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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夫是小提琴怪杰基顿·克莱默，现任丈夫是举世无双的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伊莲娜·巴什基洛娃（Elena Bashkirova）来自于一个非凡的家庭，她的父亲是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大牌教授兼钢琴家迪米特里·巴什基洛夫（Dimitry Bashkirov），她自己则是一位知名钢琴家，专攻室内乐和钢琴伴奏。身为一个骄傲的母亲和幸福的妻子，她与巴伦博伊姆育有两子，其中一位叫迈克尔·巴伦博伊姆，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去年作为西东合集管弦乐团（WEDO）的首席与父亲一同来到中国巡演。
今年春天，她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演奏厅与上海交响乐团的弦乐演奏家们一同出演了施尼特凯的《钢琴五重奏》和舒曼的《降E大调钢琴五重奏》。次日，我们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找到了她。于是，围绕着如此光辉的音乐家庭，便有了如下的对话。
● 在音乐上，你从父亲迪米特里·巴什基洛夫教授那里学到了些什么，哪点最宝贵呢？
○ 有很多最宝贵的点点滴滴。当然，他教给了我演奏音乐的方法，首先是用音乐思考。我们的训练从来都是整合在一起的，比如技巧、声音、乐感，它们互为交融。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便系统地聆听管弦乐、室内乐和歌剧，那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对音色特别敏感。我父亲最令学生受益的，也许就是教会他们音色的重要性，音色的概念无时无刻不在大脑里。他教会我们辨别音色，并赋予我们制造出美妙音色的能力，因为这靠的不是双手，而是大脑。然后就是乐曲的结构、分句和对音乐及总谱严格的把握。那真是让人心驰神往的俄罗斯式教育，可惜我在课堂上待的时间不长，大概也就三年吧。
● 你刚才简单提到了俄罗斯音乐学派。随着全球化进程，还有俄罗斯学派这一说法吗？
○ 没有了。曾经有过俄罗斯钢琴学派，这一学派其实深深扎根于李斯特。李斯特的学生们遍布世界，比如在美国、法国、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像使徒一样宣扬李斯特的衣钵，这便是各个钢琴学派的由来。讲到俄罗斯钢琴学派，人们总是有一种陈年老调，认为我们只讲情感宣泄，而缺乏理性，超大的声音，煽情的高涨，这其实是偏见。我还是学生时，老师们在教学理念和音乐观点上其实已经千差万别，有的甚至是南辕北辙。所以，所谓俄罗斯学派，不可一概而论，而是有很多分支。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那就是对音乐大赛的热衷。现在中国的音乐热就是因比赛而起，在俄罗斯曾经也是这样，大家热衷于追求完美，将自己的实力锤炼到一定高度，自然而然也有了教育的强盛和人们对教育的重视。那时的学校，遍地是天才，天才之处不一而同。天才有机会朝各自的方向发掘天赋，发展职业。六岁或者七岁就开始上学，然后持续十一年。在学校里，音乐教育总是第一位的，随后才是数学、物理等等。这种教学方式后来被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吸收照搬，但不幸的是，两德合并后，东德的这一传统就荡然无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滔天大错。
● 是否正是因为要培养新人，所以你策划成立了耶路撒冷室内音乐节（Jerusalem Chamber Music Festival）？
○ 也不尽然。建立耶路撒冷室内音乐节其实有着更加本土的缘由。我们并非旨在鼓励培养青年才俊，而是鼓励培养当地的大众。要知道，耶路撒冷是一座走在钢丝上的城市，有着人们无法想象的宗教和政治争端。那里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忧心忡忡地生活着。从文化上讲，在以色列建国之前，耶路撒冷是一座知识的麦加圣地，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音乐家和文化大家都聚集于此。但随着时间推移，耶路撒冷褪尽了往昔的知识荣耀和财富，人们竞相离开，那里成了一座历史名城。我想试图让那里的人民觉得，耶路撒冷在文化上依旧有案可循，于是我找到了灵感。对耶路撒冷来说，我是一个外人，在一些友人、音乐家、媒体人士和音乐学家的邀请下，我们需要为这座城市付出些什么，因为这座城市正在消亡。于是我和几个朋友聊起了成立室内乐音乐节的想法，将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邀请到耶路撒冷，让这座城市重新焕发青春。
