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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广义在武汉完成了当时极具政治波谱代表性的作品——《大批判》系列，在改革开放以后，安迪沃霍尔等波普艺术家的影响之下，王广义遇见了西方品牌必将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大批判》系列同时也展现了中国的文化的过渡，对中西通俗文化图像的充足，强有力的说明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联系。
关键词：政治波谱；王广义；当代艺术；大批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普无疑是中国艺术中最普遍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中国，便有少数人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主张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正值巅峰。国内这种“跟风”的思想倾向逐渐演变为一种思潮，因而引发了中国上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之中，社会上的政治氛围非常浓厚。“90年代初也正好是中国的艺术市场刚刚形成的时候，艺术市场是80年代没有的现象，那时在追求现代艺术的时候没想到市场，没想到物质利益，当时的社会也处在低水平的平均主义，没有金钱的诱惑。”[1]那个时代所创造出来的作品即使不具备政治意图，但也有可能被赋予政治性的涵义。
王广义，素有中国政治波谱第一人之称，经历过80年代转型，1990年之后的作品《大批判》系列，正出自于这样一个巨大的背景之下的。
王广义1957年出身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他在父亲退休之后成为了一名铁路工人，母亲则是一位家庭主妇，在经历过三年的下乡知青，两年铁路工人，王广义决定参加高考，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当世上没有任何可供你支配的东西时，你唯一可以支配的，就是思想。而我只能选择艺术的道路。”但现实是残酷的，三年报考鲁迅美院都以失败而告终。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浙江美院的一纸通知书给这位绝望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丝曙光。
在波普艺术流行的80年代，艺术家们都陷入了西方艺术形式中不能自拔，而王广义则率先结合中国的国情，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波普艺术。当时社会盛行文化反思和批判，将中国著名的政治形象符号化，通过表现形式表达出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意义时当时的主要手法，《大批判》便是将政治符号与消费符号通过时空的错位与对比来表现对过去政治话语的消解和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反思。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警惕这些外来文化，但是只哟少数人能理解这种声音。1992年的广州油画双年展遍集中展现了政治波谱艺术，这是一个完全市场化、商业化的展览，而王广义的《大批判》荣获了一等奖，这也使的王广义在中国艺术界开始大放异彩。王广义的文革宣传画，利用了波普的画法表达了某种政治性的含义，构成了一个整体的面貌，这就成为了“政治波谱”。
“政治波谱”更确切的说就是运用西方波谱艺术的语言形式，结合中国特定的政治历史图像来反思现实社会，达到艺术形式和文化主题的双重意义。“波譜艺术悄然席卷了中国艺术界，但是，为反对抽象表现主义所追求的”个人化和抽象化的语言表达、与社会生活相脱离、追逐高尚的精英情节“而诞生了美国波普艺术。而中国的政治波谱艺术的初衷并不是反对抽象主义，而是起源于对80年代西方前卫艺术的形式追求和误读，也可以说政治波谱借鉴于西方波谱艺术而区别于他们，中国和美国都不是这两种波普艺术的发源地，但是这两种艺术却分别形象地表现了两国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文化特征。“波普艺术”最早在英国产生，却在美国迎来了它的繁荣时期。工业 革命带来的胜利，使美国消费主义、商业主义和大众文化空前繁荣。波普艺术”遵循着“艺术即生活的原则”，从美国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中提取素材，用一系列的机器制作方式拓展绘画的 表现方法，生动地表现了战后美国社会的特点。“政治波普”最早产生于法国，由艺术家艾豪创立。中国众多的波普艺术家，借鉴了波普艺术的形式语言，把中国社会中流行的商业符号和文革时期的政治图像并置在一起。他们通过两种符号的对比，来表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特定语境下，社会生活和文化所面临的冲突。这种画法在国内是新鲜的，前卫的，王广义一早便遇见了西方品牌将进入中国市场并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这幅历史性画作是展现其预示性的典范，生动描画出中过21世界多元文化交融的本质。
