儿童健康,我是关注儿童健康成长。我为了儿童健康成长,砸锅卖铁地办学校。你关注儿童健康,一来就罚5000块钱?你捐上5000块钱多伟大呀!”蒋茂堂的爆脾气一下子上来了,堵得对方没话说,悻悻离去。
搬进去的第10天,公安局的电话又打到了他的办公室,说是教学楼电线老化。蒋茂堂又让对方撞了一鼻子灰,“我们的教学楼拿的是国家A级合格证书,怎么会老化?再说,你怎么知道老化,你刨墙了吗?”
在新苑学校工作了4年半的教务主任倪景珍的印象中,主管的教育教学部门从来没到学校过问,偶尔来找的都是卫生等相关检测部门,“政府可能也有过一些保障什么的说法,但到这儿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2004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启用。北京市教委下发的通知称,《办学许可证》仅适用于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范畴的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不在《民办教育促进法》调整范围内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不再颁发《办学许可证》。检查学校属性主要包括举办者性质、举办资金的性质和学校服务面向的性质等方面。
大兴区教委社教科科长张香坦说,目前大兴区的31所打工子弟学校,通过审批的有12所。蒋茂堂的新苑学校不在通过审批之列。
“本来和北京的孩子比起来,我们这些打工子弟的孩子就是二等公民了。现在又分了有许可证的和没有许可证的,那我们岂不是又成了三等公民?”蒋茂堂忿忿不平。他认为所谓的审批并没有一定标准,批不批都是上面领导说了算。他承认,也可能是自己的性格使其无法委曲求全,也给办学添了不少麻烦。
慈善家
没通过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同样会受到一些公益人士的关注。两年前,一位慈善家给新苑学校捐了25万元。教务主任倪景珍在那一年涨了工资,此前,她每月工资只有600元。由于交不起自家孩子的学费,只得把他送回了老家读初中。
在打工子弟学校当了9年校长,蒋茂堂多少看出了点儿名堂,“办这种学校的一般有三类人。一种是想好好干点事,培养些学生的。还有一种是一些小商贩,有的甚至是文盲,每年花一两万元的租金找个潮湿、阴暗的角落办学,靠这个挣钱。第三种是一些搞房地产的老板,做企业之余,想借助公益事业给自己脸上贴金。”
最容易被同情的是第二类人。“旁人一看,哎呀,这个学校条件这么艰苦,孩子们在这么简陋的地方学习,得赶紧捐钱。其实他们办学成本很低,大部分钱都被力学人装进了腰包。”蒋茂堂“鄙夷”地说完后,又不忘了补充一句,说自己并不是看不起这些人。
让蒋茂堂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学校有着明亮、宽敞的教室,升旗仪式上,学生们要用双语讲话;他请过美国、荷兰的老师过来给孩子们上课;考试的时候,他把孩子们拉到操场,间隔一米五,一定要他们的真实成绩。
蒋茂堂绝对相信,这些打工子弟们可以和北京的孩子相媲美,这甚至成了他潜意识里的一个目标。“有公立学校组织学生来新苑学校参观,估计那儿的老师是想让北京的学生们看看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让他们受受教育。”蒋茂堂对这种行为有着隐隐的敌意,他找自己的学生来和对方PK,“那些北京孩子唱歌,我们的孩子能跳舞。他们吹笛子,我们就会拉二胡。估计他们走的时候,也是灰溜溜的。”
“真正愿意为孩子们做点什么的慈善人士,我们是欢迎的。那种带着施舍的慈善,我们是不欢迎的。”蒋茂堂分得很清楚。
南城改造