●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关于室内乐的非常有趣的评论：“演奏室内乐的人通常比听室内乐的人更加享受。”你觉得呢？
○ 这取决于谁来演奏。演奏室内乐固然让人心旷神怡，但听众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积累才能聆听室内乐。这不像一首大型的交响曲，比如贝多芬的交响乐，庞大的乐队能让你振奋激昂，让你沐浴在声音的海洋里。室内乐需要更为积极的聆听和主动的参与，听众需要成为音乐的一部分。你最好不要边干别的事边听室内乐，室内乐需要你一心一意地集中，成为它的一部分。
● 你现在应该还与基顿·克莱默保有密切的私交。我猜你应该听说过他去年写给瑞士维尔比耶（Verbier）音乐节的一封公开信。你读过这封信吧？
○ 这封公开信最大的问题是他不用剑指维尔比耶音乐节。世界上有很多音乐节，维尔比耶只是其中一个，而且是一个很棒的音乐节，克莱默过去十五年来都和他们保持良好关系，每年都去那里演出。所以他可能觉得受够了。你知道，有两种做音乐的方式，或者说有很多种。维尔比耶是群星闪耀的音乐节，但造星的不是音乐家，而是音乐家周边的人，比如经纪公司、媒体、像你这样的乐评人、唱片公司、公关公司，一条产业链。把尽可能多的大牌们集结到一起，依靠他们的名声和号召力做一个音乐节，确实可以奏效一阵，但恐怕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到最后，这并不是在做音乐，而是在做生意。做音乐是找几个有共同语言的人一起演奏音乐，呈现给大众。我猜克莱默在音乐上对现今的造星运动极为不满，故出此言。而我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就截然不同，没有任何商业味，没有经纪公司，没有唱片公司，没有人在兜售什么。这也不是寻求职业发展，而是年轻人来认识更多的同行，继而朋友之间互相邀请和合作。像雷诺·卡普松（Renaud Capuson）和尼克莱·兹奈德尔（Nikolaj Znaider）这样的大腕，他们来演出的时候还是乳臭未干，无人问津。现在兹奈德尔已经开始指挥了，他是一个很棒的指挥。回到这封公开信，克莱默说的很多话都是对的，但他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维尔比耶音乐节，他不应该争锋相对，指名道姓。
● 无论是从出身还是从婚姻来说，你的家庭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音乐传统。会不会有这样一场家庭音乐会，丹尼尔在指挥，你在弹琴，迈克尔拉琴呢？
○ 我可不这样看。我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生活。我丈夫和我尽量避免以家庭的形象一起演出，这是我们全力区分开的事情。但和迈克尔就另当别论了，迈克尔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个性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不仅仅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的儿子，而是在走一条自己的路。他很聪明，学习哲学，有一颗善于分析的大脑和有趣的性格。我觉得他会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我也乐于和他一起演奏和巡演。你知道，姓巴伦博伊姆其实很累，因为人们对你有了先入之见，对你的演奏有了期望值，人们会说“他可是巴伦博伊姆的儿子”。我觉得这反而是戴在他手上的一副镣铐，而不是一把尚方宝剑。
● 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孩子根本不跟父姓，比如伊戈尔·马克维奇（Igor Markevitch）的儿子。
○ 我们的另一个儿子没有改变自己的姓氏，但改变了自己的行业。他是一个从事嘻哈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制作人兼音乐家，和我们完全不同了。
●作为钢琴伴奏，你和安娜·涅特莱科（Anna Netrebko）和托马斯·夸斯托夫（Thomas Quasthoff）都合作过。钢琴伴奏经常会被独奏或独唱的光环盖过，这会让你感到不快吗？
