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罗·威尔逊的一句名言是：“我们因梦想而伟大，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大梦想家。”丹朗先生虽经历了几次政治和时代的变迁，但外在环境的变化未能影响到他对艺术梦想的追求，甚至对艺术的热爱有增无减。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一个“现实”的借口，很多人抛弃了自己的梦想、遗忘了自己的所爱，面对现实的同时不知不觉的迷失了自己，再也找不回自己真正的方向了。这是多么可悲的事，但很多人正在经历着……丹朗先生在有权有势的贵族生活和有艺术气氛的平民生活，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中选择了后者，选择了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有多少人能做到这点？有些人调侃说丹朗先生是“傻帽”，其实我认为真正的“傻帽”，是抵挡不住外在的诱惑从而放弃自己内心的人，面对物质从而放弃灵魂的人。我想在这里致敬像丹朗先生一样有梦想，并为之付出真正的行动，让它成为神圣事业的人们。是您们让世界变得更精彩！ ——桑旦拉卓读后感
　　拉萨西北郊的堪培乌孜山下，有一座贡巴萨寺，曾经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寺庙。隔着拉萨湿地往南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布达拉宫，背后山沟里生长着繁茂的绿树鲜花，山下有大片的寺属土地。第四世贡巴萨活佛在这里生养了五个子女。丹增朗杰是他的长子，生于1950年。熟悉他的朋友及同人都称呼他为丹朗。丹朗一岁的时候，西藏历史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丹朗说，那时候他太小，但还隐约有一点印象。他家别墅旁的平房里，住进了八九十个士兵，那是首批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应当是进军西藏部队的先遣队。
　　贡巴萨寺始建于七世班禅时期即公元18世纪，其最大的主寺在现在外蒙古地区。贡巴萨·土登吉扎是这座寺院的第四世活佛，1917年生于朗县，5岁时被认定为贡巴萨活佛转世。贡巴萨·土登吉扎19岁时，蒙古贡巴萨寺院大管家多次来函，要求贡巴萨活佛到蒙古接管寺院事宜。此时恰逢喜饶嘉措大师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邀请，于是贡巴萨·土登吉扎陪同大师，由拉萨出发，取道印度，途经香港、上海到达南京。贡巴萨·土登吉扎准备借此机会前往蒙古处理在蒙古的贡巴萨寺院一事。然而，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华全面战争，国民政府即派出一个护卫队，将喜饶嘉措大师、贡巴萨活佛一行护送至西宁，交马步芳部护送回藏。贡巴萨活佛在内地的经历和喜饶嘉措大师的教诲，使他对西藏与祖国关系有了最初的感知和认识。

　　丹增朗杰后来才知道，“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张经武将军受中央委派，作为中央代表，一行共计十二人，绕行中国香港、印度，从亚东进入西藏，会见了当时正准备出走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两人见面后，张经武介绍了协议签订的经过和具体内容，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随后十四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接受了“十七条协议”。张经武也进入了拉萨，当时住在一处叫赤莫的院落里，但由于藏军严格把守，外人不得与之接触。贡巴萨活佛得知，张代表的藏文翻译叫朋措扎西（彭哲），是青海人，曾经受教于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而贡巴萨活佛也曾是喜饶嘉措大师的大弟子，因此，可以算是同门弟子。贡巴萨活佛便以探望师兄为名，带着当时拉萨少有的水果和蔬菜，还有番茄，来到赤莫银巴大院，见到了他的同学朋措扎西，并由他引荐拜会了张经武代表。此后，贡巴萨与十八军首长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因此，首批进藏的先遣人员，最早就在贡巴萨大院落脚。不久，又进来四五百人，可能是一个团，房屋住不下这么多人，贡巴萨活佛便请部队在自家寺庙前的草地上扎下帐篷。那块草地邻近拉萨湿地，与布达拉宫遥遥相望。据说，当时噶厦政府的人还拿着望远镜监视这边的动静。在西藏尚未进行民主改革、仍然是旧政权时，如此厚待“红汉人”，把解放军迎进自己家中，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甚至是杀头之罪。
　　丹朗记得，他四五岁的时候，驻藏人民解放军还会派出吉普车，来接他们家人到营地去参加节日联欢。在他父亲的协调和支持下，哲蚌寺将西郊诺堆林卡的闲置土地卖给解放军，建立了现在的“七一”农场和“八一”农场。解放军官兵遵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在购买的这片土地上开展生产自给。贡巴萨活佛随后就到解放军的“七一”农场里，教授解放军藏语文，成了一名藏文教师。贡巴萨也会在休息日或节日，把十八军首长请到家里来做客，客人们还会给丹增朗杰这样的孩子一些小礼物。
　　在丹朗9岁时，拉萨的局势变得十分紧张，即使他只是一个孩子，也能够感受到当时的白色恐怖。1959年3月，事态一触即发。派出的侦察人员，其实就是丹增朗杰的侍佣，从八廓街打探返回，带来的都是外面叛乱人员集结闹事的消息，气焰十分嚣张。当时，贡巴萨一家住在临近拉萨河的藏族干部学校，贡巴萨活佛担任了藏干校的总务处长。丹朗说，那几天，解放军全副武装，严阵以待，父亲贡巴萨活佛也是枪不离身。除了长枪短枪外，藏干校的干部还每人配发了两枚手榴弹。因为一时找不到手榴弹袋，父亲让丹朗骑着很罕见的三枪牌自行车，当时丹朗个子还小，只能斜蹬着自行车架，到藏干校马车队缝纫处，用白色帆布做了一个简易的弹袋，装上那两枚手榴弹挎在腰间。丹朗在外面沿街看到的状态非常恐怖，正如他父亲所说，如果让叛乱分子得逞，他们全家肯定都要遭殃。

