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一些文史资料，发现一些“黑暗的趣闻”，比如李鸿章每次对外借债总要有一定比例的抽成，这使得他在正常经营之外有巨额家资；盛宣怀的父亲和李鸿章原有同窗之谊，盛宣怀得以入李幕有近水楼台的优势；袁世凯让周学熙办理金融与产业固然与周本人的能力有关，但也记了周学熙父亲周馥在他穷困时相助的慷慨，周学熙本人依此致富…… 千百年来的小说家和说书艺人将一切都神化，于是需要希望的民众借助他们寄托自己的理想或者愿望，找他们倾诉甚至许愿，最终这些原本活生生的人渐渐变成图腾，变成神灵。更多的书籍都旨在“造神”而只关注这些人的“神性”却更少关注他们真实的人是怎样的。至于造神的原因，大家日渐心知肚明，而将神人拉下神坛注入人情味确是我们文化中做得不够的工作，似乎要冒着欺师灭祖的风险。 好在有人也乐于做这个工作，尽管这种“打假”的工作对很多人而言简直是“异端邪说”，但却挖掘出那些被埋没进历史灰尘的人，展现出那些比虚假的神话形象更有趣的人和事。比如鲁迅就做过这样的工作：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到，晋人轻裘缓带，宽衣，被看做高逸的表现，其实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而他们吃的药名为五石散，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 赤石脂，这玩意是有毒的；吃完了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不能常洗，因此就生虱子。“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用现代语言总结起来，这些魏晋名士的风流其实是和有钱还嗑药有关。因为有钱才嗑得起药，而嗑得起药的人又形成圈子，和现在娱乐圈聚众吸毒差不多——至于“风流”，也不见得真是那么风流。 鲁迅的话还是可信的，不是因为他是战士，也不是他在教育部做了十余年的公务员，而是因为他是学医的，并且研究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不过我知道这些不是因为鲁迅的文章或者演讲，而是因为汗青的书《历史精英图谱：历朝人物品藻》，作者仔细并深入研究了魏晋风流的真实情况，鲁迅的文字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借用的资料，换言之，有关春药与名士，作者有比鲁迅更明晰和专注的论述。 这本书中还原的真实不只这些，作者把更多在民间被神化的人物的真实情况借助详实又有趣的史料剖析开来：关羽并不是民间传说或者小说唱本中的忠肝义胆不近女色，反而因为一个怀有身孕的别人的老婆和曹操闹翻；而诸葛亮也不似《出师表》自己鼓吹的那种千古第一死而后已的忠臣，相反倒是不太把幼主放在眼里，有了几分鳌拜和和珅的味道，无论你信不信服不服，反正作者有证据并且言之有理；史可法也不是中学课本中那个民族英雄，一如袁崇焕既不是第一忠臣也不是第一奸臣……作者写到数十人，人人有趣，人人的真实情况都可以让人掉下巴。就因为这些，在成稿之时作者以及作者的文章曾被人揭批，原因是亵渎神人，揭批者认为作者告诉读者关二爷的真实情况便是无赦之罪，现在看来简直有些滑稽了。 即使我们从文史的立场和角度去探究关二爷的真相，作为实用主义的国人，该拜二爷还是会拜的。就像欧洲文艺复兴就旨在打破神学权威，因为只有打破神为中心的世界才能建设人为中心的世界，但是现在西方世界信仰上帝的仍旧很多人，也不妨碍人类的进步。之于图书，所以“神下马”“人上位”又如何？有趣又有见识的人当然会读有趣又有见识的书。