○从来没有。之所以叫钢琴伴奏，就是为人伴奏，我不介意。如果演奏擅长写歌曲的作曲家的音乐，比如舒伯特，钢琴伴奏反而能让你学到更多。为很多艺术歌曲伴奏，你会在室内乐及钢琴独奏上表现更为优异，这对我们的发展来说尤为重要。它帮助我们发展听觉，理解字词与音乐的关系，因为每个字都有不同的音乐着色。比如你在演奏一首钢琴奏鸣曲，突然间发现有一段音型（modulation）和《冬之旅》一模一样。细微差别的感知之处，便现高低了。
今年春天，她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演奏厅与上海交响乐团的弦乐演奏家们一同出演了施尼特凯的《钢琴五重奏》和舒曼的《降E大调钢琴五重奏》。次日，我们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找到了她。于是，围绕着如此光辉的音乐家庭，便有了如下的对话。
● 在音乐上，你从父亲迪米特里·巴什基洛夫教授那里学到了些什么，哪点最宝贵呢？
○ 有很多最宝贵的点点滴滴。当然，他教给了我演奏音乐的方法，首先是用音乐思考。我们的训练从来都是整合在一起的，比如技巧、声音、乐感，它们互为交融。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便系统地聆听管弦乐、室内乐和歌剧，那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对音色特别敏感。我父亲最令学生受益的，也许就是教会他们音色的重要性，音色的概念无时无刻不在大脑里。他教会我们辨别音色，并赋予我们制造出美妙音色的能力，因为这靠的不是双手，而是大脑。然后就是乐曲的结构、分句和对音乐及总谱严格的把握。那真是让人心驰神往的俄罗斯式教育，可惜我在课堂上待的时间不长，大概也就三年吧。
● 你刚才简单提到了俄罗斯音乐学派。随着全球化进程，还有俄罗斯学派这一说法吗？
○ 没有了。曾经有过俄罗斯钢琴学派，这一学派其实深深扎根于李斯特。李斯特的学生们遍布世界，比如在美国、法国、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像使徒一样宣扬李斯特的衣钵，这便是各个钢琴学派的由来。讲到俄罗斯钢琴学派，人们总是有一种陈年老调，认为我们只讲情感宣泄，而缺乏理性，超大的声音，煽情的高涨，这其实是偏见。我还是学生时，老师们在教学理念和音乐观点上其实已经千差万别，有的甚至是南辕北辙。所以，所谓俄罗斯学派，不可一概而论，而是有很多分支。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那就是对音乐大赛的热衷。现在中国的音乐热就是因比赛而起，在俄罗斯曾经也是这样，大家热衷于追求完美，将自己的实力锤炼到一定高度，自然而然也有了教育的强盛和人们对教育的重视。那时的学校，遍地是天才，天才之处不一而同。天才有机会朝各自的方向发掘天赋，发展职业。六岁或者七岁就开始上学，然后持续十一年。在学校里，音乐教育总是第一位的，随后才是数学、物理等等。这种教学方式后来被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吸收照搬，但不幸的是，两德合并后，东德的这一传统就荡然无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滔天大错。
● 是否正是因为要培养新人，所以你策划成立了耶路撒冷室内音乐节（Jerusalem Chamber Music Festival）？
○ 也不尽然。建立耶路撒冷室内音乐节其实有着更加本土的缘由。我们并非旨在鼓励培养青年才俊，而是鼓励培养当地的大众。要知道，耶路撒冷是一座走在钢丝上的城市，有着人们无法想象的宗教和政治争端。那里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忧心忡忡地生活着。从文化上讲，在以色列建国之前，耶路撒冷是一座知识的麦加圣地，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音乐家和文化大家都聚集于此。但随着时间推移，耶路撒冷褪尽了往昔的知识荣耀和财富，人们竞相离开，那里成了一座历史名城。我想试图让那里的人民觉得，耶路撒冷在文化上依旧有案可循，于是我找到了灵感。对耶路撒冷来说，我是一个外人，在一些友人、音乐家、媒体人士和音乐学家的邀请下，我们需要为这座城市付出些什么，因为这座城市正在消亡。于是我和几个朋友聊起了成立室内乐音乐节的想法，将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邀请到耶路撒冷，让这座城市重新焕发青春。
●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关于室内乐的非常有趣的评论：“演奏室内乐的人通常比听室内乐的人更加享受。”你觉得呢？