一位艺术家风格的转变，无非就是两种形式，一是对过去绘画的形式与内涵完全颠覆，而是对以往艺术的发展和深入探索，王广义就是属于后者。“王广义对幼年时期大众文化图像的关注和记忆使他创作出了《大批判》这一经典作品。王广义曾说过：‘批判是人民创造的，其实我没有做什么，我的艺术都是来自于人民之手’。这些话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他的对大众文化的关注。”[4]王广义后来的“大批判系列”仍然是文革记忆的延续，但他把现实与历史结合起来，将两者的标志性图像进行拼贴与并置。不过“大批判”比“毛泽东像”更具有波普性质，因为他在图像的处理上完全排除了绘画性，将商业广告的复制与色彩和历史图像相结合，真正进入波普的形态，而且其政治性也一目了然。这种政治性不是政治现实的批判，而是个人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记述，其意义在于前卫不再是形式主义的空中楼阁，而是立足于现实的生活与经验。
如今的王广义所创造的艺术作品，更多的是强调政治与艺术、宗教与艺术。政治、艺术、宗教、信仰都是些属于中性的词，不会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我更强调一个中性的立场，我的立场是不确定的。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太简单，我提供了一个中性的词汇，当人们看到的时候会产生他们自己的一种感受。“
王广义是最早挪用“文革”图像和国外商标这些 典型符号进行创作的画家之一，在“大批判”系列中，他对不同文化情景中的政治、社会、历史和商业等一 系列符号和图像的把握，展现了他对政治与历史、商业与文化的视觉图像的把握和组织能力，虽从形式上仿效波普，但本质上则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达到了嘲讽和消解的目的。每一个符号都有自身能指与所指的意义，但它们又处于一个复杂的、交错的意义系统中。而挪用的策略是，作者可以在挪用的过程中，对过去的能指与所指意义进行拆解，将被挪用的文本置入一个新的意义系统，使其产生新义。但这一切是悄悄地完成的，过程看起来普通、自然。[5]但是，政治化的想象也有可能会是反向的，当代东欧某些国家的艺术家完全逃离了政治，他们的艺术几乎生活在了真空里面，还有一类，可以称之为“商业文化图像”，关注与商业社会的图景在中国当代文化当中是如何“变异”的只有诉诸欧美人群对中国的这种“现代想象”的艺术，才被他们视为“有趣的艺术”。在这个强大的客体世界，我们的思想被媒体支配，意识被电视支配，消费被符号支配，生活被网络支配。人远离的不只是自然，人的自然本质也物化为这个物欲世界的物。当人们日益顺从于这些支配的时候，只有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才能发出批判的声音，这当然也包括青年的人群，这些青年艺术家的价值也在于此。
参考文献：
[1]《政治波谱的历史变迁》，易英，中央美术学院，2007.4.20，摘自南京艺术学院学报12页28行
[2]《大批判——可口可乐》，王广义，200*200cm，布面油画，1990年
[3]《大批判——万宝路》，王广义，175*175，布面油画，1992年
[4]《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与王广义的“政治波普”之比较》，尹艳婷，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摘自大众文艺44页37行
[5]《当代艺术中的挪用》，钟远波，重庆文理学院美术学院，摘自《视觉中国》155页5行
关键词：政治波谱；王广义；当代艺术；大批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普无疑是中国艺术中最普遍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中国，便有少数人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主张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正值巅峰。国内这种“跟风”的思想倾向逐渐演变为一种思潮，因而引发了中国上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之中，社会上的政治氛围非常浓厚。“90年代初也正好是中国的艺术市场刚刚形成的时候，艺术市场是80年代没有的现象，那时在追求现代艺术的时候没想到市场，没想到物质利益，当时的社会也处在低水平的平均主义，没有金钱的诱惑。”[1]那个时代所创造出来的作品即使不具备政治意图，但也有可能被赋予政治性的涵义。
王广义，素有中国政治波谱第一人之称，经历过80年代转型，1990年之后的作品《大批判》系列，正出自于这样一个巨大的背景之下的。
王广义1957年出身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他在父亲退休之后成为了一名铁路工人，母亲则是一位家庭主妇，在经历过三年的下乡知青，两年铁路工人，王广义决定参加高考，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当世上没有任何可供你支配的东西时，你唯一可以支配的，就是思想。而我只能选择艺术的道路。”但现实是残酷的，三年报考鲁迅美院都以失败而告终。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浙江美院的一纸通知书给这位绝望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丝曙光。
在波普艺术流行的80年代，艺术家们都陷入了西方艺术形式中不能自拔，而王广义则率先结合中国的国情，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波普艺术。当时社会盛行文化反思和批判，将中国著名的政治形象符号化，通过表现形式表达出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意义时当时的主要手法，《大批判》便是将政治符号与消费符号通过时空的错位与对比来表现对过去政治话语的消解和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反思。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警惕这些外来文化，但是只哟少数人能理解这种声音。1992年的广州油画双年展遍集中展现了政治波谱艺术，这是一个完全市场化、商业化的展览，而王广义的《大批判》荣获了一等奖，这也使的王广义在中国艺术界开始大放异彩。王广义的文革宣传画，利用了波普的画法表达了某种政治性的含义，构成了一个整体的面貌，这就成为了“政治波谱”。