2009年12月16日,蒋茂堂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平等。这一天,他拿到了“全国优秀校长”的奖项。在人民大会堂,和247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校长共同领奖,其中大部分来自公立学校。
这一荣誉对蒋茂堂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讽刺。此时,他已经接到通知,要求学校在2010年元旦之后必须搬走。
“我拿了这个奖,但注定成了光杆司令。”蒋茂堂的表情说不出的复杂。
这一次的搬离,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2009年11月,北京市正式发布《城南行动计划》,要将近2900亿元的资金投向城市南部,改变北京城南北“阴阳脸”的不均衡现状。大兴区也在改造之列。
蒋茂堂再一次廉价卖了些桌椅,找了几辆货车把剩下的东西拉走,暂放在燕郊的一个仓库里。
大兴区教委主任李达显然也有些无奈,“这个是城市统一规划,因为以前的平房区需要改造。那些学生我们会让他们到附近的学校上学,而且,打工子弟学校要拆的并不多,不是说我们取缔了这种学校。”
旧宫镇教育助理刘玉卿也强调,这一次不是光拆学校,而是连附近的民房一起拆,“拆了之后,外地人、本地人都得迁走。一些孩子恐怕就得跟他们的父母回老家,或者找别的地方了,不会再在这儿上学了。”刘玉卿说,旧宫镇的公立学校可以接纳这些学生,如果接收不了,也还有别的打工子弟学校。
“因为涉及拆迁,所以我们区县教委就没法再负责了。”大兴区教委社教科科长张香坦说,区教委的工作就是妥善安置学生,不能让他们没学校。至于分流方案,首先是以公办学校为主,还有就是通过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以及需要规范保留的学校。
旧宫一小的党委书记李德义并没有感到太大压力,“现在还没有家长过来找,因为南城改造的事刚提出来,估计这个问题到暑假才会凸显出来。”他同时表示,在本地学生不满员的情况下,会尽可能地接受外地学生。
去向
2006年,北京市海淀区叫停了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后,将15万余名民工子弟分流到了公立学校就读。
外来的孩子和本地孩子在一起读书,在蒋茂堂看来,不是什么好事,“有的公立学校,即便外地孩子再优秀。到了评‘三 好学生’的时候,也评不上。因为名额就那么几个,老师会照顾本地学生,不公平。”
北京市《关于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规定,流动人口中接受义务教育的对象,是指随父母来京、年龄在6岁至15岁的儿童、少年。借读入学的条件是,在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
但刘锋在北京城打听了一大圈后得知,不少公立学校,不但要交高额赞助费,而且不接收半路入学的学生,“我们出来干活,就是为了孩子以后能比我们强,可现在她连学都上不了。”
“我爸说了,开学的时候带我去周围转转,看有什么学校能上,没有的话就赶紧买火车票回家。”符金鹏没觉得回老家有什么大不了。但她时不时会缠着老师曹丽红,“老师,你能不能打电话问问校长,我们什么时候开学?”
田晓慧一说要回老家,脸涨得通红,紧接着,眼泪鼻涕一大把地往下掉。她几乎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家,尽管她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只有动物园和天安门。
吴京阳的母亲看见两个孩子就犯愁。大儿子吴京阳在新苑学校上到三年级的时候,回老家读了一年。家乡的老师说他的普通话说得太好,跟当地人口音不一样,让他留了一级。在老家上了一年后,父母又把他接回北京。“现在学校不能上了,孩子都成小流浪孩了。我们这些卖菜的,感觉跟要饭的也差不多。”在北京打工这些年,吴京阳的母亲屡屡听到一句带着浓厚京腔的话,“不就是个臭卖菜的吗!”