○ 这取决于谁来演奏。演奏室内乐固然让人心旷神怡，但听众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积累才能聆听室内乐。这不像一首大型的交响曲，比如贝多芬的交响乐，庞大的乐队能让你振奋激昂，让你沐浴在声音的海洋里。室内乐需要更为积极的聆听和主动的参与，听众需要成为音乐的一部分。你最好不要边干别的事边听室内乐，室内乐需要你一心一意地集中，成为它的一部分。
● 你现在应该还与基顿·克莱默保有密切的私交。我猜你应该听说过他去年写给瑞士维尔比耶（Verbier）音乐节的一封公开信。你读过这封信吧？
○ 这封公开信最大的问题是他不用剑指维尔比耶音乐节。世界上有很多音乐节，维尔比耶只是其中一个，而且是一个很棒的音乐节，克莱默过去十五年来都和他们保持良好关系，每年都去那里演出。所以他可能觉得受够了。你知道，有两种做音乐的方式，或者说有很多种。维尔比耶是群星闪耀的音乐节，但造星的不是音乐家，而是音乐家周边的人，比如经纪公司、媒体、像你这样的乐评人、唱片公司、公关公司，一条产业链。把尽可能多的大牌们集结到一起，依靠他们的名声和号召力做一个音乐节，确实可以奏效一阵，但恐怕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到最后，这并不是在做音乐，而是在做生意。做音乐是找几个有共同语言的人一起演奏音乐，呈现给大众。我猜克莱默在音乐上对现今的造星运动极为不满，故出此言。而我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就截然不同，没有任何商业味，没有经纪公司，没有唱片公司，没有人在兜售什么。这也不是寻求职业发展，而是年轻人来认识更多的同行，继而朋友之间互相邀请和合作。像雷诺·卡普松（Renaud Capuson）和尼克莱·兹奈德尔（Nikolaj Znaider）这样的大腕，他们来演出的时候还是乳臭未干，无人问津。现在兹奈德尔已经开始指挥了，他是一个很棒的指挥。回到这封公开信，克莱默说的很多话都是对的，但他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维尔比耶音乐节，他不应该争锋相对，指名道姓。
● 无论是从出身还是从婚姻来说，你的家庭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音乐传统。会不会有这样一场家庭音乐会，丹尼尔在指挥，你在弹琴，迈克尔拉琴呢？
○ 我可不这样看。我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生活。我丈夫和我尽量避免以家庭的形象一起演出，这是我们全力区分开的事情。但和迈克尔就另当别论了，迈克尔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个性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不仅仅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的儿子，而是在走一条自己的路。他很聪明，学习哲学，有一颗善于分析的大脑和有趣的性格。我觉得他会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我也乐于和他一起演奏和巡演。你知道，姓巴伦博伊姆其实很累，因为人们对你有了先入之见，对你的演奏有了期望值，人们会说“他可是巴伦博伊姆的儿子”。我觉得这反而是戴在他手上的一副镣铐，而不是一把尚方宝剑。
● 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孩子根本不跟父姓，比如伊戈尔·马克维奇（Igor Markevitch）的儿子。
○ 我们的另一个儿子没有改变自己的姓氏，但改变了自己的行业。他是一个从事嘻哈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制作人兼音乐家，和我们完全不同了。
●作为钢琴伴奏，你和安娜·涅特莱科（Anna Netrebko）和托马斯·夸斯托夫（Thomas Quasthoff）都合作过。钢琴伴奏经常会被独奏或独唱的光环盖过，这会让你感到不快吗？
○从来没有。之所以叫钢琴伴奏，就是为人伴奏，我不介意。如果演奏擅长写歌曲的作曲家的音乐，比如舒伯特，钢琴伴奏反而能让你学到更多。为很多艺术歌曲伴奏，你会在室内乐及钢琴独奏上表现更为优异，这对我们的发展来说尤为重要。它帮助我们发展听觉，理解字词与音乐的关系，因为每个字都有不同的音乐着色。比如你在演奏一首钢琴奏鸣曲，突然间发现有一段音型（modulation）和《冬之旅》一模一样。细微差别的感知之处，便现高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