　　应该是3月19号那天夜间，解放军通知藏干校所有家属人员，晚上睡觉不能脱衣服，随时可能有情况发生。丹朗说，那会儿是小孩儿，不懂得害怕，反而很兴奋，等待着情况的出现。可没熬多大一会儿，还是睡着了。大概是午夜，被一阵激烈的枪声惊醒了，解放军把所有家属人員全部带进事先挖好的战壕。丹朗他们还会偶尔伸着脑袋向外探看，但马上就被流弹吓得缩回来。紧张的局势没有持续超过两天，拉萨的叛乱基本被平息，丹朗他们走出壕沟，感觉天已经变了，叛军已经撤逃，胜利的旗帜在飘扬。父亲贡巴萨活佛则带领着解放军部队去往墨竹工卡一带，继续平息叛乱的战斗了。 　　1964年，刚过13岁的丹朗，坐着汽车从拉萨出发，经过十几天的颠簸，到柳园换乘火车，终于来到陕西咸阳西藏公学，成为预科班的一名学生。他喜好绘画，和另外几个同样喜好绘画的学生一起，成为预科班学生中的美术爱好者，后来就成了学校美术组一员了。民族学院的正规学习不到两年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丹朗记得，那天发“红卫兵”袖章，全班的人都有，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出身贵族，没有得到红袖章。为此，他十分沮丧。但后來群众分成两大派组织，也就不管什么出身了，他参加了“农奴戟”，算是一个“保皇派”吧。他的美术天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黑板报、墙报、专栏上得到了发挥。丹朗由此也与同学当中的美术爱好者结成了朋友，后来一起在西藏从事美术工作。
　　1965年西藏公学改为西藏民族学院。1970年8月，丹朗毕业回到西藏。毕业分配时，他主动向学校申请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于是被分配到拉萨汽车修配厂，当上了一名翻砂工，浇铸汽车的配件。据说，他一天能浇铸12个配件，每个配件能卖1000块钱左右，但他每月的工资只有42元，丹朗感觉到产业工人是特别能够创造效益的。翻砂工没干多久，丹朗被抽调到厂里的“大批判组”，还是做他的美术工作。他画得最多的是毛主席像，后来还画过华主席像。曾经是把邓小平的像当作大批判当中的漫画，后来又成为正面形象，后来邓被再次打倒，又成了漫画，再后来又成了正面形象。
　　两年后，丹朗被调到刚成立不久的西藏人民出版社，专门从事图书装帧设计及美术编辑工作。此时，为西藏的革命做出过贡献的父亲贡巴萨活佛，已经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了。父亲把原属于贡巴萨寺院的全部物件，基本上都捐赠给国家了。当他母亲提醒他是不是要给孩子们留点什么时，父亲说，只要是他们跟着共产党，他们都有自己的手脚，还担心没饭吃啊？！
　　作为贡巴萨主席的后代，又曾担任过多年的党支部书记，组织上还是很看重丹朗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组织上有意培养提拔使用丹增朗杰，相关部门很正式地安排谈话，但他非常喜欢自己的专业，担心有了什么级别的行政职务会把美术专业给荒废了，他委婉而又坚决地辞谢了组织的好意，一直做着美编室主任。那一阵，拉萨业内就有传闻说，出版社有一个“傻帽”，给乌纱帽都不要。丹增朗杰笑笑，他就是那个“傻帽”，他真的不想当官，只想做好自己的业务工作。
　　2008年贡巴萨主席以92岁高龄辞世，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立即打来电话表示哀悼并问候家人。党和政府一直把最早支持解放军进藏的老人挂在心中。老人去世后，政府拨出专款购买黄金白银，作为贡巴萨第四世活佛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在哲蚌寺密宗院为他修建了灵塔。

　　丹朗自己现在也退休了，他还是喜欢自己的专业，经常自己开着车到西藏各地去采风写生，没事的时候就到他在太阳岛上的一处画室画画。他的油画《珠穆朗玛》被人民大会堂收藏。在自治区党政部门等众多重要场所均有他绘制的油画作品。他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徽章的设计者、是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大庆、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等大庆徽标的中标设计者。
　　我与丹朗相识于西藏收藏家协会的会议上。他是常务副会长。我问他有什么收藏，他告诉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收藏，但前任的会长们说，你这个人就是最大的收藏啊！丹朗是西藏自治区外宣品审定专家组成员，是西藏画院副院长、油画学会副主席。去年，他找到我，希望能在我们西藏牦牛博物馆举办一次油画展览，我们欣然同意，那是很有质量和水平的一场展览。日前，丹朗开车带着我，来到贡巴萨寺。原来的贡巴萨寺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了，现在是重建的新寺，也算是贡巴萨的家寺了。为祭奠父亲，寺里的佛像是他们兄妹自己出资请的，平日里都是哲蚌寺管理着，逢到宗教节日，家人都会到这里来祭奠老父亲。过去的古树都没有了，只剩下几棵老的桃树，现在市政部门正在种植新的树苗和花草。前两年，拉萨市修建北环路，正好经过寺前，政府指示设计部门，修改图纸，北环路绕行了60米，以示对这座寺庙的保护，体现对贡巴萨活佛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