老师曹丽红觉得自己简直是个“扫帚星”。“我怎么到哪个学校,哪个学校就要拆。”接下来,她又得骑着自行车找学校了,“这种学校没保障,和最普通的建筑是一样的。让你拆就得拆,没有任何余地。”但她多少还是对那个又黑又瘦的校长蒋茂堂抱有些希望,认为他没准哪天会找到新的校舍。
学校没了,蒋茂堂的家也没了。此前,他一直和妻子住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而今,妻子回了山西老家。他一个人裹着件黑色的棉服,居无定所。可以肯定的是。在找到新校舍之前,他不会再回大兴了。这个有着强大内心的男人,没有勇气面对他的学生、老师、资助过他的人,以及即将变成一堆瓦砾的新苑学校。
2月7日,蒋茂堂打来电话,说是看到了“新闻联播”中温家宝有关教育的讲话,“总理说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说要让那些有终身办学志向的人不受任何名利干扰诱惑,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说得多好……”几声叹息后,蒋茂堂挂断了电话。
2010年2月4日,立春。
北京市大兴区旧富镇树桥村的一片廉租房前,一两个月前的积雪尚未融化,冷得彻骨。不远处瓦砾堆旁的一幢三层小楼和一个院子,几乎成了这一带最庞大的建筑。一侧的墙上,“新苑学校”四个大字尽管已被敲掉,但剥落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空无一人的操场上,扔着几本被风翻开的课本。教室里残存着元旦联欢会的喜庆——五颜六色的拉花挂在窗户上,黑板上“新年快乐”的字样也没来得及擦去,看得出主人离去时的仓促。
“春节之后,就轮到拆它了。”废墟上的一节旧车厢里,钻出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他负责帮人掌管着这所学校的钥匙。
城市边缘
10岁的田晓慧曾经是新苑学校四年级的学生。从出生到现在,她只回过两次湖南株洲的老家。家里,除了年迈的奶奶,还有一个马上要读高中的姐姐。早在1992年,田晓慧的父母就开始在东高地的市场上卖菜。
东高地是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等单位的驻地。几个作业区和家属区,使得此处的市场随之繁荣起来。来京打工的外地人,和本地人穿插着住在一起。田晓慧一家的廉租房,和航天系统的家属院仅一墙之隔。
“房租每月300元,电费是1.4元。”这个10岁的孩子熟谙这些数字。
田晓慧的母亲一直觉得有些愧对女儿,“她爸爸每天凌晨一两点多就去上货,我早上五六点出门,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家。孩子上学后,一次都没送过她。学习也没时间教她,在学校靠老师,回家靠自己。农村人不像城里人,一个孩子好多人看着。但我们农村的孩子吃饭洗衣服都要靠自己。”
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田晓慧的母亲从没把自己当成过城里人,因为“户口不是城里的”。她惟一的指望就是两个孩子,“要是能考上学了,就可以从农村到城市了。”
河南人刘锋也有着同样的想法。最早来北京的时候,他在一个厂子里打工。有了女儿刘晶文后,刘锋两口子在东高地的市场上租了个门面房,开起了加工制作羽绒服的小店。为的是时间自由点儿,可以照顾孩子。
“我们老家有不少人在外打工,把孩子丢在家里。大部分孩子初中都没上,就辍学了。”刘锋家有亲戚上过大学,甚至还有个表妹出了国。家里人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否则没什么出路。
翠绿色的长羽绒服套在6岁的刘晶文身上,显得有些臃肿。小姑娘似乎完全听不懂父母说的话,径自一人晃晃悠悠地走来走去,摆弄着满地的碎布头。问到她,她会说喜欢上学。“如果不让上了呢?”刘锋逗她。“还上。”刘晶文忽闪着眼睛,奶声奶气地说。
同样来自湖南株洲的符金鹏也喜欢上学,并且会说,“学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但具体到什么叫改变命运,改变什么命运,她摇着头,一脸茫然地掏出一本练习册,其中的一篇短文,标题是《战胜命运的孩子》。
狂热的校长
新苑学校校长蒋茂堂从这些孩子身上找到了他当年的影子。
即将到知天命的年纪,蒋茂堂也没搞清楚自己究竟是哪的人,亲生父母是谁。他是个被抱养的孩子。严重的胎毒使得蒋茂堂刚生下来就被遗弃,后被一个拉车人抱走,交到了他在山西长治的养父母手中。那个年月,这对好心的夫妇抱着孩子四处寻医问药。
这段听来的身世让蒋茂堂觉得自己的命是“捡来的”。“没有这个社会和这么多好人,今天就没有我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回报这个社会。”说这些话的时候,蒋茂堂言辞恳切,目光炯炯,看上去不像“唱高调”。至今,蒋茂堂还完好地保存着当年赶大车的人抱走他时用的毛巾。几十年的侵蚀,这块普通的白毛巾泛了黄,破旧不堪。