“政治波谱”更确切的说就是运用西方波谱艺术的语言形式，结合中国特定的政治历史图像来反思现实社会，达到艺术形式和文化主题的双重意义。“波譜艺术悄然席卷了中国艺术界，但是，为反对抽象表现主义所追求的”个人化和抽象化的语言表达、与社会生活相脱离、追逐高尚的精英情节“而诞生了美国波普艺术。而中国的政治波谱艺术的初衷并不是反对抽象主义，而是起源于对80年代西方前卫艺术的形式追求和误读，也可以说政治波谱借鉴于西方波谱艺术而区别于他们，中国和美国都不是这两种波普艺术的发源地，但是这两种艺术却分别形象地表现了两国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文化特征。“波普艺术”最早在英国产生，却在美国迎来了它的繁荣时期。工业 革命带来的胜利，使美国消费主义、商业主义和大众文化空前繁荣。波普艺术”遵循着“艺术即生活的原则”，从美国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中提取素材，用一系列的机器制作方式拓展绘画的 表现方法，生动地表现了战后美国社会的特点。“政治波普”最早产生于法国，由艺术家艾豪创立。中国众多的波普艺术家，借鉴了波普艺术的形式语言，把中国社会中流行的商业符号和文革时期的政治图像并置在一起。他们通过两种符号的对比，来表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特定语境下，社会生活和文化所面临的冲突。这种画法在国内是新鲜的，前卫的，王广义一早便遇见了西方品牌将进入中国市场并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这幅历史性画作是展现其预示性的典范，生动描画出中过21世界多元文化交融的本质。
一位艺术家风格的转变，无非就是两种形式，一是对过去绘画的形式与内涵完全颠覆，而是对以往艺术的发展和深入探索，王广义就是属于后者。“王广义对幼年时期大众文化图像的关注和记忆使他创作出了《大批判》这一经典作品。王广义曾说过：‘批判是人民创造的，其实我没有做什么，我的艺术都是来自于人民之手’。这些话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他的对大众文化的关注。”[4]王广义后来的“大批判系列”仍然是文革记忆的延续，但他把现实与历史结合起来，将两者的标志性图像进行拼贴与并置。不过“大批判”比“毛泽东像”更具有波普性质，因为他在图像的处理上完全排除了绘画性，将商业广告的复制与色彩和历史图像相结合，真正进入波普的形态，而且其政治性也一目了然。这种政治性不是政治现实的批判，而是个人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记述，其意义在于前卫不再是形式主义的空中楼阁，而是立足于现实的生活与经验。
如今的王广义所创造的艺术作品，更多的是强调政治与艺术、宗教与艺术。政治、艺术、宗教、信仰都是些属于中性的词，不会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我更强调一个中性的立场，我的立场是不确定的。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太简单，我提供了一个中性的词汇，当人们看到的时候会产生他们自己的一种感受。“
王广义是最早挪用“文革”图像和国外商标这些 典型符号进行创作的画家之一，在“大批判”系列中，他对不同文化情景中的政治、社会、历史和商业等一 系列符号和图像的把握，展现了他对政治与历史、商业与文化的视觉图像的把握和组织能力，虽从形式上仿效波普，但本质上则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达到了嘲讽和消解的目的。每一个符号都有自身能指与所指的意义，但它们又处于一个复杂的、交错的意义系统中。而挪用的策略是，作者可以在挪用的过程中，对过去的能指与所指意义进行拆解，将被挪用的文本置入一个新的意义系统，使其产生新义。但这一切是悄悄地完成的，过程看起来普通、自然。[5]但是，政治化的想象也有可能会是反向的，当代东欧某些国家的艺术家完全逃离了政治，他们的艺术几乎生活在了真空里面，还有一类，可以称之为“商业文化图像”，关注与商业社会的图景在中国当代文化当中是如何“变异”的只有诉诸欧美人群对中国的这种“现代想象”的艺术，才被他们视为“有趣的艺术”。在这个强大的客体世界，我们的思想被媒体支配，意识被电视支配，消费被符号支配，生活被网络支配。人远离的不只是自然，人的自然本质也物化为这个物欲世界的物。当人们日益顺从于这些支配的时候，只有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才能发出批判的声音，这当然也包括青年的人群，这些青年艺术家的价值也在于此。
参考文献：
[1]《政治波谱的历史变迁》，易英，中央美术学院，2007.4.20，摘自南京艺术学院学报12页28行
[2]《大批判——可口可乐》，王广义，200*200cm，布面油画，1990年
[3]《大批判——万宝路》，王广义，175*175，布面油画，1992年
[4]《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与王广义的“政治波普”之比较》，尹艳婷，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摘自大众文艺44页37行
[5]《当代艺术中的挪用》，钟远波，重庆文理学院美术学院，摘自《视觉中国》155页5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