真正让他疯狂投身教育事业的原因,来自另一个小插曲。
刚上小学,周围的孩子就听说了蒋茂堂的身世,还发现他身上有胎毒留下的疤痕。“小疤瘌屁股”、“不是亲妈生的”……蒋茂堂在前面走,后面就有人跟着喊,更调皮的孩子甚至会找准机会扒下他的裤子。“放学是要排队回家的,每次我都不排,一下课就赶紧往家跑。慢了,就会有人追上来喊。”蒋茂堂记得,最后还是老师挺身而出,批评了那些孩子。蒋茂堂找回了自己仅存的尊严。
“当老师”从此成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根植于他的童年。
高中毕业后,蒋茂堂没上大学,直接当起了老师。此后的几十年,他又因为各种原因转投其他行业,开过长途车、在街边画过像、下井挖过煤。挖煤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都会想着自己站在讲台上,有学生等他上课。
上世纪90年代,蒋茂堂到了北京,先是在一个贵族学校当老师。那里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每学年的学费是85万兀。
“那些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蒋茂堂的语气中带着些鄙夷,倒是那些外来打工者的孩子更让他揪心,“他们虽然有亲爹亲妈跟着,但毕竟是从大山走到北京,走在边缘地带,是弱势群体。在这个城市里,没人眨他们一眼。像我当年一样,孤零零的。”
2001年,蒋茂堂拿着全家人2.5万元的积蓄,在大兴区租了两个民宅,建起了学校。当年,一个挺有名的教育家给他题词,说他“急家长所急,为国家分忧”。大兴区政协的领导也参观过学校,并鞠了个躬,说是代表大兴人民感谢他。
蒋茂堂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
三次“蒸发”
2003年,蒋茂堂接到了“逐客令”。主管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地方太小,不适合办学。当年的蒋茂堂还很“听话”,把能卖的东西卖了,课桌和椅子拆了腿,拉回山西老家。学生们能转学的转学,实在没办法的,就送回了老家。
蒋茂堂管那天叫“黑色的8月25日”。后来别人告诉他,他离开后,学校还是好端端地摆在那儿。办学的是附近一个做小生意的人。“你蒋校长这个人做人太厚道了,吃亏。”有人这样提醒他。
仅仅三个月后的11月26日,蒋茂堂再次“杀回”北京。而今,当天的火车票就夹在他的笔记本里,车票背后写着教委、双语等几个关键词。“我在火车上想着,来了北京一是要再找一下教委,二是看看一个双语学校的教学楼能不能用,另外就是,干脆回以前的那个贵族学校。”
奔走了一个月后,蒋茂堂找到了一个地方租用。对方要求他交22万元,蒋茂堂只凑了5万元,双方便达成协议,蒋茂堂办学,对方收学费。蒋茂堂花了6000块钱,把以前的桌椅板凳从老家拉回了北京。
半年后,蒋茂堂再次被逐。合伙人看到蒋办学校挣不到多少钱,索性把他赶走。
从学校离开时,蒋茂堂的身上只有1000块钱。随后,他找到了大兴区的一座二层小楼。他和人家谈合作,依旧是由他办学,对方收学费。
第三次搬离,是蒋茂堂惟一一次“主动出击”。他觉得学校成了规模,应该有更好的校舍,更大的发展。 2005年,蒋茂堂找到了新苑学校现在的房东。他和房东去谈,先交了8万元钱,盖起了学校。接下来,每年25万元的租金。
“几乎每一次,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搬迁。”蒋茂堂认为,搬迁指的是找好新的地方,迁过去,“我的每一次搬离都是一次蒸发,一次消失,一次中止。”
主管部门
“如果时光能倒流,你要是我的学生,一定会崇拜我的。”蒋茂堂陶醉在他的光环中,丝毫不在意脚上那双几十块钱的皮鞋已经有了个裂缝。他甚至不吝啬用“伟大”这样的词形容自己,说出之后,又会补充一句,“其实也不是什么伟大,只是借用这个词。”
老师曹丽红也认为蒋茂堂挺了不起。此前,曹丽红已经辗转过三个打工子弟学校任教。第一个学校因为离家远,第二个学校没过多久就拆了,“我骑着车在北京周边转了好几天,最后找到了新苑学校。这个学校收费低,条件也还不错。更主要的是,校长这个人有感染力。”
蒋茂堂的感染力在主管部门那里并没起到什么作用。新校舍刚建好不久,当地管理站的领导找上门来,一进门,就给开了5000块钱罚单,说是设施不全。并称是为儿童健康考虑。“你是关注儿童健康,我是关注儿童健康成长。我为了儿童健康成长,砸锅卖铁地办学校。你关注儿童健康,一来就罚5000块钱?你捐上5000块钱多伟大呀!”蒋茂堂的爆脾气一下子上来了,堵得对方没话说,悻悻离去。
搬进去的第10天,公安局的电话又打到了他的办公室,说是教学楼电线老化。蒋茂堂又让对方撞了一鼻子灰,“我们的教学楼拿的是国家A级合格证书,怎么会老化?再说,你怎么知道老化,你刨墙了吗?”
在新苑学校工作了4年半的教务主任倪景珍的印象中,主管的教育教学部门从来没到学校过问,偶尔来找的都是卫生等相关检测部门,“政府可能也有过一些保障什么的说法,但到这儿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2004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启用。北京市教委下发的通知称,《办学许可证》仅适用于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范畴的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不在《民办教育促进法》调整范围内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不再颁发《办学许可证》。检查学校属性主要包括举办者性质、举办资金的性质和学校服务面向的性质等方面。
大兴区教委社教科科长张香坦说,目前大兴区的31所打工子弟学校,通过审批的有12所。蒋茂堂的新苑学校不在通过审批之列。
“本来和北京的孩子比起来,我们这些打工子弟的孩子就是二等公民了。现在又分了有许可证的和没有许可证的,那我们岂不是又成了三等公民?”蒋茂堂忿忿不平。他认为所谓的审批并没有一定标准,批不批都是上面领导说了算。他承认,也可能是自己的性格使其无法委曲求全,也给办学添了不少麻烦。
慈善家
没通过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同样会受到一些公益人士的关注。两年前,一位慈善家给新苑学校捐了25万元。教务主任倪景珍在那一年涨了工资,此前,她每月工资只有600元。由于交不起自家孩子的学费,只得把他送回了老家读初中。
在打工子弟学校当了9年校长,蒋茂堂多少看出了点儿名堂,“办这种学校的一般有三类人。一种是想好好干点事,培养些学生的。还有一种是一些小商贩,有的甚至是文盲,每年花一两万元的租金找个潮湿、阴暗的角落办学,靠这个挣钱。第三种是一些搞房地产的老板,做企业之余,想借助公益事业给自己脸上贴金。”
最容易被同情的是第二类人。“旁人一看,哎呀,这个学校条件这么艰苦,孩子们在这么简陋的地方学习,得赶紧捐钱。其实他们办学成本很低,大部分钱都被力学人装进了腰包。”蒋茂堂“鄙夷”地说完后,又不忘了补充一句,说自己并不是看不起这些人。
让蒋茂堂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学校有着明亮、宽敞的教室,升旗仪式上,学生们要用双语讲话;他请过美国、荷兰的老师过来给孩子们上课;考试的时候,他把孩子们拉到操场,间隔一米五,一定要他们的真实成绩。
蒋茂堂绝对相信,这些打工子弟们可以和北京的孩子相媲美,这甚至成了他潜意识里的一个目标。“有公立学校组织学生来新苑学校参观,估计那儿的老师是想让北京的学生们看看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让他们受受教育。”蒋茂堂对这种行为有着隐隐的敌意,他找自己的学生来和对方PK,“那些北京孩子唱歌,我们的孩子能跳舞。他们吹笛子,我们就会拉二胡。估计他们走的时候,也是灰溜溜的。”
“真正愿意为孩子们做点什么的慈善人士,我们是欢迎的。那种带着施舍的慈善,我们是不欢迎的。”蒋茂堂分得很清楚。
南城改造
2009年12月16日,蒋茂堂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平等。这一天,他拿到了“全国优秀校长”的奖项。在人民大会堂,和247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校长共同领奖,其中大部分来自公立学校。
这一荣誉对蒋茂堂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讽刺。此时,他已经接到通知,要求学校在2010年元旦之后必须搬走。
“我拿了这个奖,但注定成了光杆司令。”蒋茂堂的表情说不出的复杂。
这一次的搬离,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2009年11月,北京市正式发布《城南行动计划》,要将近2900亿元的资金投向城市南部,改变北京城南北“阴阳脸”的不均衡现状。大兴区也在改造之列。
蒋茂堂再一次廉价卖了些桌椅,找了几辆货车把剩下的东西拉走,暂放在燕郊的一个仓库里。
大兴区教委主任李达显然也有些无奈,“这个是城市统一规划,因为以前的平房区需要改造。那些学生我们会让他们到附近的学校上学,而且,打工子弟学校要拆的并不多,不是说我们取缔了这种学校。”
旧宫镇教育助理刘玉卿也强调,这一次不是光拆学校,而是连附近的民房一起拆,“拆了之后,外地人、本地人都得迁走。一些孩子恐怕就得跟他们的父母回老家,或者找别的地方了,不会再在这儿上学了。”刘玉卿说,旧宫镇的公立学校可以接纳这些学生,如果接收不了,也还有别的打工子弟学校。
“因为涉及拆迁,所以我们区县教委就没法再负责了。”大兴区教委社教科科长张香坦说,区教委的工作就是妥善安置学生,不能让他们没学校。至于分流方案,首先是以公办学校为主,还有就是通过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以及需要规范保留的学校。
旧宫一小的党委书记李德义并没有感到太大压力,“现在还没有家长过来找,因为南城改造的事刚提出来,估计这个问题到暑假才会凸显出来。”他同时表示,在本地学生不满员的情况下,会尽可能地接受外地学生。
去向
2006年,北京市海淀区叫停了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后,将15万余名民工子弟分流到了公立学校就读。
外来的孩子和本地孩子在一起读书,在蒋茂堂看来,不是什么好事,“有的公立学校,即便外地孩子再优秀。到了评‘三 好学生’的时候,也评不上。因为名额就那么几个,老师会照顾本地学生,不公平。”
北京市《关于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规定,流动人口中接受义务教育的对象,是指随父母来京、年龄在6岁至15岁的儿童、少年。借读入学的条件是,在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暂住证。
但刘锋在北京城打听了一大圈后得知,不少公立学校,不但要交高额赞助费,而且不接收半路入学的学生,“我们出来干活,就是为了孩子以后能比我们强,可现在她连学都上不了。”
“我爸说了,开学的时候带我去周围转转,看有什么学校能上,没有的话就赶紧买火车票回家。”符金鹏没觉得回老家有什么大不了。但她时不时会缠着老师曹丽红,“老师,你能不能打电话问问校长,我们什么时候开学?”
田晓慧一说要回老家,脸涨得通红,紧接着,眼泪鼻涕一大把地往下掉。她几乎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家,尽管她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只有动物园和天安门。
吴京阳的母亲看见两个孩子就犯愁。大儿子吴京阳在新苑学校上到三年级的时候,回老家读了一年。家乡的老师说他的普通话说得太好,跟当地人口音不一样,让他留了一级。在老家上了一年后,父母又把他接回北京。“现在学校不能上了,孩子都成小流浪孩了。我们这些卖菜的,感觉跟要饭的也差不多。”在北京打工这些年,吴京阳的母亲屡屡听到一句带着浓厚京腔的话,“不就是个臭卖菜的吗!”
老师曹丽红觉得自己简直是个“扫帚星”。“我怎么到哪个学校,哪个学校就要拆。”接下来,她又得骑着自行车找学校了,“这种学校没保障,和最普通的建筑是一样的。让你拆就得拆,没有任何余地。”但她多少还是对那个又黑又瘦的校长蒋茂堂抱有些希望,认为他没准哪天会找到新的校舍。
学校没了,蒋茂堂的家也没了。此前,他一直和妻子住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而今,妻子回了山西老家。他一个人裹着件黑色的棉服,居无定所。可以肯定的是。在找到新校舍之前,他不会再回大兴了。这个有着强大内心的男人,没有勇气面对他的学生、老师、资助过他的人,以及即将变成一堆瓦砾的新苑学校。
2月7日,蒋茂堂打来电话,说是看到了“新闻联播”中温家宝有关教育的讲话,“总理说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说要让那些有终身办学志向的人不受任何名利干扰诱惑,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说得多好……”几声叹息后,蒋茂堂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